围绕中国现当代文论“失语症”形成的各种意见，大致可以根据其所关注的问题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我国古代文论的存在现状问题，我们逐步摆脱了古代文论的常用词汇和言说方式，是否意味着我们彻底丢弃了传统文论的思维方式？二是关于西方文论在我国现当代文论发展过程中的存在形态问题，我们所接受的西方文论（包括俄苏文论），与西方本土的文艺理论是否完全一致，其间有没有根据我国的文学实践被逐步修正过的成分？三是在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究竟应该逐步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还是继续以西方文论为主构建我国当代文论，抑或只是将两者都当作我国当代文论发展可以借鉴的理论资源，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何者为主，何者为次的问题。
关于西方文论在我国现当代文论发展过程中的存在形态，曹教授也有两种看似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我国“五四”以来的文论发展整个就是从西方那里拿来的，“当文坛上到处泛滥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象征、颓废、感伤等等西方文论话语时，中国现当代文论就已经失落了自我。
她并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话语系统，而仅仅是承袭了西方文论的话语系统”。
这与曹教授关于中国文论的“失语”之说也是完全一致的。
另一方面，曹教授又承认“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因为受翻译和中国文化现实的影响，已经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中国自己的特点”。
曹顺庆教授的意见可以明确地概括为：对西方文论的吸收必须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我们必须从根本上结合中国的学术规则，以中国的运思方式、话语习惯为主，来吸收和改造西方文论”。
根据曹教授一贯的看法，中国现当代以来是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规则的，因而，他所说的“中国的学术规则”、“中国的运思方式、话语习惯”，也就只能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规则了。
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首先要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然后结合当代文学实践，融汇汲收西方文论以及东方各民族文论之精华，才可能重新铸造出一套有自己血脉气韵，而又富有当代气息的有效的话语系统。
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失语症产生原因：首先,关于中国古典文论的传统中断,其固有的精神创生能力丧失殆尽的说法。
其次,关于西方文论话语的霸主地位。
最后,关于全球化必然使中国古典文论患染失语症这一说法与第二种意见有着内在的联系。
从系统思维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世界文论话语还是中国文论话语,都可以分别看作一个独立的系统,而系统首先是多样性与多元性的统一;既然如此,中国文论话语在世界文论话语中的场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此即意味着患染了失语症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必须摆脱目前的非话语状态,重新确立自己的言说方式。
笔者认为,要实现这一目的,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尴尬的局面,单单靠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是难以完全胜任的,更重要的是应该在思维方法上来一次彻底性的大转变引入系统思维。
在世界话语系统化过程中,被动地接受整合是没有出路的,是无助于消除失语症，变失语为言说的。
只有积极地投身到世界话语系统化的结构中来,充分利用世界系统的多元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特性,在挖掘、整理、研究中国古典文论和吸收包括西方各国在内的世界其他民族文论话语中有益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成分的基础上,以世界文明转型为契机,促成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从而打破世界文论话语体系的既有结构,才能使中国文论话语作为一种富有活力与精神创生力的话语参与到这一系统中来,在新的世界文论话语结构中积极言说,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文论失语症所引发的问题至少包括:第一,如何认识20世纪中国文论?第二,西方话语是否能够表达我们的本土经验?第三,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文论的转型?第四,如何区分文化交流和文化殖民?第五,中国现代文论、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的异同何在?第六,如何评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第七,回归传统文化与文论是否可能?第一,文论失语症提出的前提是20世纪中国文论已完全西化,但20世纪中国文论到底在何种程度和什么层面上被西方化是需要讨论的。
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大多停留在知识论和技术操作的层面,我们获得的是西方文论思潮的具体观点和方法论程序,文论背后的文化精神还没有融入当代中国。
断言我国当代文论全面失语,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定了接受者的主体性。
第二,失语症论者大力批评以西释中,认为西方理论隔膜于本土经验,从而否定了西方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的合法性。
文论失语症论者认为,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以西方的理念知识整体切换中国传统的经验体悟式知识,这种文学理论隔离于本土生活世界,理念知识的先在性必然导致对于文学的盲见。
第三,为了重建中国文论,失语症论者提出了汉语批评的方案,但没有提出可操作性的策略,没有落实为具体的文学文本解读。
第四,失语症论者指出,我们所用的理论范畴都是别人的,我们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没有自己解读文学的规则,中国古代文论在解读文学现象时无用武之地,因此,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是当前文学理论建设的要义。
第五,失语指的是没有自己的学术规则,规则不是范畴,是深层的支配学术范畴的东西,论者认为,这就是中国文论讲的象外之象、韵外之至、言外之意、虚实相生等。
第六,失语症论者一再指责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导致了传统文化和文论的失语,延此逻辑,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语导致了中国当代无法产生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
笔者与陶东风教授都承认中国文论重建的必要性,但陶教授主张以西方为主来实现中国文论重建,而笔者主张以中国文化与文论为主来重建中国文论。
正如陶教授所坦言:/到底是以中国当今的现实为基础还是以中国的传统文论为基础来判断中国文论是否失语及如何重建,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笔者与曹先生的最大分歧所在。
在他看来,不必讳言的是:相比于中国古代文论,西方现当代文论在解释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时要相对合适一些,这是因为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后出现的文学,与西方现当代文学存在更多的近似性;因此,我们的文论重建之路恐怕更多地只能借鉴西方的理论。
陶教授在这里似乎是强调以当今现实为主,但当今现实已经是西化了的现实,所以陶教授当然只能不必讳言更多地,甚至只能借鉴西方的理论。
笔者也想说一句不必讳言的话,陶教授走的仍然是中国已经走了近百年的西化老路,是一条向西方靠拢而继失语的老路,这条道路走到头是个什么结果,难道还用再说吗?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论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而要实现-中国化.首要的不是处处紧追西方,而应处处以我为主,以中国文化为主,来-化西方.,而不是处处让西方-化中国。
蒋寅先生在文章中称:在2003年的古代文论年会上,有学者向曹顺庆教授质疑-失语症.的提法,他回答这只是一个策略,希望引起大家对文学理论危机的重视,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
既然顺庆兄翻开底牌,等于为这个话题亮了红灯。
这里,蒋先生存在着极大的误解。
学术无禁区,对于任何一个学术问题,包括失语症问题,笔者没有权力亮红灯,蒋先生也没有权力亮红灯,学术需要在不断的争鸣与讨论中才能越辩越明。
蒋先生在反思失语症时,一方面断定失语症是不能成立的命题,是一种逻辑虚拟和理论错觉;另一方面又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理论的发言权和解释能力,变成无对象的言说。
既然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丧失了发言权和解释能力,却又认为它没有失语,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蒋先生的矛盾源于他对失语症的误解,在他看来,-失语.就是-失学.,失文学,失中国文学,失所有的文学。
什么时候,真正的文学研究专家多了,举世钦佩的学者多了,中国学术界就不-失语.了。
他把会不会失语看成是否有学问、学术功底优劣的问题。
关于失语与学术功底的关系,笔者一开始提失语症时就明确指出,失语与学术水平的高低并没有必然联系;一些学者,甚至一些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研究专家,也不可思议地出现解读的困难,其情形是非常严重的!这种解读能力的低下,并非意味着古代文学与文论专家水平不高,而是所操文论话语不同所致。
用与中国话语差别甚大的西方文论话语规则来解读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当然就会出现误读和曲解。
因为笔者所说的话语是专指不同的文化规则,失语是指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规则,而并非什么失学,或外语不好之类。
周宪先生主要是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复杂关系中思考失语症问题。
在他看来,全球化与本土化并不是一个绝对二元对立的关系,我们没有必要在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时候,急切地进行本土化,急切地寻找自己/正宗的民族文化和纯粹的本土文化。
他认为,失语症是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其失误在于它以传统来解释、定义和捍卫传统,而不把传统本身看着一个发展的变化的范畴。
文化原教旨主义说法是在不理解失语症含义的基础上扣帽子。
笔者并没有捍卫文化的民族性和纯粹性,也并不认为传统是一成不变的。
笔者早就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努力目标是融汇中西,自铸伟辞,希望通过对传统话语的清理、中西对话研究而激活中国固有的文论精神和话语能力,在-杂语共生.的局面中广取博收,逐步建立起既扎根于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又适合于当代文学实践的中国文论新话语。
既然是融汇中西、中西对话、杂语共生,怎么能够理解为捍卫传统、文化原教旨主义呢?与此相似的是把失语症视为文化复仇情绪的典型代表,认为失语症说法是力图立足中国传统,构建一套本土性话语体系,想以此来抵抗西方的话语权威,从而实现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对话语权的争夺。
难道说立足中国传统的话语重建是错误的吗?只有靠拢西方才不算/文化复仇吗?董学文先生从现当代文论,尤其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角度反对失语症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提法。
在他看来,-重建.论,固然有强调恢复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在文论建设上重要地位的积极性,但它的根本弱点和致命错误在于无视和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与中国社会和文学实践结合过程中已经形成的带本土化(民族化)特色的完整系统的合理性,全盘否定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建设做出的成绩。
这一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笔者所反对的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大力提倡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二十八个半布维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
早在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就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就是马克思主义批评中国化的突出成就。
近年来,笔者着力探讨文学理论的他国化规律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认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是重建中国文论的一条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