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摘要〕：一、我国缓刑制度的概念和特征。
缓刑制度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一是具有非监禁性的特征；二是我党“惩办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刑罚适用中的具体体现；三是从我国适用缓刑制度的社会效果来看；四是从适用缓刑制度的重要意义看。
二、我国适用缓刑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存在问题：一是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缓刑的适用缺乏具体，科学的评价标准，导致缓刑适用的地区差别、个案差别较大；二是对职务犯罪的缓刑适用失之过宽，与人民群众的要求严惩腐败的呼声形成强烈反差；三是缺乏制度化的缓刑考察规范，监管工作无章可循。
形成原因：一是法律规定本身的原因；二是经济体制改革使社会管理手段发生了变化；三是实际执行的原因。
三、我国缓刑制度的立法完善。
一是立法机关对72条应做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二是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界定；三是将缓刑适用的原则、条件、范围等作出具体规定；四是建立规范的缓刑考察机制和工作制度；五是建立和完善对缓刑犯奖惩制度；六是建立适用缓刑的前科考察制度；七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强化个案缓刑适用的监督，保证缓刑适用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摘要〕：一、我国缓刑制度的概念和特征。
缓刑制度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一是具有非监禁性的特征；二是我党“惩办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刑罚适用中的具体体现；三是从我国适用缓刑制度的社会效果来看；四是从适用缓刑制度的重要意义看。
二、我国适用缓刑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存在问题：一是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缓刑的适用缺乏具体，科学的评价标准，导致缓刑适用的地区差别、个案差别较大；二是对职务犯罪的缓刑适用失之过宽，与人民群众的要求严惩腐败的呼声形成强烈反差；三是缺乏制度化的缓刑考察规范，监管工作无章可循。
形成原因：一是法律规定本身的原因；二是经济体制改革使社会管理手段发生了变化；三是实际执行的原因。
三、我国缓刑制度的立法完善。
一是立法机关对72条应做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二是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界定；三是将缓刑适用的原则、条件、范围等作出具体规定；四是建立规范的缓刑考察机制和工作制度；五是建立和完善对缓刑犯奖惩制度；六是建立适用缓刑的前科考察制度；七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强化个案缓刑适用的监督，保证缓刑适用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概念、特征；比较；问题、原因；对策一、我国缓刑制度的概念和特征。
缓刑，一般的说是指对于判处某种刑罚的犯罪分子，在遵守一定条件下，不执行原判的刑罪制度。
缓刑，最初适用于英国。
但仅仅是对某些犯人进行训斥，并责令具结悔过，保证不再重犯，始于宥谅，交付监督而释放的一种方式。
缓刑制度自创立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现已成为被各国刑法所采用的一项正式的刑法制度。
当前，各国刑法所规定的缓刑主要有刑罚暂缓宣告、刑罚暂缓执行和缓予起诉三种。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缓刑，属于刑罚暂缓执行，即对原判刑罚附条件不执行的一种刑罚制度。
根据我国刑法典第72条至77条的规定，我国刑法中的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其刑罚的执行，若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不再犯新罪，或者未被发现漏罪，或者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原判刑罚不再执行的制度。
此为我国刑法中的一般缓刑制度。
缓刑不是刑种，而是刑罚具体运用的一种制度，是刑罚裁量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
宣告缓刑必须以判处刑罚为先决条件。
缓刑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一是在犯罪分子的罪行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具有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刑罚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对犯罪人判处刑罚，同时宣告暂缓执行。
二是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执行原判刑的可能性，即在考验期内，犯罪分子不再犯新罪，或者未被发现漏罪，或者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有关规定，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如果再犯新罪，或者发现漏罪，则应撤销缓刑，把前罪与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数罪并罚的原则，决定执行的刑罚；如果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有关规定，则应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一)刑之宣告犹豫制，或称缓刑宣告刑罚主义，即初犯轻罪之被告，虽经确定为有罪，但不仅不交付执行，而且还不宣告其有罪，而于一定期间内考验其行状，倘以善行经过此期间则赦免其刑。
缓刑制度的存在有其必然性：1、这一制度具有非监禁性的特征，可以克服因监禁条件的限制，偶犯和累犯、重犯和轻犯杂居在一起而容易产生交叉感染的弊端，有利于短期自由刑罪犯的改过自新。
这一制度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它不是一种对罪犯放任不管的消极措施，而是把罪犯放在社会上进行矫治的积极的预防犯罪的制度。
2、从我党“惩办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来看，缓刑制度就是这一政策在刑罚适用中的具体体现。
一方面，缓刑制度强调对于罪刑较轻、恶性不深、有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人采用不把他们关闭在狱中，不剥夺其自由的方法，而将其置于社会中，进行监督改造。
另一方面，缓刑制度既非无罪判决，也非免除刑罚，而以刑罚的强制力为后盾，以犯罪人在缓刑考验期内不再犯新罪为“原判的刑罚不再执行”的条件；如果再犯罪，则撤销缓刑，新老帐一块算，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按照数罪并罚原则，予以执行。
另外，缓刑制度对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具有重要的作用。
3、从我国适用缓刑制度的社会效果来看。
(1)有利于调动罪犯自我改造的积极性。
对符合条件罪犯适用缓刑制度，把他们放在社会上监督改造，既可以减少和避免监管场所中因交叉感染而造成恶性循环的现象，同时也能够消除他人同政府的对立情绪，鼓励他们自觉地弃旧图新，进行思想改造。
(2)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生产的发展。
被判处缓刑的罪犯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他们会加倍努力工作，为社会多做贡献，以此来洗刷掉自己过去的耻辱，报答政府给予他们的宽大处理。
(3)有利于调动社会力量，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
缓刑制度的实质是依靠社会力量对轻刑犯进行监督改造。
把缓刑犯放在社会上，让他们生活在群众中，就可以调动广大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对罪犯进行监督、教育改造。
(4)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家庭的稳定，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5)有利于减轻劳改机关的压力，使劳改机关集中力量改造重刑犯。
4、从适用缓刑制度的重要意义看。
(1)缓刑有助于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最优化地发挥刑罚的功能。
(2)缓刑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
刑罚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
实现刑罚目的的途径主要是对犯罪人判处并执行刑罚，但这种主要取决于犯罪人的主观努力，在以自律为主的社会生活中获得的特殊预防效果，较这将犯罪人收押于监禁设施内执行刑罚，在以他律为主的监禁生活中获得的特殊预防效果，相对更为可靠。
(3)缓刑是实现刑罚社会化的重要制度保障。
被宣告缓刑者避免了因实际执行刑罚而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在不脱离社会的条件下，既感受法律的威严，也亲身体会到法律和社会的宽容，从而较自觉地完成改造任务，收到实际执行刑罚之效，并避免了因实际执行刑罚而带来的种种不良影响。
二、我国适用缓刑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一)、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缓刑的适用缺乏具体，科学的评价标准，导致缓刑适用的地区差别、个案差别较大。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只有“判处三年以下”的刑期条件是相对确定的准客观标准，其它两个条件“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则更多是一种主观标准。
对犯罪分子是否适用缓刑，主要取决于法官的主观认识和判断，也即取决于法官对犯罪分子的宽恕程度。
不同的法官对同样案件，同一法官在不同时期对类似案件，由于主观认识的变数较大，其所作的判决不尽相同。
由于法官群体对适用缓刑的意义及作用也存在认识差距，所以地区之间也存在适用缓刑工作开展的不平衡。
具有可比性的案件在甲地判缓刑居多，而在乙地即判实刑的居多。
相类似的案件所判处的刑罚存在较大的差距，导致刑罚的公正性、权威性受损，不利于树立司法公正的形象。
在缓刑适用中另有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办案人员个别钻法律临界点的空档，为适用缓刑而降格判刑。
一般来说，缓刑适用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
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是否可以适用缓刑呢？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含本数三年。
有的一审法院正是钻了这个“空子”，把本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恰好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表面上看，有的案件被判三年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既是在法定幅度内量刑，又不违背缓刑的法律规定，又可以使被告人免受牢狄之苦，但实际上确实存在罚不当罪的问题。
量刑幅度在三年以上至七年或十年以下的缓刑案件，究竟哪类案件不能适用缓刑，立法上是空白的，使个别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也受到极大影响。
缓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刑法对量刑幅度规定了九格。
刑法规定的九个格依次反映了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
如果量刑幅度在三年以上至七年以下，但犯罪行为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其量刑的“格”显然不在三至五年的范围，否则就是“降格”量刑。
二是在具体案件中，若犯罪情节一般，法定量刑幅度在三至七年，符合缓刑法定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
但是，如果犯罪行为，性质都较为严重，具有一定社会危险性，那么在三年这个“坎”量刑时就不宜适用缓刑幅度，更不能“降格”量刑。
三是虽然刑法规定了若干罪名的量刑都有三至七年或十年的量刑幅度，但是犯罪性质不同、危害后果不同，社会危险性就不同。
比如，走私武器、弹药罪，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鉴于该犯罪性质和犯罪后果、社会危险性等方面的严重性，笔者认为一般不宜适用缓刑而降格判刑。
即使犯罪分子具有法定减轻情节，也要严格依照缓刑的法定条件衡量，不能轻易适用缓刑。
缓刑适用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的主要表现：(1) “悔罪表现”的具体含义不清。
实践中，有的认为只要能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就可以认为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缓刑；有的认为，适用缓刑必须是被告人有真诚的悔罪表现，不仅要彻底坦白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而且要有其它的实际行动，如：如实交待同案犯、积极采取补救措施防止危害后果的发生、积极进行退赃或经济赔偿、自首等。
理解和掌握的标准不同、直接影响了缓刑适用的平衡。
(2) “不至再危害社会”主观性强，缺乏评判的辅助标准。
以致一些主观恶性深、性质严重的危害社会的犯罪也仅凭法官认为不会再危害社会而判缓刑，结果缓刑考验期未到就又犯新罪。
(3)立法对缓刑适用的导向不明。
一般说，对过失犯罪因其主观恶性不大，应当倡导多判缓刑，而对性质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如抢劫、强奸、贩毒等就应限制或禁止判缓刑。
但立法上并无相应的司法指引，造成应判缓刑的不判，而不应判缓刑的却判了缓刑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立法精神不明，造成对缓刑的监督纠正困难。
(二)、对职务犯罪的缓刑适用失之过宽，与人民群众的要求严惩腐败的呼声形成强烈反差贪赃枉法、滥用职权的犯罪分子被群众骂称为“贪官污吏”，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些人深恶痛绝，希望司法机关对腐败分子予以严惩的呼声非常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