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主观故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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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主观故意探析
摘要：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对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的认识存在分歧。本文论述了如何理解和认定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分析了合同诈骗罪的故意表现形式，认为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不可能是间接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直接故意又包括事前直接故意和事后直接故意两种形式。
关键词：非法占有；直接故意；间接故意。
我国1997年新《刑法》第22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是合同诈骗罪。按照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该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该罪的主体是个人或者单位，客观方面表现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数额较大的行为。因合同诈骗罪有别于其他诈骗罪，而被放置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
在刑法学理论上，对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客体、客观方面没有很大争议，惟独在主观方面却众说纷纭，尤其是对故意内容和故意的形式的认识有很大的分歧，本文试图对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对理论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内容：如何理解和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
合同诈骗罪的故意内容就是“非法占有为目的”，关于这一点，学者没有什么争论，但是，在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和认定上，还存在不同的意见。而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与合同纠纷往往难以区别，故意内容“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对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
占有,按照民法学上的解释,就是单位或个人对于财产的实际管领或控制,它只是物的所有权中的一项权能。而“非法占有”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地占有他人的财物。如果根据法学上的这种通常理解,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可以理解为:以非法取得对他人财物的实际控制为目的。这是民法学上对非法占有的理解。在刑法学上，学术界对非法占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不仅包括行使财产所有权中“占有权”这项权能,而且还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即包括了财产所有权的全部四项权能。如果照此理解,刑法上的所谓“非法占有”
的故意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非法据为己有”的故意,即：行为主体不仅想非法取得对他人财物的实际控制,而且还欲对该财物进行自由支配(使用、收益和处分)。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所谓“非法占有”,严格的解释应为完全地、长期地非法拥有他人财物所有权。这种观点更强调了行为主体非法对他人财产所有权进行完全长期地占为己有的故意。
我们认为，刑法学理论对“非法占有”的理解,与民法学领域中的“非法占有”存在一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刑法理论对非法占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动态的意义上以行为为中心进行的,而在民法上对非法占有主要是从静态上进行研究。
2、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不考虑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意图，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不影响民事行为本身的效力。而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则依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表现上看，是行为人使财物脱离了合法所有人的控制，同时也包含行为人对他人财物自由支配的意图。
3、构成犯罪的非法占有行为,行为人实施这种不法行为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非法利益,因此,就必然排斥对民法上有关恢复原状、返还原物和赔偿损失等赔偿义务的履行。
为此，我们应从两方面看待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一是从行为的表征上看,“非法占有”就是对他人财物的非法控制；二是从行为人的罪过分析,“非法占有”包含有欲自由支配他人财物的内心意念。对于刑法上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方面,不能仅仅理解为就是行为主体“控制”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这种理解只注意行为的表面现象；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理解为必须是行为主体具有长期、完全、自由地支配他人财物的目的,因为在司法实践中要证实行为人是否“想长期、完全占有他人财产”,往往困难很大,特别是对于合同诈骗罪而言更是如此。
我们主张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理解为：行为人所积极追求的,非法控制他人财产、并使该财产的原合法所有人失去对财产控制的目的。使财产脱离原所有人控制就意味着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就可以认定行为主体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据此,合同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指行为人在利用合同手段从事诈骗行为时,主观上存在的意图使财物脱离合同关系人(包括对方当事人和与合同有关的第三人)的控制而进行非法支配以获取非法利益的心理状态。使财物脱离了合法所有人的控制，就意味着行为有了继续非法使用、取得、收益和处分财物的条件。将行为人使财产脱离了合法所有人的控制作为“非法占有”的行为特征，认定行为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更容易把握。
(二)对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从证据角度上看，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行为人自己的口供;二是通过行为人的客观上的表现来推定，从司法实践来看，许多案犯在归案后都会极力用“经济纠纷”作为幌子掩饰行为诈骗性质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较少案犯会主动供认自己犯罪行为，所以，如何从行为人
的客观方面的表现来推定其主观上的意图，就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
1、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各种观点以及对其评价
刑法学界对“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以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能力为标准，即只要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自身没有履行能力，就可以推定其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种观点所说的履行能力标准虽然明确可行，但具有不确定性。因为行为人的履行能力不是固定不变的，实践中间就存在这样的情况：行为人订立合同时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由于经营不善或其他客观原因，丧失了履行能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此时行为人产生了非法占有的意图。也可能存在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的情况，只是以这种履行能力引诱对方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或者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没有履行能力，但合同签订后具有了这种能力。此外，履行能力还可能因为行为人在合同中地位发生变化而变化。由于我国合同法已经承认了隐名代理，居间合同在实践中也普遍存在，因此许多人尽管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没有履行能力，但他可能通过取得有履行能力的第三人支持而使自己由合同的本人转变为代理人或居间人，使合同依然可以履行，可见，履行能力标准不适宜作为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以合同纠纷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履行合同，但是合同是真合同，没有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而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签订的合同是假合同，是诈骗的手段，可以依据行为人签订合同的真假判断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至于如何鉴别合同的真假，应根据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行为分析，符合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就是假合同。我们认为依据行为人是否签订假合同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是比较片面的，也是把问题太简单化了。真假合同的概念本来就没有法律根据，在民法中只有合同有效、合同无效的概念。按照这种观点，区分真假合同是为了认定合同诈骗罪，真假合同的判断又以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为标准，是不符合逻辑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以行为人的实际履行能力为主要依据,并结合行为人的履行态度以及对合同标的物
处理情况等客观因素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畏罪心理驱使下,合同诈骗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会供认自己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主观故意,他们往往把占有他人财产辩解成“依合同合法地占有或控制他人财产”,把恶意骗取财产说成“赖账不还”的合同纠纷,企图以此逃避法律的制裁。然而,主体的行为是其内心意念的真实表露,由行为逆向推断产生该行为的心理态度。我们认为这种标准比“履行能力说”显得全面,能综合考虑行为人在行骗时的多种客观表现,但是它仍然是以履行能力为主要依据的,并没有解决履行能力标准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而且没有分析行为人在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的不同阶段的主观目的,只限于对行为人的客观表现的分析,因此,仍然是不全面的。
2、认定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具体措施。
我们认为，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在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的不同阶段都可以体现。对行为
人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应从合同行为各种环节中的客观事实认定。既要从整体角度考察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客观表现，同时应从局部角度出发，考察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各阶段的表现。具体地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1）、行为人是否无主体资格而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在实践中，行为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冒用出借单位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或者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来签订经济合同;或者在企业承包、租赁经营合同期满后，原企业承包人、租赁人用私自存留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原承包、租赁企业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或者被单位解聘以及被解除委托的行为人私自利用保留的原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均为常见的无主体资格而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情形，同时，以上诸情形都可以认定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具体体现。
（2）、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担保。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合同当事人有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一般都具有履约能力。在合同诈骗罪中，签订合同时“非法占有目的”往往表现为，行为人无资信能力而以各种手段设法使对方当事人相信自己有资信能力，即以虚假的资信能力欺骗对方，如果事实证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合同签订后也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则行为人可能存在非法占有为目的。当然，行为人的履行能力是可能发生变化的，必须将行为人的履行能力和主观方面结合起来考察，避免单独的履行能力作为认定标准的确定性。
（3）、看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基于正常经济目的而签订合同的，在合同签订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履行合同的诚意，而且在事后也必然会积极设法使合同得到履行;即使未能展行合同，也会承担应有的违约责任，补偿对方的损失。因此，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后一直拒绝履行合同，或者干脆在取得货款之后逃匿，这样的客观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就可能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看行为人取得对方货物或相关款物之后的处置情况。合同当事人取得对方当事人的货物或货款、预付款、担保财产等相关款物之后，应当用于积极的生产经营，但有的当事人在取得上述货物或相关款项之后，不是用来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偿还自己的其他债务，或者用于从事其他经营，或者大肆挥霍，根本没有任何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只是把签订合同作为骗取财物的手段，并无履行合同的诚意。通过这些事实就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合同诈骗罪犯罪故意的表现形式：是否包括间接故意。
合同诈骗罪属于典型的目的犯。犯罪目的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犯罪目的是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与犯罪结果相联系的一种心理态度,是危害结果的主观表现;第二,犯罪目的是行为人希望并追求犯罪结果发生
的心理态度。据此我们可以首先得出的判断是:犯罪目的只能存在于故意犯罪中。过失犯罪的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或者说行为人对犯罪结果是持排斥、反对的心理态度,只是由于自身的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行为才产生了这一结果。因此,犯罪目的不可能存在于过失犯罪中。所以过失也不能存在于合同诈骗罪中。故而，我们讨论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讨论主观故意。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故意的表现形式分为两种，即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或者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我国刑法界关于合同诈骗罪故意的具体表现形式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根据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和过失不能构成本罪。其理由是:合同诈骗罪的成立，行为上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骗取公私财物的目的，而根据刑法学通论，犯罪目的只存在于直接故意之中，间接故意和过失犯罪无所谓犯罪目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形式。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即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对自己是否履行合同的能力尚无把握,而把履行合
同的能力寄托于将来的时运上。合同签订后,先将对方的定金、预付货款据为己有,然后对合同抱着漠不关心、听之任之的态度,有办法履行就履行,没有办法履行就不履行。如果实际上最终没有履行合同,而把已到手的财物非法占有,这种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应属间接故意。”
我们同意第一种观点。
我国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目的”的犯罪，显然属于目的型的犯罪。犯罪目的是犯罪人希望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社会结果的心理态度，犯罪的直接故意中，对发生危害结果希望、追求的态度正是犯罪目的的内容。
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为实现这一目的，行为人对使对方财物造成损失的犯罪结果必然持积极追求的态度，希望这一犯罪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的心理态度应是直接故意，而在间接故意犯罪中，根据我国刑法理论，行为人对其放任的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犯罪目的，不具有对危害结果积极追求的心理态度。这是由间接故意的放任心理与犯罪目的的希望心理不同所决定的。犯罪目的必然要具有明确的指向，必然要积极追求这一目标，而间接故意是对危害结果只能发生的放任心理。这说明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对此持听之任之的心理态度，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行为人不会有积极追求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因此，可以说间接故意犯罪的行为人，对其放任的危害结果的发生，不存在以希望危害结果发生为特征的犯罪目的。就合同诈骗罪而言，如果其主观要件的表现形式可以是间接故意，那么就与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相矛盾，与法学理论和法律规定不符。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犯罪的间接故意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一是行为人追求某一个犯罪目的而放任另一个危害结果的发生;二是行为人追求一个非犯罪目的而放任某种危害结果的发生;三是突发性的犯罪,不
计后果,放任严重结果的发生。可知,在间接故意中，对放任的危害结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想要实现的目的,客观上亦无积极的行为。再看合同诈骗罪,其作为目的型犯罪,行为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在该目的支配下积极行为,使相对人陷入错误并交出财物,进而达到非法占有这一目的,行为人犯罪的
全过程均是围绕非法占有这一目的展开的,行为人对于诈骗的结果不可能是放任的态度。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间接故意构成的合同诈骗罪难以成立，合同诈骗罪犯罪故意的表现只能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导致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损失，并希望这一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在合同诈骗罪中，直接故意包括事前故意与事后故意。前者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前已经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故意，其签订合同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合法、正当的经济交往，而是为了骗取对方的财物，签订合同只是其实现诈骗目的的手段和步骤，其主观上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后者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无诈骗故意，但在签订合同并取得对方财物后，由于货源、销路、市场行情等变化，无法履行合同而萌发了诈骗的故意，行为人有归还能力而不愿归还已经到手的财物，并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蒙骗对方，以达到侵吞对方财物的目的。一般而言，事前故意比较容易认定，事后故意的认定则较为复杂，更严格按照有关证据得出结论。
参考书目和论文
1、夏朝晖《试论合同诈骗罪》，见《法商研究》，1997年第4期。
2、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版。
3、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版。
4、刘明祥著《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赵秉志主编《刑法基础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6、王晨《诈骗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版
律师办理涉合同诈骗罪案件的技能与技巧 前言 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讼网等相关案例可知，合同诈骗罪是司法实践中高频多发的罪名。由于涉合同诈骗罪的案例层出不穷，且犯罪手段多样化、复杂化、新类型化；加之社会生活处处离不开合同行为，一旦出现合同纠纷，合同的一方或双方主体常会自我定义为“被害人”，寻求刑事手段处理，希望“简单粗暴”地解决问题。而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民事纠纷的区分界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都存在一定的复杂疑难，缺乏一个权威、清晰的界定标准，这也是合同诈骗罪多发的原因之一。 因此，作为辩护律师，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为了防止司法实践中将普通合同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尤其是合同诈骗罪），笔者通过查找各种相关资料，并结合自身十余年的办案经验和全国视野，探究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如何进行有效辩护，以供大家办案参考。 目录
一、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侦查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一）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 （二）权利义务告知 （三）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出具法律意见书、申请取保候审等辩护工作 二、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一）申请阅卷，制作阅卷笔录 （二）会见当事人，核实证据材料 （三）与当事人沟通辩护方案，初步形成辩护思路 1.无罪和轻罪的辩护思路 2.罪轻的辩护思路 3.量刑情节的辩护思路
三、涉特大合同诈骗罪的审判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一）一审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1.阅卷 2.会见当事人，核实罪名、新增的事实与证据，沟通庭审流程 3.做好庭前准备工作 4.案件结果预测 （二）二审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1.代为提交上诉状、申请开庭审理、收集调取证据等 2.纠正当事人及亲属对二审不开庭的误解 3.准备二审辩护词 正文 一、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侦查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遇到合同纠纷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biz.doczj.com/doc/495742443.html, 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用签订合同诈骗钱财的案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与经济纠纷极难区分与识别，因而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陈某私开房产中介，2002年李某与其签订购房合同，由李某委托陈某代为购买位于西安市区某处房产，并向陈某支付了购房款20万元，作为购房资金。但陈某拿到钱后，并未按约定履行自己义务，而把李
某的购房款用于赌博，输得精光。后李某催其还款，但陈某避而不还。 律师分析：本案符合我国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本罪构成要件 一.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本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 二.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本罪的诈骗行为表现为下列五种形式：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金融票据，即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明文件。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由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以及其他但报财物为目的的一切手段。 (6)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二）实施细则（试行）》 鲁高法〔2017〕111号 五、合同诈骗罪 1.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个人进行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2万元的，在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单位进行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10万元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个人犯罪数额每增加5千元，增加一个月刑期；单位犯罪数额每增加2.5万元，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增加一个月刑期。 2.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个人进行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20万元的，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个人进行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16万元不满20万元，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①诈骗救灾、抢险、防汛、扶贫、医疗款物等；②假冒国家机关或者公益性组织实施诈骗的；③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④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单位进行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100万元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单位进行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80万元不满100万元，并且具有本罪第2条第2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个人犯罪数额每增加7千元，增加一个月刑期；单位犯罪数额每增加4万元，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增加一个月刑期。 3.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个人进行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80万元的，在十年至十一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达到64万元不满80万元，并且具有本罪第2条第2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在十年至十一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单位进行合同诈骗，犯罪数额达到400万元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十年至十一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单位进行合同诈骗数额达到320万元不满400万元，并且具有本罪第2条第2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在十年至十一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如何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肖文彬 一、立法渊源 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刑法》新确定的罪名，是从1979年《刑法》中的诈骗罪分离出来的，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在一定程度上为诈骗罪所包容，二者属于法条竞合，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竞合关系。因此，当某行为外观上既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又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时，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合同诈骗罪的法条，定合同诈骗罪，这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共识。 二、司法实践 但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存在合同的场合就全部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为例，在2001—2010年海淀法院审结的诈骗类案件中，通过二审程序由诈骗罪改判为合同诈骗罪的有5件，由合同诈骗罪改判为诈骗罪的有12件。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区分是较为困难的。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曾经在审判实践中作出了一些指导意见：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 犯市场经济秩序的，无论是经济合同还是其他民商事合同，无论是书面合同还 是口头合同，均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符合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构成 要件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对于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 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应视为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构成犯罪的，应以诈骗罪处理。 三、区别总结 北京市高级法院的上述指导意见颇有见地。97年《刑法》将合同诈骗罪从 诈骗罪中分离出来，规定在刑法典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第 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之中，其立法本意在于更有力地打击利用合同手段侵害公 私财产，并同时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犯罪。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所侵犯 的是双重客体，即在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的同时，又侵犯了国家对经济合同的 管理秩序或国家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制度。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 须是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合同”，即“合同”当事人之间必须存在 一种市场交易关系。只要行为人利用了能够体现市场秩序，规制各种市场交易 行为的合同进行诈骗，那么就应定合同诈骗罪。反之，与市场秩序无关的收养、
合同诈骗罪研究 摘要：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范围、形式及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定等问题，已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本文以李兵涉嫌诈骗一案为切入点，从合同诈骗罪的相关理论来评析李兵案成立合同诈骗罪的合理性。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合同的范围和形式；诈骗罪 一、案情简介 被告人李兵，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1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6日被逮捕。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检察院以资雁区检刑诉（2011）12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兵犯诈骗罪，向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年底，被告人李兵在并未承包金洋花园二期工程混凝土劳务工程的情况下，谎称自己在做该工程，与姜海口头达成合伙协议，骗取姜海2.5万元，涉嫌合同诈骗。 二、审判要旨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兵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数额较大。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该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不当，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兵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十万五千元。二、对被告人李兵的违法所得69.146万元继续追缴，返还被害人。 三、法律评析 在司法实践中界定合同诈骗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做法不一。李兵诈骗案中，被告人李兵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法院认定口头合同诈骗成立合同诈骗罪是否合理呢？依据我国《刑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口头合同应该包括在合同诈骗罪所指的合同范围和形式之内，本案的定性正确。
（一）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和形式理论简要阐述 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1合同诈骗罪的主要特征是行为人利用合同这一手段骗取财物，因此，明晰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合同的范围和形式是认定该罪的关键。 对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刑法学界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它应当包括所有书面形式的经济合同、民事合同。”2这一观点强调的市场经济秩序支持了笔者的观点。笔者认为要准确体现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可以尝试以本罪的犯罪客体为标准来确定合同的范围。本罪是复杂客体，其中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为主要客体，即该犯罪行为必定发生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并扰乱了市场秩序。由此可见，不存在于市场活动中的国家合同、调整行政管理关系的行政合同、不会扰乱市场秩序的赠与合同及调整身份关系的民事合同不属于本罪所指的合同。 就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的形式问题，主要涉及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是否可以直接按照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的问题。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否必须为书面形式？刑法理论界和实务存在着肯定论和否定论。否定论的理由：一，从订立口头合同的当时人双方的心理来看，对彼此人格的一种信任是签订合同的基础，合同本身并不那么重要。二，从合同的主体来看，单位是不能开口说话来表达意思的，但单位公章或者单位负责人签名是合同主体订立合同时的必要条件，因此，单位没有成为口头合同主体的可能。肯定论认为，“尽管口头合同的客观可见性较低，但是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口头合同是合同的形式之一，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的合同形式之外，既缺乏法律依据，又有违罪刑法定原则。”3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利用口头合同实施犯罪的行为愈演愈烈，如果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之外，无疑是不利于此类罪的犯罪预防和打击犯罪的。 1张明楷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455页。 2高铭暄、赵秉志主编：《21 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00页。 3杨兴培、李翔主编：《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223页。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行为在犯罪构成要件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具体表现为，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合同的双方或一方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等；而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无论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还是所侵犯的客体及其权利属性都有不同。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合同纠纷中，有时是由民事欺诈引起的，有时合同当事人没有实施欺诈行为，由于在标的物的质量、品种、包装、交货时间、地点、运费支出等方面与当事人存在争议或由于发生不可抗力等事由，而引起经济纠纷。实践中，主要是民事欺诈引起的经济纠纷与合同诈骗罪难以区分。笔者认为，此问题虽然难以区分，由于这种区分涉及罪与非罪，故实在有认真研究之必要。 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之界定 英美法系国家习惯从“诺言”的角度去解释合同，而大陆法系国家却把合同称为契约。从本质上讲，不论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合同，它都反映了合同当事人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权利与义务关系。我国法学理论界延续了大陆法系的合同观念，称合同为契约，同时，又把合同分为广义的合同及狭义的合同。广义的合同包括：民事合同、劳动合同、行政合同和经济合同等；狭义的合同专指民事合同或者经济合同。那么，作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究竟是广义的合同还是狭义的合同呢？对此，我国现行刑法与司法解释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对“合同”范围与形式的解释众说纷纭，影响到某些合同诈骗型犯罪的定性。因而确实有认真探究之必要。 在现行学界流行的观点中，对“合同”含义的理解，大致有以下几种： 1．有学者认为本罪所指的“合同”仅限于经济合同{1]，这是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上得出的结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内容，在上述的两个司法解释中均有“利用经济合同”的提法。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指经济合同就成了刑法理论界的通说。 2．另一种观点认为，本罪所指之“合同”应以《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为界限{2}《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因此，本罪所指的“合同”应包括经济合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既包括债权合同，也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等物权合同，还包括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但是，其他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赠与、委托等单方的、无偿的合同以及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务合同等不属于本罪所指称的“合同”。 3．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所指之“合同”，包括书面形式的的经济合同与民事合同{3}。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协议是可以证明被告人利用的“合同”的证据，合同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公证形式、鉴证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要求来说，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同时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摄影、录像等合同形式，也属于新的书面合同形式。 4．有学者认为，行政合同亦属于本罪所指之“合同”{4}。他们认为，行政合同具有行政行为的性质，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但又产生了传统的合同制度。利用行政合同进行诈骗侵犯了国家对以合同进行经济活动的管理制度及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财产权。此种行为虽没有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直接损害，但国家的合法财产权却因此受到侵犯，所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行政合同的签订、履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行政机关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我们认为，就本罪所指称的“合同”范围而言，凡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可构成本罪。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尽管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活动现象居于主位，但是，利用劳务合同、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 经济合同诈骗案例 篇一：合同诈骗案例分析 合同诈骗案例分析 摘要：合同诈骗罪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经济犯罪。本文主要介绍基本案情分析，以及引发的法律焦点问题。对于合同诈骗与一般合同纠纷的界限进行讨论，以及怎么界定合同诈骗非法占有目的的行程时间。最后对于合同诈骗的防治措施给出建议。关键词：合同诈骗非法占有目的防治措施 案情介绍： 20XX年11月8日，巢湖华泰公司股东李某某到原巢湖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称20XX年12月以来，巢湖华泰公司法人代表许之和先后骗取其投资共计3000万元，巢湖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许之和作为巢湖华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操控人在其公司办理变更注册资本登记的过程中采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3800万，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
司变更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其在为公司融资过程中伪造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现金缴款单，进账单等银行结算凭证66张，金额共计1亿多元。情节特别严重，其利用巢湖华泰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骗取李某，鲁某，张某三人共计财物1818.7万。其行为应当分别以虚报注册资本罪，伪造金融票据罪，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被告人许之和的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犯罪主体系单位犯罪，非个人犯罪。2.不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应当认定为违规披露公司重要信息罪。3.许之和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收取的投资款用于项目建设和融资，指控许之和合 篇二：经济诈骗案例 经济诈骗之：基础十四招 招数一：合同诈骗 这是犯罪分子罪常用的诈骗手段之一。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一般先成立一个皮包公司（甚至虚构一个公司），这些公司往往从外表上能起到掩人耳目的目的），然后他们便与你签订购销合同，向你购货，货到后按月结款。先前的几次小数额交易，他们都会及时付款。别急，这只不过是骗你信任的手段而已，他们一般都会在最后一次要上一大批货后便人间蒸发，或是付少量订金拿走大批货物后消失在茫茫的中华大地上。
合同诈骗罪主观故意探析 作者：本站原创文章来源：高校写作在线更新时间：2008-09-20 站内论文除注明"本站原创"外,其他均来自网友投稿或公共网络资源,本站不提供全文下载,如需论文资料请联系本站(在线提交留言)代为收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合同诈骗罪主观故意探析 摘要：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对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的认识存在分歧。本文论述了如何理解和认定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分析了合同诈骗罪的故意表现形式，认为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不可能是间接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直接故意又包括事前直接故意和事后直接故意两种形式。 关键词：非法占有；直接故意；间接故意。 我国1997年新《刑法》第22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是合同诈骗罪。按照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该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该罪的主体是个人或者单位，客观方面表现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数额较大的行为。因合同诈骗罪有别于其他诈骗罪，而被放置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 在刑法学理论上，对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客体、客观方面没有很大争议，惟独在主观方面却众说纷纭，尤其是对故意内容和故意的形式的认识有很大的分歧，本文试图对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对理论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内容：如何理解和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 合同诈骗罪的故意内容就是“非法占有为目的”，关于这一点，学者没有什么争论，但是，在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和认定上，还存在不同的意见。而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与合同纠纷往往难以区别，故意内容“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对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 占有,按照民法学上的解释,就是单位或个人对于财产的实际管领或控制,它只是物的所有权中的一项权能。而“非法占有”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地占有他人的财物。如果根据法学上的这种通常理解,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可以理解为:以非法取得对他人财物的实际控制为目的。这是民法学上对非法占有的理解。在刑法学上，学术界对非法占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不仅包括行使财产所有权中“占有权”这项权能,而且还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即包括了财产所有权的全部四项权能。如果照此理解,刑法上的所谓“非法占有”
吴联大合同诈骗案终审判决书 公诉机关：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联大，男，1971年10月14日出生，温州市正大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1999年12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吴联大合同诈骗案，由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于XX年7月24日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1998年10月28日，被告人吴联大从上海樱花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樱花公司）得知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门子分公司）正在寻求8BK80开关柜技术合作的信息后，即与樱花公司约定：由樱花公司就8BK80技术合作和西门子分公司签约，再由吴联大等人就该技术合作和中国长城电器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签约。为了骗取长城公司的信任，1999年1月9日，吴联大与他人冒用西门子分公司的名义和长城公司签署了8BK80技术合作协议，约定长城公司支付保证金80万元人民币。吴联大在收受保证金的同时，又将协议中冒用的“西门子分公司”变更为“樱花公司”，并将保证金中的22万元支付樱花公司，作为与西门子分公司合作的签约费用，其余部分占为己有。由于樱花公司和西门子分公司签署的8BK80技术合作协议中限定只能由樱花公司在上海使用该技术，导致无法将该技术提供给长城公司使用。长城公司提出异议后，吴联大为拒返保证金，又在长城公司和樱花公司的“低压设备合作协议”
中私自加入“原8BK80技术合作有效，长城公司不得退回保证金”的条款。吴联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应予严惩。 被告人吴联大辩称：自己根据樱花公司的授权，在与长城公司订立及履行8BK80技术合作协议中，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属合法的经营活动。8BK80技术合作协议是樱花公司与长城公司之间的合同，并已实际履行，协议中有关内容的变更，是依据樱花公司的指示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长城公司提出返还保证金的要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保证金中的22万元人民币已给付樱花公司用于履行合同，樱花公司又与西门子分公司订立有关协议，同时还促成了长城公司与西门子分公司的其他合作项目，长城公司全面履行合同后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保证金。本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保证金的故意，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被告人吴联大的辩护人辩称：吴联大不存在冒用西门子分公司的名义签订协议的行为，更没有非法占有80万元人民币保证金的主观目的，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1）起诉书指控吴联大冒用西门子分公司的名义没有根据。8BK80技术合作协议封面上的西门子公司的字样系笔误，吴联大已在修正函中说明，且协议的内容也说明吴联大等人是中介人。长城公司的叶祥尧等人称，吴联大自我介绍是西门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如何区分 一、概念上的区别 1、根据刑法第266条之规定，诈骗罪，是指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 2、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 二、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是包容竞合的法条竞合关系。 因此二者有许多共同点：诸如二者都是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主观上都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都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骗取了公私财物等。但是依据犯罪构成的理论，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仍是有区别的。 1、在侵犯客体上，诈骗罪只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是简单客体，而合同诈骗罪除了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外，还侵犯了市场交易秩序和国家合同管理制度，因此侵犯的是复杂客体，这也是为什么诈骗罪属于侵犯财产的犯罪，而合同诈骗属于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原因所在。 2、在犯罪客观方面，诈骗罪主要表现在行为人采取欺骗的行为，使受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而交付财产。诈骗罪的手段多种多样，不限于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而合同诈骗罪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合同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因此合同诈骗罪的手段仅限于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利用合同手段骗取公私财物。 三、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在于诈骗行为是否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利用合同的形式骗取公私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或者说，是否是以合同这种交易的形式为名进行的，只要正确地把握什么是“合同”，那么二者的界限就很明显了。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限定为符合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而不能仅以有合同出现就定合同诈骗罪，该“合同”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合同。 所谓真正的合同，必须要符合合同法第9条规定的合同基本条款，包括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及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
【法律实务】合同诈骗罪的八类裁判规则 作者：詹勇～四川卓安本文由微信公众号为你辩护网(weinibianhu)授权无讼阅读发布（转载请注明上述信息） 在诈骗犯罪中，合同诈骗罪是适用率最高的罪名之一，也是司法实务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罪名之一。本文由资深刑辩律师对实务中经常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汇总，并归纳出人民法院处理这些问题时所适用的裁判规则。希望对从事相关实务的法律人有所帮助。一、“合同”的内涵对“合同”的理解主要涉及两个争议问题：1.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否包括口头合同？答案是肯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308号宋德明合同诈骗案和第875号郭松飞合同诈骗案中均对此给与了肯定。主要理由是：“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合同，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2.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类型如何界定，是否仅仅指经济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的态度并不完全统一。在刑事指导案例第308号宋德明合同诈骗案中，法院认为：不应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
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以及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认为：“不应限于经济合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指在市场经济领域内，人们借以发生关系的、签订与履行活动均受市场秩序制约的合同。”但是，在第875号郭松飞合同诈骗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又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指经济合同，并可以在借鉴经济合同法对经济合同的定义基础上，可以将合同主体适度扩展到平等民事主体。”本文认为，三种观点实质上并不矛盾，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实质上同义，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给与了一般性定义，而第一种观点则是列举了其中的“例外情形”，结合起来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完整理解。二、“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这是合同诈骗罪认定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也是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主要区分标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是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的共同手段行为，因此，并非只要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就构成合同诈骗。要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646号刘恺基合同诈骗案和第211号程庆合同诈骗案中，认为：在合同诈骗案中，一般而言，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典型案例分析：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一、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人孟某某，女，196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1X年4月4日被XX市公安局怀柔分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6日经本院批准，于同日被XX市公安局怀柔分局逮捕。 侦查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201X年8月4日，犯罪嫌疑人孟某某伙同兰某某以向赵某某借款给好处费为由伪造赵某某妻子孙某某的身份证，后孟某某假扮赵某某妻子孙某某与兰某某、赵某某在公证处将赵某某和其妻子孙某某共有的房产办理委托抵押公证。 201X年8月8日、201X年11月7日和201X年8月3日，兰某某、赵某某先后到典当公司使用该公证书办理抵押借款，借款金额共计80万元，后未按时还款。 经本院审查认定的事实：201X年8月4日，孟某某冒充赵某某的妻子孙某某与赵某某、兰某某在公证处办理委托公证，由兰某某代赵某某夫妻以其共有房产作抵押向典当公司贷款。 201X年8月8日，兰某某使用该公证书与典当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和房屋产权抵押合同，借款30万元，扣除8100元综合服务费后转入兰某某账户3万元，给付兰某某现金26.19万元，后兰某某给赵某某3万元，8月10日孟某某账户现存17万元。
201X年11月7日，兰某某以同样的方式向典当公司借款30万元，扣除8100元综合服务费后转入兰某某账户29.19万元，当日兰某某账户转账20万元至孟某某账户中，后兰某某给赵某某3万元。 201X年8月3日，兰某某和赵某某一起到典当公司借款20万元，扣除5400元综合服务费后转入兰某某账户19.46万元，当日兰某某账户转账5万元至孟某某账户中，兰某某口头答应给赵某某2万元但没有给。 第三次借款未提供公证书，也没有签订合同，仅由兰某某和赵某某签字出具证明称仍以之前公证书中所说的房产作抵押。前两笔各30万元的借款，兰某某按月还利息至201X年10月，共还利息24万元；第三笔借款没有还过利息，后在典当公司的催款下，兰某某于201X年3月7日至11月7日间，分五次共还11.2万元。后兰某某下落不明，借款一直没有归还。 201X年10月20日，经主管检察长批准提交本院检委会审议决定对被不起诉人孟某某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并于当日释放被不起诉人孟某某。 二、主要问题 合同诈骗罪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罪名，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构成本罪要求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目的。 这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合同纠纷的重要标志，但在实践中，如何准确的甄别合同诈骗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还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在本案中，被不起诉人孟某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成为本案定性的关键。 三、评析意见
合同诈骗罪的特征及认定(1) [摘要] 合同诈骗罪是新刑法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与普通诈骗犯罪相比,它有着自身的特点，鉴于新刑法对该罪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化，加上相关司法解释的滞后，对于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争议。不仅如此,合同诈骗罪既保留了普通诈骗罪的共性特征,又表现出自身的个性,它是一种以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诈骗犯罪,所以,此类犯罪的认定目前司法实践中是较为疑难的问题。本文就合同诈骗罪的概念,犯罪构成的特征,本罪中合同的含义,本罪与民事欺诈及合同纠纷的区别,在想象竟合犯和连续诈骗情形下认定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由此希望通过本文能够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和惩处此类犯罪。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合同民事欺诈想象竟合犯 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新刑法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在新刑法实施以前，对于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是按照普通诈骗罪处罚的。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活跃，国内和国际贸易的渐趋频繁，经济领域中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诈骗数额巨大。鉴于此类犯罪极大地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权
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危害比较严重，又具有不同于普通诈骗犯罪的特点，因此，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状况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需要制定和完善作为国家基本法律的刑法，增加新的条款、罪名，有必要将合同诈骗犯罪规定为新罪名，这顺应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刑法罪名规范化、统一化的大趋势，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严格区分罪与非罪、违法与犯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有利于恰当量刑，准确打击犯罪，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护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在新刑法修订以后，虽然合同诈骗罪增设为新罪名，但是，由于新刑法对该罪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化，加上相关司法解释的滞后，对于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争议。我将综合我国合同法、民法及刑法的基本理论作探讨，以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和惩处此类犯罪。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 根据刑法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具有如下构成特征： 1、主体特征，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区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单位。
浙江省诈骗罪量刑标准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6000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1. 构成诈骗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可以在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1）诈骗数额较大的，每增加六千元，增加二个月刑期；电信网络诈骗的，每增加二千元，增加二个月刑期； （2）诈骗数额巨大的，每增加一万元，增加二个月刑期； （3）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的，每增加六万元，增加六个月刑期； （4）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 3. 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以既遂确定基准刑的，可以综合考虑未遂行为的实行程度、造成损害的大小、未遂原因等情况，增加基准刑的30%以下；以未遂确定基准刑的，可以综合考虑既遂行为造成损害的大小等情况，增加基准刑的40%以下。 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
（1）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 （2）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 （3）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4）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5）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6）挥霍诈骗所得财物，致使无法返还的； （7）其他可以从重处罚的情形。 5. 电信网络诈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增加基准刑的30%以下： （1）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 （2）冒充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的； （3）组织、指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 （4）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 （5）曾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行政处罚的； （6）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或者诈骗重病患者及其亲属财物的； （7）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等款物的； （8）以赈灾、募捐等社会公益、慈善名义实施诈骗的； （9）利用电话追呼系统等技术手段严重干扰公安机关等部门工作的； （10）利用“钓鱼网站”链接、“木马”程序链接、网络渗透等隐蔽技术手段实施诈骗的。 （11）其他可以从重处罚的情形。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之比较 梁晓旭 (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2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纠纷是两类既相似又不相同的合同行为。在司法实践中, 这两 者往往容易被混淆, 导致许多判决结果存在争议。因此, 对两者进行全面分析, 认真把握两者在行为人主观故意、客观表现、履约能力、履行态度以及取得财物的处置等方面存在的不同, 对于我们分清违法与犯罪的区别, 更好地惩治违法、打击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合同诈骗, 民事欺诈, 区别 当前,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 经济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日益频繁, 当事人之间因签订、履行合同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 司法机关受理的合同诈骗案件也呈逐年大幅上升趋势。针对采取部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与其签订合同的行为, 究竟是民事欺诈还是合同诈骗犯罪? 如何判断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故意? 由于现行法律规定不明确, 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该类案件在罪与非罪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 出现不同地区的法院, 甚至同一法院不同的承办人和合议庭可能就同一案件事实会做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判决。因此, 亟需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探讨和解决。 民事欺诈是指在民事活动中, 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 使对方陷于认识错误, 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它与合同诈骗罪的相同点是: 两者都发生在经济交往活动中, 都有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存在, 两者在客观上都采用欺骗方法, 包括捏造、歪曲事实和隐瞒事实真相等, 意图使对方陷入错误; 两者都是在故意的心理状态下行/骗, 不存在过失问题; 行为人都可能对特定的财物处于不法占有状态, 即非法占有对方按合同规定交付的/标的物。由于二者之间有如此的雷同点, 因此明确二者的关系, 是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保证。笔者认为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有以下几点不同: 1.主观目的不同。 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 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 做出有利于 自己的法律行为, 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时/ 非法利益0, 其实质是牟利, 主观恶性较合同诈骗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要轻, 只是通过与对方订立合同, 想占对方的便宜, 在显失公正的交易中谋取不法利益, 如借鸡生蛋者, 还有如夸大履约能力骗签合同。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 意思表示0, 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 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 单方义务。对于合同而言, 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合同本身的履行, 而在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0其订立合同的目的并不是去占些对方经济上的便宜, 而是要非法占有、控制对方的财物。即使在订立合同时付预付款、搞担保, 也不过是体现/诚意的烟幕、获取对方信任的诈术、引诱大鱼上钩的饵料, 财物到手就据为己有, 不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 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 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的财产利益。 2.客观表现不同。 ( 1) 在行为方式上, 合同诈骗罪都是作伪; 而民事欺诈行为则不仅表现为作为, 还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不作为。( 2) 从欺诈的程度看,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 以及非法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