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之比较---以孔子与苏格拉底为例摘要：东西方的两位思想家孔子和苏格拉底，对于人事、道德、思想教育等方面问题诸多有相似之处，然而，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孔子的守成态度与苏格拉底的批判精神也反映出两位鼻祖各自的思想倾向对比。

由此比较中西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它们主要表现为注重整体价值取向与个体价值取向。

强调德治与强调法治、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等方面的区别。

关健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孔子；苏格拉底；比较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思想政治教育自古有之，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以伦理道德教化为中心，政治要求寓于伦理道德的教化之中，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把伦理教化和政治教化融为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模式。

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大多体现在个人经验和直觉感悟，具有一定的感性色彩；而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大多注重科学研究和逻辑分析，理性色彩浓重，并具有强烈的反思和批判精神。

说起中西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鼻祖，人们不禁会想起中国的孔子和西方的苏格拉底，两位圣贤在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历史地位大致相当，难分伯仲，他们都是用“述而不作”这种方式表达思想——格言式的孔氏“论语”是孔门弟子整理而成的，论辩式的苏氏“论语”则是柏拉图、色诺芬等人记载下来的。

不过，两位圣贤之间存在很多差异：孔子怀有强烈的入世之心，为了重返仕途，曾多年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各国；苏格拉底始终安心做一个职业的雕刻技师，喜欢利用业余时间漫步雅典街市，自由闲适地找人谈天。

此外，孔子晚年的基本身份是教师，招收的学生比较多，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的说法，相比之下，苏格拉底的朋友比较多，在交往的过程中，平等的争辩随处可见。

由于这两位思想家的思想在中西方薪火相传,影响深远,将他们的部分思想作一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与个性。

一．苏格拉底和孔子的异同首先，苏格拉底和孔子都很关心人事。

自从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利斯提出“什么世界的本原？”问题后，以后的哲学家或智者都在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苦苦探索，并相继提出了水本源说、无定说、气本源说、火本源说、数本源说、种子说、原子论等观点，但始终跳不出“本原是变与不变，一与多”这种即定的思维模式，而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人，他认为，哲学家如果只关心天上的事而不重视人事问就是不务正业，人首先要认识自己，认识人的心灵，通过这种方法来认识世界，因为人的心灵内部已经包含了世界上一切的自然规律，人天生就拥有知识但常人却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而只有通过接受教育，才能把心中既有的知识显现出来。

人的心灵就像是一块被灰尘覆盖的石头，一旦接受教育，就像把蒙蔽在石头上的灰尘拂去，从而显露出应有的光芒。

苏格拉底首创了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称之为“助产术”或对话法。

即以对话的方式，通过缜密的逻辑推理引导人们一步一步去发现自己原有的思想认识、道德观念中的混乱、矛盾和错误，从而逐渐得出理性的认识，形成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

而在东方的另外一个国度相隔不过百年之遥的孔子也非常重视入世、救世的思想，他认为“学而优则仕”，儒家的思想就是为了培养救世的君子、大丈夫、圣人的。

西周后期，政治衰败，宗教精神观念发生动摇，春秋时期，“神”的信仰出现严重危及，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把视野开始转向“人”，逐渐形成一股轻“天”重“人”的思潮。

便出现“民为神主，神依人而定”的思想，这种是对传统人、神关系的颠倒，引申出重民的政治原则，即“重民轻君”。

其次，苏格拉底和孔子都重视道德教化。

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从人的灵魂入手,改善公民的丑恶灵魂,使他们变得崇高而善良,并且把国家的荣辱放在第一位,重视个人的名誉,不要为一己私利而不顾一切。

他提出“德行就是知识”的著名论断，究其深层的逻辑必然，是因为苏格拉底所坚持的真善一体思想，知识的真假所代表的为是非判断，德行的善恶所代表的价值判断，既然苏格拉底相信真的即是善的，由此必定得出“德行就是知识”的论断。

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如果真正知道什么是善，就一定会行善，如果一个人不去行善，恰恰是因为他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善，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善而不去行善是不可能的事，并由此推导出“无人有意作恶”，一切恶行都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所做的。

而孔子所说的“德”基本上是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德即是仁,仁者爱人。

政治被赋予了非常浓厚的道德教化的色彩,甚至可以说道德教化就是“德政”。

孔子认为道德教化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本性,使之心存仁厚,自觉尊礼守礼,从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举起所而众星共之。

”[1] 充分道出了德政的重要意义,所以,仁德的君主必须把施行德政、化民以德当作首要任务,“不教而杀谓之虐”。

[2]在孔子看来,不对犯错误的人进行教导,就进行杀戮,可称之为暴政。

道德教化的根本一条就是要人知礼,只有知道礼仪廉耻,才能行仁义之事。

“不学礼,无以立”。

[3] 也就是说,作为个人,要立足社会,必须知礼学礼,克己复礼,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4]这样就可以做到天下归仁,王道自现。

苏格拉底和孔子在治国的方面也存在相似之处，苏格拉底主张专家治国，他认识到政治是一门严肃、伟大、美妙的技艺,这种技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掌握纯熟的,只有兼具卓越的智慧和崇高道德水准者才能运用好这门技艺,从而被称为政治家。

也就是说,政治家不仅要具备博大深厚的知识积累,他的灵魂也必须有善的哲学修养,方能引导人们从善如流。

否则让那些不懂治国之道的政客来治理城邦是很危险的,就像一个没有必要知识的人却被任命去驾驶一条船或带领一支军队,他只会给那些他所不愿毁灭的人带来毁灭,同时使他自己蒙受羞辱和痛苦。

这就是他的所谓“贤人政治论”。

无独有偶，孔子也有诸多任贤的思想，统治者要知人善任,选贤任能,善于把贤德之人聚拢在自己周围,帮助自己治理国家,他从前人的经验中总结道:“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5]提醒为政者举贤才,远小人。

苏格拉底反对强权，他多次批判智者派所宣扬的弱肉强食、以强凌弱的观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他把自己比喻成牛虻,为的是时刻提醒人民心存美德,他的伟大使命就是要使政治家和人民懂得改善灵魂中争权夺利的恶念是人类走向美好生活关键所在。

而孔子也反对战争，他把春秋各国的连年征战称之为“春秋无义战”，并奔走各国游说国君消除战争，实行仁政，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社会环境重新回到西周时期安定有序的状态。

中国的孔子和西方的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中西方文化所决定的思维方式存在着诸多差异，倘若要就孔子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异同做出全面的比较，显然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胜任的，在此只想通过两个人最终所遭遇的近乎截然相反的人生命运来比较其思想倾向的差异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并由此引出东西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

孔子的守成与苏格拉底的批判：孔子享年73岁（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

对于这段漫长的人生旅程，孔子在《论语》中有一段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番话，显然是孔子在垂暮之年对自己的一生所作的一个简短的总结。

孔子代表的是守成的思想倾向，孔子曾说“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 [6]他对于从夏商二代沿袭到周朝不胜的礼乐制度高度赞扬，不胜向往，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守成或传承的态度。

这种思想倾向肯定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强调历史对于当下及未来的规范作用，侧重于维护社会生活的秩序性、稳定性、延续性。

孔子的这种守成的思想倾向，对于中国历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与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长期盛行的是“代圣人立言”，“集注四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这样的思想表达方式意味着，思想家的思想不是出于自己的凭空创造，而是在挖掘传统经典著作中的微言大义。

如果说雅典公众是“酣睡者”，那么，苏格拉底就是“唤醒者”。

在酣睡者与唤醒者之间，立场截然相反，愿意完全相悖，这就使苏格拉底不由自主地站到了雅典公众的对立面，这就为苏格拉底之死，提供了必然性。

苏格拉底所代表的则是批判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于“挑刺”，在于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缺陷、毛病；对于传统的做法、普遍性的积习，绝不视为当然。

在西方文化的源头，这样的思想倾向也许在更早的时候就萌芽了，泰利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反对自己老师的“水本原学说”创立了“无定说”；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美尼又否定的自己的的老师，创立了“气本原说”，但它在苏格拉底身上，特别是通过“苏格拉底之死”，才得到了突出而鲜明的体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以自己的不死亡作为代价，为西方文化注入了自我省察、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精神因子。

从此以后，这种具有批判精神、质疑性格的思想倾向就一直流淌在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中。

譬如，在中世纪，有哥白尼的“日心说”对“地心说”的挑战；在资本主义革命时期，出现了洛克对于“君权神授论”的驳斥；在19世纪，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尖锐批判，在东西方世界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这些都可以说是为苏格拉底精神在现代西方思想界一丝回响。

通过对孔子和苏格拉底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区别：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不同。

中西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整体价值取向与个体价值取向的区别，古代中国坚持整体价值取向，表现为“一家为本，国家一体”、“家天下”的思想。

比如中国古人追求的人生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大学》中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就是将人的品行、道德、思想的培养与天下的治理联系起来。

其伦理思想理论体系要求个人要服从社会整体，重视整体的要求多于重视个人的发展，直到现在，我们还奉行的是“先集体，后个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而西方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不同，他们根强调个体价值，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经历了由强调神权、君权、等级特权向强调人权的转变，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直到中世纪，西方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强调神权、君权、等级特权。

到了近代，人权取代了神权、君权、等级特权，洛克认为，人人平等，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国家的重要性决不能以牺牲个人的独立性来保障。

卢梭强调人民订立契约建立国家，是国家权力的真正主人。

资本主义制度巩固后，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思想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其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取向更加突出。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不同首先，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重视法治，中国则更强调德治，以德代法。

孔子反对君王擅用杀戮之刑,认为君王有德,便可使天下百姓沐浴德政,刑罚杀戮便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