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念1. 广义地域主义“广义地域主义”之于建筑理论,又包括“乡土主义”、“当代乡土主义”、“新地域主义”等。
所谓“新地域主义”,顾名思义,是对“传统地域主义”的反思和改良,是“传统地域主义”进化到“批判的地域主义”之间的折中,往往是利用现代材料和科技手段,融会当代建筑创作原则,针对特定地理和气候条件而设计的、带有某些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
由于这种建筑能够在一些相类似的地区使用和推广,相比传统的地域性建筑有更大的适应性,因而我们可以统称为“广义地域主义”建筑。
2.批判的地域主义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机械性地域主义”的狭隘性和“民族主义”倾向并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于是“新地域主义”应运而生并逐渐“红旗漫卷”。
“新地域主义”对“机械性地域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尝试进行改良,这就使其更加理智和具有“批判性”——直至“批判的地域主义”理论的形成。
“批判的地域主义”与广泛意义上的“地域主义”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即都具有相同的传统和强调地方性。
区别在于“批判的地域主义”讲求原创性,旗帜鲜明地反对绝对的“历史主义”的一厢情愿,反对“机械性地域主义”的小妇人般的浪漫和惟美。
对于传统的继承,有独到的见解并更加技巧性。
“批判的地域主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是选择性的和“批判性”的。
3.批判的地域主义不是乡土建筑批判的地域主义并不是用来描述“民居”或乡土建筑的。
因为乡土建筑是通过气候、文化、社会和手工艺的结合自发产生的。
批判的地域主义是用来描述和识别近来出现的不同地区的“学派”。
这些学派的目的是以批判的态度表达和服务于它们赖以存在和立足的有限的区域和民众。
这种地区主义依靠地区社会和政治上的自主意识,并将这种意识与建筑专业知识联系起来。
批判的地域主义的出现有赖于一种强烈的对自主性认同的追求,一种强烈的对个性的认同,一种对文化、伦理和政治独立的渴望。
哲学家保罗·里克尔(Paul Ricoeur)认为仅有通过当地文化与大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滋润,杂交的“世界文化”才能出现。
他暗示这要看地区文化是否具有重新创造一种能够存在并作为今后发展基础的传统[6]。
地域主义理论A·楚尼斯(Alexander Tzonis)和L·勒费夫尔(Liane Lefaivre)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为什么今天需要批判的地域主义》一文中认为:在批判的地域主义这个术语出现以来的过去十年中,它已经成为替代明显衰老的现代主义,以及替代后现代主义未老先衰的兄弟——“解构主义”的一种理论和实践。
虽然人们意识到后现代正在消退,意识到解构根本不能代替后现代的位置,但有些人仍然不相信批判的地域主义,因为他们怀疑在一个经济技术上互相依赖,日趋大同化的世界中,如何能够成为并保持地域主义。
也就是说,当根据种族决定的社会和文化在我们面前快速消失时,人们如何成为地域主义?人们如何能够既持有批判性,又是地域主义的呢?作为现代人,我们经常遇到自己所熟悉的地方和环境不复存在的现实,这是一种现代人的失落,是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种族的失落,也是一种文明丧失了其具有独特识别性的区域、集体的社会结构和集体的表现的现象。
这会使许多人具有一种失落感,为一种社团和地区的消失和不复存在而叹息。
地区性的丧失除了使地域主义建筑师怀旧和向往过去的时光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一些建筑师仅仅采用最低级的手法,就是选择地区建筑十分典型的片段或符号,将其重新组装、拼贴起来,做成一种虚假和俗套的形式而用在商业建筑,如餐厅和旅馆上。
但是这并不是地方建筑在今日的发展方向,真正有生命力的地方建筑实践则是采用批判的地域主义思想所进行的建筑实践。
弗兰普顿对于地域主义的看法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当把地域文化看作为一种不是给定的、相对固定的事物,而恰好相反,是必须自我培植的。
”1983年弗兰姆普顿在他的《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一文和《批判的地域主义面面观》一文,以及在1985年版的《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中正式将批判的地域主义作为一种明确和清晰的建筑思维来讨论。
当然,弗兰姆普顿并没有发明批判的地域主义,他仅仅是识别和辨认出这种已经存在相当时间的建筑世界观和建筑学派。
他识别出在建筑设计中可以被认为是批判的地域主义的六种要素。
这六种要素为:1)批判的地域主义被理解为是一种边缘性的建筑实践,它虽然对现代主义持批判的态度,但它拒绝抛弃现代建筑遗产中有关进步和解放的内容。
2)批判的地域主义表明这是一种有意识有良知的建筑思想。
它并不强调和炫耀那种不顾场址而设计的孤零零的建筑,而是强调场址对建筑的决定作用。
3)批判的地域主义强调对建筑的建构(Tectonic)要素的实现和使用,而不鼓励将环境简化为一系列无规则的布景和道具式的风景景象系列。
4)批判的地域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强调特定场址的要素,这种要素包括从地形地貌到光线在结构要素中所起的作用。
5)批判的地域主义不仅仅强调视觉,而且强调触觉。
它反对当代信息媒介时代那种真实的经验被信息所取代的倾向。
6)批判的地域主义虽然反对那种对地方和乡土建筑的煽情模仿,但它并不反对偶尔对地方和乡土要素进行解释,并将其作为一种选择和分离性的手法或片断注入建筑整体。
“我们不应该抛开‘普遍性’的概念来理解‘地域主义’,而要记得‘地域’与在它之上的广阔‘世界’之间,有不曾间断的接触与交流”因为“地域主义最终的意义在于如何在一个包含着种种不同利益的世界中生存”,而不中断“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
——芒福德芒福德地域主义的“批判性”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特征。
他所批判的不仅是全球化,也是地域主义本身。
我们第一次目睹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地域主义运动的突变,而这种突变是由于它那种弯曲逆普遍主义之道而行之的态度。
第一次,我们在芒福德的“地域主义”中发现了相对主义的痕迹,它开始与全球化,普适性相结合,而非先前那种势不两立的态度。
换句话说,在芒福德看来,地域主义成了一种在地方与全球之间,在诸多构成地域主义概念的问题上,持续的折中的过程。
芒福德所定义的地域主义的五点特征:1)它不同于旧形式的地域主义,因为它拒绝了绝对的历史主义。
他拒绝使用那些不能满足建筑功能的地方材料,他说:“地域主义并不是有关使用最现成的地方材料,或是抄袭我们祖先所使用的某种简单的构造和营建形式。
”事实上,他赞成如果不能对历史先例加以变通以满足本地区不断变化的需求,就应该彻底抛弃。
他进而认为“人们谈论地域主义特征的方式经常是好似将其作为土著特征的同义词:那就是将地方与粗糙、原始和纯当地性相等同。
这便犯了严重的错误。
”2)芒福德也不完全同意“回归自然”这个传统地域主义术语。
他反对风景画般的抒情倾向,反对那种对景观采取的纯粹欣赏和审美的态度。
对他来说地域主义不仅仅是“场所精神”,地区的形式还是那种最接近满足生活的真实条件的形式,并能够成功地使人们在环境中感受到家的感觉。
它反映了该地区文化的目前状况。
此外,生态和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他的地域主义的要点。
3)他虽然考虑生态问题,但他并不像海德格尔那样彻底地反对机器文明,只要机器在功能上是优化合理并且是可持续的,他便赞成使用最先进的机器,这与传统的地区主义者不同。
4)他的地域主义有关社团和社会的定义与传统的地域主义完全不同,他的地域主义社会是多元文化的,而传统地域主义的那种与当地密切相关的单一文化是一种血缘的和部落式的联系。
5)他并没有将“本地”与“世界”,即今日的“地区”与“全球”对立起来看待,他没有将地域主义作为对抗和抵制全球化的思想和方法,他在“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建立了一种平衡。
地域主义在中国现状正在高速发展的"全球化"下,带来了中国文化的转变,而建筑设计需要以文化为基础,在这样一个文化的转型期,中国的建筑设计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传统的文化因为历史的割断而得不到延续。
人们一方面受到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影响,另一方面又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几乎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前面讲的"自大"和"自卑"两种情绪当中,挣扎不出。
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社会,文化在这种对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
正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变化,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寻找文化的新起点。
一方面,长期的落后使我们产生了自卑的情绪,过度迷信国外设计师,这股“国际主义”风潮丝毫不考虑项目所在地的地方性:而且缺乏对于中国传统文明起码的尊重,或还是停留在东方猎奇的无知之中。
外来强势的意识彻底覆盖了地方性,犹如一群蝗虫,所到之处都会被吞噬殆尽,毫无保留。
尽管目前中国总体上仍处于现代化或工业化进程中,但至少在某些发达城市和地区,其消费模式已具有浓重的“后工业社会”特征。
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的事实:在落后或尚未被现代化所触动的地区,建筑具有原生或天然的地方性,地域主义建筑在这里无异于杞人之忧;而那些发达城市和地区,其地方性早已或正被消解,因而地域主义呼声显得格外动听。
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地方性失去往日的光彩,导致各种文化相互分离,固定不变的边界正在崩解。
大众传媒的兴起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四处传播,使文化的地方差别被抹平,包括因特网在内的各种网络将世界联系得异常紧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地域性或地方特色变得极易丢失却又唾手可得。
对于某一地区、某一群体、某一个体而言,地方性或地方特色不再是无意识地被动承受,而是自觉主动地刻意追寻,追求个性、地方性已然成为一种“消费时尚”。
在城建开发中出现了很多与地域性悖离的现象,如这里刚建成一片充满澳洲风情的住宅区,那里又在营造一处德国镇;罗马花园、雅典广场、莱茵春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它们都是对地域性的曲解。
另一方面,以王澍、刘家琨、华黎等为代表的一批建筑师站在传统或当下的境地下的建筑设计实践正为中国的地域主义建筑开辟一条道路:与新的建筑形式、空间要求、技术相协调的当代地域主义建筑道路。
地域主义实践国外建筑师及事务所国外建筑师在中国的实践中不可避免的要遇到处理中国的现实问题。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鸟巢”在建筑结构上可以与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窗棂做了类比,库哈斯在国家图书馆的竞赛方案中也刻意强调模仿中国的传统灯笼。
然而在一系列国家主导的大项目上运用的手法并不代表国外建筑师已经深入了解了中国传统并和当代中国现实完整的结合起来。
他们的建筑无论结构方法和空间形态都和中国传统建筑无太大关系,无非是片段化的元素应用。
保罗安德鲁在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反而显得诚实。
自上而下的建筑实践并不能真正根植于中国的现实生活,相反邀请国外建筑师设计有传统地域特征的建筑作品正好印证了中国人对于自我不信任和强烈的民族自尊感的矛盾。
斯德莫尔、奥因斯、梅尔里建筑设计事务所(SOM)设计的上海金茂大厦是难得的依据中国传统建筑类型的创作。
究其原因,就是金茂大厦的灵感来自于中国的宝塔,可以说这要归功于设计师的前期准备和对设计的处理技巧,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做足了功课,塔与高层有真正建筑形态和意蕴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