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柏拉图的记述，苏格拉底是一位爱智慧的哲学家，善于雄辩。

但是苏格拉底在宗教信仰上和雅典人民发生了冲突。

在古代希腊，人民除了信奉奥林匹亚山的神以外，整个城邦还信奉自己专有的神，在雅典是“说理”女神倍多和议会之神宙斯阿戈拉奥斯，这是雅典民主的象征。

但是苏格拉底却不信奉这两个神，因为他鄙视雅典的民主和议会制度。

苏格拉底遭到了起诉。

起诉苏格拉底的是雅典的三个公民，一个代表演讲家，一个代表诗人，一个代表手工艺人和政治领袖。

控告苏格拉底的起诉书称苏格拉底是个做坏事的人，因为他腐蚀青年，教导他的年轻朋友蔑视现行制度，使得他们强暴起来。

不相信国家所信奉的神，而相信还有其他新的精神存在。

苏格拉底的案件由来自社会各阶层的500名陪审员组成的法庭来审理。

由于陪审员们常常被口才折服，常常忘记了正义，而苏格拉底的能言善辩是赫赫有名的。

因此苏格拉底的最亲近的弟子央求他准备一份雄辩而有力的辩护词，但苏格拉底却拒绝了。

他说他信奉的神灵告诉他不要这么做，他并不想取悦于陪审团而获得同情。

在第一次投票前，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发言丝毫不能博得陪审团同情和宽恕，相反，陪审团被苏格拉底的自负激怒了。

苏格拉底自称他有自己的神灵指导，神殿里的神谕宣称没有人比他更贤明。

苏格拉底像一个饶有兴致的斗牛士，而不是来寻求陪审团息怒。

在对苏格拉底的第一次投票中，以280票对220票判定苏格拉底有罪。

应当说，判定有罪和无罪的票数非常接近，如果有30个陪审员把有罪票改投无罪票，陪审团的两派意见就各有250票。

而根据当时雅典的制度，不相上下的表决最后是按有利于被告一方解决的。

在雅典的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共投两次票。

第一次投票是要表决有罪还是无罪，如果裁定有罪，陪审团又要在量刑上再投一次票。

但是陪审团不能自己决定刑罚，它得在起诉方面所建议的刑罚和辩护方面所建议的刑罚之间作一选择，而不是折中。

虽然第一次投票被判定有罪，但在实施刑罚上做出轻一些的裁决则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过这一次苏格拉底依然放弃了宽大处理的机会。

他建议的刑罚是宣布他是公民英雄，此后的余生中享受雅典市政厅为他免费提供的一日三餐，要知道这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尊贵待遇！苏格拉底知道这下玩笑可开大了，于是正儿八经第提出愿接受罚款，但必须是象征性地罚款。

他的弟子们赶紧劝说他提出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数目，于是苏格拉底增加了罚款的力度。

不过陪审团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已经被受戏弄的愤怒所掩盖，最终，在第二次投票中，苏格拉底非但没有获得陪审团的好感，本来有利于他的80票也投到了对方的阵营，360票对140票，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

但是苏格拉底还有挽救自己生命的机会。

他忠诚而富有的朋友克里多在千方百计搭救苏格拉底，克里多告诉苏格拉底，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笔钱帮助苏格拉底逃跑，他的仰慕者则做好准备接应他及其家人。

但苏格拉底不肯接受这个方案。

因为他看来，法律一旦裁决，便即生效。

因而，即使这项制度的裁判本身是错误的，任何逃避法律的制裁也是错误的。

他认为他也没有权利躲避制裁。

苏格拉底说，“假定我准备从这里逃走，雅典的法律就会来这样质问我：‘苏格拉底，你打算干什么？你想采取行动来破坏我们法律,损害我们的国家,难道能否认吗?如果一个城邦已公开的法律判决没有它的威慑力,可以为私人随意取消和破坏，你以为这个城邦还能继续生存而不被推翻吗？……’法律规定,判决一经宣布就生效。

我们能这样说吗？‘是的，我是打算破坏法律，因为在我的审判中国家通过错误的判决，冤枉了我。

’”他又借助雅典法律说：“如果我们（指雅典法律）想要处死你，并坚信这样做是公正的，难道你以为你有特权反对你的国家和法律吗？你以为你可以尽力摧毁你的国家及其法律来作为报复吗？”，“你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但你并不是我们法律的错误的牺牲品，而是你的同胞们的错误的牺牲品；如果你以不光彩的方式逃离这个地方，以冤报冤，以罪还罪，破坏与我们订立的契约，伤害了你最不应伤害的----你自己、你的朋友、你的国家以及我们的法律；——那么，你生前将遭到我们的憎恨，死后当那个世界的法律知道你企图伤害我们----他们的兄弟，他们也就不会友好地对待你。

”苏格拉底终究没有逃走。

苏格拉底在饮下毒鸠之前，还与他人讨论哲学问题，在行刑的人告诉他毒药需要活动才会发作时，他毫不迟疑地活动起来。

苏格拉底从容选择了死亡可能还有他更多的考虑，也许他想以自己的死亡来嘲讽希腊的民主制度，雅典这个以言论自由著称的城市，却对一个仅仅运用言论自由而没有任何犯罪的哲学家起诉、判罪、处死，这将给雅典民主留下永远洗不清的污点；也许他真的惧怕“寿则多辱”，担心自己年老体弱多病，视力和听力减退，思维变得迟钝，总是感到病痛而丧失生命的乐趣，不如让陪审团来避免这一切，但无法否认的是他在教导雅典人维护自己的城邦和法律，他用自己的接受不公的判决践行他对法律的忠诚和对法律的信仰。

作为古希腊也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位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充满了悲剧色彩。

姑且不论最终的死亡是古希腊民主的过错还是苏格拉底自己的选择，仅仅因为思想和言论而受到法律的追究足以让号称民主的雅典蒙羞。

马克思曾说，追究思想倾向的法律，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

《国语•周语上》说：“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言论自由已经成为一项普遍的公民政治权利。

只要不引起霍尔姆斯法官说的“当前的、明显的危险”，人民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

当然，在制度上以今非古似有不公。

真正不可忽视的问题在于，这个看似“民主”的程序，却造就不公正的结局，如同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成为法西斯德国的统帅一样，民主真的是一个无条件的好东西么？当代民主制度在人类社会得到普遍赞誉的同时，普通公民如何理性对待自己的民主权利才能真正让民主贡献出制度价值和公共理性？苏格拉底的审判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苏格拉底死后两个月后，雅典人幡然梦醒，于是给苏格拉底平反，并将指控苏格拉底的原告判处死刑。

并在苏格拉底曾经讲学的广场上树立的苏格拉底的铜像，以示纪念。

苏格拉底之死，为后人留下了永久的话题，苏格拉底的思想，更为后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

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苏格拉底都有一大批崇拜者。

与一些人类的大宗师一样，他一生没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影响却是极大的。

他的行为与智慧，主要是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著作中的记载流传下来。

这些著作都是以苏格拉底和别人的对话为内容展开的。

在苏格拉底时代有人描述说：“我可以公正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勇敢，也是最有智慧和最正直的人”。

苏格拉底用他的思想、言辞、生活、和死亡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化，被称为“西方的导师”。

他对社会沉沦的危机意识、甘为牛牤警醒大众的精神和挽救社会道德的行为都已成为西方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他的死亡和耶稣受难一起，使整个西方文化具有了深刻的悲剧性色彩。

他已与耶稣基督、中国的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一起，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四位至圣先师，堪称“人类精神之父”。

苏格拉底的一生就是一部哲学。

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他最终却死于不公正的判决。

拥有如此伟大的成就的人，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呢？那么首先，我们先弄清苏格拉底为什么会被判处死刑吧。

首先，苏格拉底鄙视民主。

他强烈地认为这个世界应该由“那个知道的人”来领导，而雅典议会中的成员如贩夫走卒则应守好本份。

他甚至把民主的多数鄙夷地称为“数白菜”。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他的头牌大弟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或译哲学家国王）思想应是发轫于此。

这种对民主的鄙视直接反映在他在法庭上的表现，虽然他老人家没有咆哮公堂，但我们可以想象他在法庭上的那种不屑的神情是多么刺伤平民百姓组成的陪审团。

其次，苏格拉底是个煸动者。

雅典人引以为傲的民主政体分别于公元前411年和404年两次被推翻，分别成立了四百僭主和三十僭主的独裁政体。

虽然两次谋反被很快平息，但人们发现这两次反民主的暴乱的头目居然都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苏格拉底虽然极少也不愿参与政治，也从未鼓动学生进行谋反，但这学生们犯的事让他在公诉人的穷追猛打下显得极其被动，使他成为一个“教坏青年”的教唆犯。

再次，苏格拉底可是个爱抬杠爱挖苦人的高手。

辩论时他重在“破”，而不在“立”，以驳倒恶心倒对手为快事。

这种臭脾气让他得罪了不少人。

最后，可能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苏格拉底想通过一死来讽刺和揭露民主虚伪的一面和实现真正自由的艰难历程。

你们不是民主吗，你们不是言论自由吗，你们居然对一个从未参与政治活动、只是整天找人辩论、讲学的“闲人”判死刑！！在那一天，雅典公民们心中理性的烛火被愤怒和恐慌的本能吹灭了；也是在那一天，民主第一次向人类露出了深藏许久的可以杀人的利爪。

那么，苏格拉底为什么不说几句软话，他完全有可能能得到轻判甚至释放，反而在法庭上不顾弟子们的多次阻，公然嘲笑民主政体，竭尽戏弄民众情感之能事，引得陪审团不判他死都下不了台呢？苏格拉底临死前曾说过：“逃监是毁坏国家和法律的行为，如果法律的判决不生效力，可以被私人随意废弃，那么国家还存在吗?难道就祖国和法律判处我死刑，我就可以竭力毁坏和颠覆国家和法律吗？逃监是蔑视法律的行为，是践踏自己曾经立下的契约，是最下贱的奴才才干的勾当。

如果我含冤而死，这不是法律的原因，而是恶人的蓄意……”’他也曾放言道：“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正是雅典的法治精神给予了他如此无畏的勇气。

苏格拉底明白：也许法律会枉正错直，也许上帝会说恶法非法，但是在世俗之城里只有一个人们必须遵守的法律，这个法律也许要使千万个“苏格拉底”受冤，但只有在他服从法律的前提上，雅典人民才有法治的保障。

他必须死，因为雅典的法律需要生效。

苏格拉底正是通过从容赴死体现了他的学说：追求理性，追求真理，哪怕面对着大多数也决不盲从苟且。

也通过他的死，他唤醒人们：人是多么狂妄虚骄，缺乏理性，如果不能自觉用理性来指导自己，人就会误用自己的热情，滥用自己的权力，把美好的理念变成闹剧甚至悲剧，公平正义资源也就得不到合理分配和利用。

事实证明，苏格拉底是正确的。

他身后两千多年里，人们为建立合理民主制度不断努力，付出了巨大代价。

雅典民主通过苏格拉底的死而成为后世的教训，唤起人们对非理性的警惕，民主制度才能不断的完善和改进。

苏格拉底用他的生命，换得了一个法治与民主的美好国家，留给了我们无穷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