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之死是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一个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
苏格拉底，一个不死的灵魂捎带着神的圣谕，不住地向人类的未来及来去匆匆的人们照耀着理性的光芒。
他是一个出身于雅典中产之家的公民，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婆。
他出生在希波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刻，成长在伯里克利的盛世，当时正值智者从全希腊各地云集雅典，给民主制度雅典带来了许多新知和自由论辩的新风尚。
他貌不出众，但言谈话语富有魅力，他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
他向著名的智者普罗泰哥拉和普罗第柯等人求教，以谈话的方式讨论各种重要的社会人事和哲学问题，探寻对人类最有用的的智慧和真理。
他以一种对哲学的崭新理解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纪元，通过他的教诲产生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产生了犬儒派等新学派，并通过他们一直影响到希腊化罗马时代。
他是一只“牛虻”，是神赐给雅典的礼物。
他引进了一位新神，他是道德善、智慧真的源泉：宇宙理性的神。
这种理性的神是他追寻“真正的善”的终极根据。
他很谦逊，”只有神才是有智慧的“；他以自己的无知而自豪，并认为人人都应承认自己的无知。
他开创了一个时代，他透过理性对人的生活做全面的了解，引导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这就是苏格拉底，人类智慧的至圣先师。
他死于人类民主摇篮的雅典，是民主的弊病还是历史的偶然？下面从几个角度来分析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死于公元前399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他是西方历史上（或许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因为思想和言论而被处死的哲学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为真理而殉道的科学家。
他不是死于人们公认是残暴的专制政体下，而是在古希腊号称最珍视人类言论自由、最民主的城邦雅典，由公民按合法的程序，经过民主的投票审判处死的。
来具体的看当时的情况。
控告苏格拉底的罪名有两条：一是不信本邦的神灵，引进新神；二是毒害社会青年。
原告梅勒托请求处以死刑。
按当时的法律，原告提出诉状后，被告有权在500人陪审团前进行申辩。
苏格拉底进行了第一次申辩。
他从自己的被推上法庭说起。
对于凯勒丰的神谕，他对自己的全面了解让神谕不攻自破。
当他向别人探寻真理的时候，他常常以审查的方式让别人无言以对，发现很多人以不知为知，很多人是没有什么智慧的。
最终他得出了一个结论：“神才是最有智慧的人“。
就在这种探寻知识的过程中，他的麻烦来了，而且性格使然，他一度挥之不去。
他在探寻的过程中扫了很多人的颜面，加之他身后有一群青年跟着起哄，学者他的方式审查别人，招致了许多怨恨。
在起诉他的两条罪名中，第一条不信神是站不住脚的，他所尊崇的德尔斐神庙的阿波罗神也是雅典人共同信奉的神；在毒害青年的辩驳中不是十分有利，因为他只是证明自己是不愿意毒害青年的。
第一次表决是280票赞成，220票反对，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上面说到他探寻真理而招致怨恨，其实不止于此。
下面就要谈到他和政治的关系。
苏格拉底是对政治把握比较深的智者。
但他很明智的和政治保持了距离。
他明白自己的性格不适合从政，而且在法庭自辩中说：“我如果很久以前就从政，那早就被处死了”“因为一个人如果刚正不阿，力排众议，企图阻止本邦做出许多不法不公的事，就很难保全生命。
一个人如果真想为正义而斗争，又不想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只能当一名平头百姓，绝不能做官”。
在他的实际行动中，从未主动担任任何公职；奉公守法，服从国家的一切法律和政策；从未和任何一个现实中的政治人物发生政治观念和政治利益上的冲突。
既然没有冲突，那跟他的死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人认为他反民主的思想与言论引起了民主派的恐慌，他们担心苏格拉底的言行会导致新的寡头政变，所以起诉他。
我倒不是这样认为。
从根本上来说，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制度是持肯定态度的。
这种民主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法。
但是，在雅典繁荣昌盛的当时，这种政治和法律有逐渐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他要唤醒公民们，并赋予他们身居其间的政治和法律以理性。
当时逐渐背离理性的政治和法律中，是不能带给公民以正义的，而且这种民主的缺陷所带来的灾难很快会降临在公民的身上。
对于当时民主派所主导的民主制度所出现的问题，他以“学术讨论”的形式做出了审查和思考，对当时掌权者的质疑也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满。
而且在法庭上关于是否离开城邦、罚款多少的问题也激怒了部分陪审员，最终法庭第二表决的结果是以360票对140票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辩被柏拉图写成了非常精彩的《申辩篇》，申辩的具体内容就不在这里说了。
除了他在法庭上的申辩外，他私下还有一次申辩。
这一次的听众不一样了，是他最好的学生、朋友们，是基本能理解和把握他的哲学精神人。
这些人很悲痛，因为他们的老师遭遇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苏格拉底却显得很平静。
他的这一次辩护，是一次劝导：作为一个哲学家，应该去守护政治和法律的尊严。
作为雅典民主制度的“牛虻”，批评政治和法律是他的职责，更是一种道德担当。
我们要充满激情的去追求一种政治和法律的理性，为公民的正义而奋争。
同时他也教导我们要以一种成熟的务实态度，冷静而理智的去服从。
一种现实的法律秩序，我们要更多的去关注。
作为都是城邦的一员，苏格拉底参与了城邦法律的制定，而且这种法律也带给了他利益好处。
虽然现在苏格拉底遭受到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但是他不能躲，逃不是一个哲学家的品格。
他告诉我们，法律的权威是在高贵的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正是他理智而冷静的服从，成就了雅典本应该达到的那样一种高度，那样一种境界。
而在这方面对比东方来看，西方文化具有更深层次的法律意识。
一般中国人可能抱着“君无道臣去之”之心逃走，或者抱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心去死。
但是在他们脑海中，大抵会直接跳过法律这个东西。
但是西方人呢？不仅是苏格拉底，还有霍布斯等政治法学家那些主张“恶法亦法”的学者们，也认为法律是极为重要的。
因为人们需要法律，有法律社会才能有秩序。
有些法律当然不好，甚至可恶。
但是如果因此便随意戏弄不当回事，社会秩序靠什么来维系？我逃避法律的行为，无形中不也是给别人逃避法律的行为以合理性吗？回到苏格拉底之死，最终他自己用毒酒结束了生命。
从以上论述的整个法庭申辩来看，我们还发现了一些东西。
首先就是审判官的组成。
这方面也是雅典民主一个很大的缺陷。
梭伦在公元前594年担任雅典城邦执政官，之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治和法律改革。
其中有一条举措是：“凡是有雅典公民资格的，不论贫、富，都可以充任、担任审判工作，参与审判。
”他建立了一个公共法庭，而且一直被沿用了下来。
通过苏格拉底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法庭的法官是不称职的，产生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以抽签的方式从公民中产生的临时性法官有其固有的缺陷：他们不可能在案件开审之前对整个事件有一个深入的调查；其次，这个庭审其实就是一场辩论，苏格拉低在辩论中站在哲学家的角度，对整个雅典民主发问，他所倡导的理性的神，他对智慧的哲学思考，对于一般公民来说，理解是很困难的。
而且，一部分的公众，对于苏格拉底的印象是非常不好的。
这里要讲述一件发生比较久远的事情。
当时的人们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喜剧，得知苏格拉底其人其事的。
雅典的喜剧之王欧里庇得斯创作的喜剧《云》无疑在全民中提高了苏格拉底的知名度。
《云》的主要剧情是一个农民斯瑞西阿得斯欠了别人的债，听说苏格拉底的“思想作坊”里能传授论辩术，于是派自己的儿子去学习论辩术，回来后好用花言巧语对付债主。
他儿子在苏格拉底那里学习一番后，果然学得一身耍赖的论辩术，把讨债的债主给撵跑了，农民非常高兴。
但好景不长，这位儿子跟老子也论辩起来，不仅动手打他老子，还用论辩术证明“儿子是自由人”，“老子返老还童，比儿子还年轻，所以该打。
”这位农民被气得发疯，大骂苏格拉底，全剧在对苏格拉底及其弟子的喊打声中退场。
此剧上演时为公元前423年，当时苏格拉底47岁。
该剧虽未引起太大的轰动，但联想到喜剧在当时的普及程度，应该说影响还是不小的，尤其是对那些根本不知道苏格拉底到底在思考什么东西的老百姓来讲，苏格拉底就是一个教人不孝、云里一半雾里一半的怪人。
当时500名陪审员中肯定有不少这种普通老百姓。
这些人对待苏格拉底本来没有直接印象，但是在原告们深谙人心的起诉书的诱导之下，在苏格拉底本性不改的论辩态度的激怒之下，这些本来态度游移的人更加相信眼前这个苏格拉底就是剧中的那个苏格拉底，于是法律的天平倾斜了。
其次，就是苏格拉低在申辩中给自己的定位。
整个申辩中，他是以哲学家的身份自居的。
公民对哲学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的不足在上面已经提到了，这里我们来看看他所站定的角色。
整个申辩中，他不是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而是以哲学家和雅典公民导师的身份来为自己辩护。
他在辩论中，仍然是在谆谆教诲雅典公民们，在用哲学家的思考让公民们明白这种政治法律是出了问题的。
其实在这个时候，这种教导的作用力就显得很小了。
很多雅典人根本听不进去了，加上他的态度，很多时候他是在激怒陪审员。
再次，民主不应以人数的多少来确定。
看似人数正确、庭审规范的法庭，他所实际的民主性又有多少？这种民主很容易遭受精英政治的利用，这也是苏格拉底对于雅典民主的思考。
后来事实证明，他的确是遭受到了诬陷。
在苏格拉底逝世后的第十四个年头，雅典公民觉醒了，并为他平反。
控告他的人得到了应有了惩罚。
在以后的人类历史长河中，苏格拉底的理性光辉照亮了人类前进的希望。
也正如柏拉图所说：“在我们所认识的人中，他是最善良，最有智慧，最正直的人。
”注：文中部分材料、数据、观点摘自《回到思想从苏格拉底和孔子说起》《法的印记》《理想国》《政治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