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及意义[摘要]本文考察了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分析了它在中国传播的动因及影响。
进化论促使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彻底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谎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深深地影响了封建社会改良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进化论中国传播历程人类关于自然界发展变化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代，但真正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过程，是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
康德的星云假说为近代进化论思想的发展拉开了序幕，随之一大批科学家开始摆脱“自然界绝对不变”的机械论思想的影响，用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研究自然界，最终形成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十九世纪下半叶，进化论开始传入中国，它促使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一、外国传教士对进化论的传播通常认为，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始于1898年正式出版的严复所译《天演论》。
事实上，1877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就在其主编的中文杂志《格致汇编》上对进化论作了初步的介绍：“西国人士近年来多稽考人类之原始初生何处，原由何法所成，及地球自生人以来历有几何年岁等事，详考细究，不殚烦劳，或从西教之《旧约》书内溯考人之源流，又有地学家于各层土石内细查人与各动物之骨迹，知地球已有人之时约在若干年间，又云初有之动物皆甚简便，后始逐渐由简而繁也，即初有者为虫类，后渐有鱼与鸟兽，兽中最灵者为大猿，猿渐化为人。
盖从贱而贵，从简而繁也。
此固理说明通，可以入信也。
”[1]傅兰雅此处主要介绍的是近代地质学与考古人类学对进化论的某些贡献，而不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本身。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在1883年出版中文书籍《西学考略》中说：“法国有赖摩（引者按：即拉马克）者又创新说……谓动植各物均出于一脉，并非亘古不易。
太初之世，天地既分，生物始出，如水之虫蛰，其初或一类或数类，后年代渐远，变形体，分支派，生足而行陆地，生翼而飞青空，又越千万代，兽之直立者如猩猩之类，渐通灵性，化而为人，此说当时鲜有信之者。
”“四十年前有英国医生达尔温者，周历四海，查勘各地动植，乃举赖氏之说而重申之，伊云：各类之所变形者，其故有三：一在地势，如北方天寒，物多厚毛，南方气馁，物虽同类而无毛，且地之各层所藏骨迹可以取而证之。
盖太古之时，地面多水，其生物水陆皆宜，后水陆分界，陆地禽兽始出，至人则在地之最新一层方有骨迹，可知人生最后也。
一在择配各物之形，偶有变异，必求其同形者配合之，如海鸟初不能飞，偶有能飞者，牝牡必相聚而传新类。
一在强弱以决存亡，盖天时之寒暑，地势之高下，逐渐改变，惟物类之形体相宜者强而能存。
咸丰九年达氏著书以此理，名曰物类推原（引者按：即《物种起源》），意深词达，各国争译而广传之，多宗其说”。
[2]这段话将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理论要素诸如环境适应、适者生存等都反映出来，并涉及人类起源与进化问题。
19世纪90年代以前，西学在中国传播渠道很有限，傅兰雅的《格致汇编》是当时重要的科普杂志，是晚清开明人士获取域外新知的主要窗口之一；丁韪良的《西学考略》是他游历日、美、法、德、瑞士、英国、意大利之后所写的专门考察报告。
傅兰雅和丁韪良的介绍与评论是比较客观的，也是比较正面的，开当时中国风气之先。
二、严复翻译《天演论》进化论在中国传播史上最重要的事情是1898年正式出版的严复所译的《天演论》。
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确立了进化论在生物学中的地位。
赫胥黎等英国生物学家作为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决拥护者和捍卫者，将进化思想传到全世界。
斯宾塞进一步发展进化观念，将之扩展到心理、社会、伦理等诸多学科领域，随着《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社会学研究》和《伦理学原理》等著作的出版，他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
严复在留英期间，正值达尔文思想被人们接受、斯宾塞思想全盛时期，因此受到极大影响。
特别是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思想，更成为严复改变中国人哲学观念、倡导变革的锐利武器。
严复选择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进行翻译，作为向国人宣传进化论的工具。
他认为，斯宾塞著作“卷帙綦繁，译之功更巨”[3] (P507)“其文繁衍奥博，不可猝译。
”完整翻译一部《社会学原理》“至少亦须十年，且非名手不办”[3] (P527)，“以其书之深广，而学者之难得其津涯也。
”费时费力，与自己急切报国救民的主旨不符。
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简洁生动地阐述了达尔文进化学说的主要原理，广泛涉及了人类思想的全部历史，严复可以结合自己深切的危机意识和中国所处时代的特殊需要，借题发挥，向中国读者阐述自己的进化论思想，传送新的观念。
更准确地说，严复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贡献，不仅在于翻译了西学名著《进化论与伦理学》，更重要的是他结合中国国情对进化论的选择与创新，使之成为中国版的进化论——《天演论》。
《进化论与伦理学》包括进化论与伦理学两方面内容，严复《天演论》只取其半，而忽略另一半。
这体现了严复翻译思想的独创性、敏锐性。
鲁迅说，“严又陵究竟是‘做’过《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
”[4]严复根据中国社会需求，对原作进行再创造，从而使《天演论》具备了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成为适应当时中国需要的宣扬社会进化论的载体。
严复对《进化论与伦理学》的改造和创新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他就是要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反对保守思想，警醒国人，救亡图存，使中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因此，严复的进化思想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
首先，确认进化论为宇宙间的普遍规律。
即自然界是普遍进化的，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界普遍进化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天演”是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的普遍的客观规律。
“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中也。
实则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日局诸体，远至于不可计数之恒星，本之未始有始以前，极之莫终有终以往，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
”[3](P1326)而“天演公例，自草木虫鱼，以至人类，所随地可察者。
”[3](P1352)严复用宇宙普遍进化的思想基批驳守旧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思想。
“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
此观化不审似是实非之言也。
夫始于涅菩，今成椭轨；天枢渐徙，斗分岁增；今日逊古日之热，古晷较今晷为短，天果不变乎。
”[3](P50)天既然会变，“道”当然也会变化。
“若夫君臣之相治，刑礼之为防，政俗之所成，文字之所教，吾儒所号为治道人道，尊天柱而立地维者，皆譬诸夏葛冬裘，因时为制，目为不变，去道远矣。
”[3](P51)因此，顺应万物普遍进化规律，中国之成法完全可以变。
其次，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也适用于人类。
严复通过译著向人们介绍支配生物进化发展的原则即“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
”“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
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
物竞者，物争自存也。
以一物而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
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
”[3](P1324)种与种争，群与群斗，其结果是“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
”[3](P16)难以适应生存环境者为环境淘汰，能够得以生存者皆强悍优良的品种。
严复将这一原则引入人类社会，认为“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3](P1325)而“动植如此，民人亦然。
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
”[3](P16)“是故天演之秘，可一言而尽也。
天惟赋物以孽乳而贪生，则其种自以日上。
万物莫不如是，人其一耳。
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
”[5](P1351)当今世界，一切民族都在为生存而竞争，不断进化的民族将获得生存与发展，否则就会“弱者先绝”，如“美洲之红人，澳洲之黑种，何由自交通以来，岁有耗减?”[3](P1333)中国当时危机四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要救国于水火之中，只有变法维新，追求富强。
中国要自强图存，必须改革，否则就会在竞争中灭亡。
美国学者史华兹说，“意译有时容易严重歪曲原义。
但总的来说，造成这种歪曲的原因，很少是由于严复所使用的语言，更多的是由于他的先入为主的充满曲解的成见，正因为他的译著中贯穿着这种成见，所以使原著的意思发生了偏移。
”[5]这种偏移，恰恰是严复的高明所在。
《天演论》比同时代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大进了一步，它直接在哲学思想这个层面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这是革命性的，意义深远。
严复对进化思想的选择与创新，层层推进，回答了中国可变，为何变，如何变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为中国社会变革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共鸣，在社会上也产生较大的影响。
《天演论》促使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
《天演论》宣传的西方进化思想，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却又恰恰深切中国社会之时弊。
严复积极宣传“以人持天，与天争胜”，“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
”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剧烈震动。
“自达尔文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发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归于进化矣。
”举国志士“渐倾向于西人学说”。
毛泽东高度评价严复所做的贡献，将他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其为“在中国共产党未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6]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进化论思潮还与日本有重要关系。
这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在进化论通过严复传入中国之前，它已经率先传入日本，并通过日本人的消化和吸收，成为日本思想观念的一部分。
二是清末中国仁人志士和大批留学生来到日本，希望通过日本来间接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或直接学习日本维新之后的新文化，以使它在中国发挥作用。
当然，中国进化论思潮决不是通过日本照抄进化论。
中国进化论思潮与日本的进化论思潮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中国进化论思潮注重历史发展观、历史革新和进步思想，注意竞争是一种动力，而不注重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强调国家和社会至上论。
而日本却发展了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国家奉为至高无上，日本走向帝国主义的道路，不能说与此理论无关．[7]由于进化论与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冲突，20世纪初年，传教士们对于进化论的批评渐渐多起来，有的在其教义神学著作中设立专章评介进化论，有的则撰写专门性的小册子，究其因，主要是严复所译赫胥黎著作出版之后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而译本本文及严复案语中均有直接针对基督教教义的地方。
为了保证基督教在华的顺利传播，传教士们感到有必要在理论上予以回应。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传教士们对进化论多持否定性的批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