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的思考[摘要][关键词]关键词是供检索用的主题词条，应采用能覆盖论文主要内容的通用技术词条，一般列3～5个，按词条的外延层次从大到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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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南斯拉夫20世纪50年代首先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到原苏联、东欧国家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相继丧失政权，他们的改革之路曲曲折折地走了40年。
回顾这些国家的改革是在什么背景下展开的，最后的结果为什么导致共产党纷纷倒台?这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改革进行深层次思考，总结他们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增强忧患意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自觉提高执政能力的出发点。
正如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强调:"抓住了先进性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就抓住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
（一）改革过程（1）前南斯拉夫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
（赫鲁晓夫改革）前南斯拉夫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开始最早的国家，他们首先感受到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带来的弊端:经济上产生了生产、交换和分配中的变形现象。
由于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体制僵硬，不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生产者对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很不在乎，造成产品质量低劣而且品种单调。
由于劳动者的利益同他的劳动成果相脱节，盈利与否与劳动者本人毫不相干，旷工、浪费等不良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
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同南斯拉夫多民族的共同体结构发生了冲突，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常常是偏向一些民族而损害另一些民族。
这种体制还导致官僚主义。
另外，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将南共排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之外 [4]。
政治压力、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加上国内自然灾害严重，把南斯拉夫推到了极其险恶的处境之中。
别无选择，铁托坚定地表示:"探索我们的道路"。
这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人民的抉择。
1950年6月27日，南联邦会议颁布了《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基本法》[5]，将国家所有制改变为社会所有制，由国家行政机关管理企业改变为由工人直接管理。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实行权力下放，精简联邦国家机构，扩大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力;2.发扬基层民主，扩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的范围;3.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发挥议会、政府和社会团体的作用。
（2）以原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为代表的改革。
在1965年进行了由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领导的改革，主要是在城市、工业中进行。
柯西金改革与赫鲁晓夫改革有很大不同，这次改革是经过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的。
首先是理论上、舆论上的准备，主要表现在1962年9月开始的围绕《计划、利润、奖金》 [7] 一文进行的所谓"叶·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
其次是在莫斯科等城市选择若干企业进行新的计划制度、经济刺激方法的试点。
第三，在学者、经济工作者提出的各种建议以及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综合的改革方案。
柯西金的改革着眼于扩大企业自主权。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也是在1968年开始实施的。
改革的主要特点和内容有三:一是把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结合起来，实行全面改革;二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主题，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立权力制约机制、民主参与和社会监督机制;三是在经济改革方面也主张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可惜这场改革没进行多久，就葬送在苏军的坦克之下。
（3）在原苏联、东欧诸国家中，以波兰的改革最引人注目。
波兰的这次改革是发人深省的。
当年爆发"波兹南事件" [8]，人民拥戴哥穆尔卡上台改革，而到了1970年"12月危机" [9]，则因为他的倒退而被人民赶下台。
临危受命的盖莱克开始了波兰历史上的第三次经济体制改革。
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把工业各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新成立的大型经济组织--联合公司。
除出口、国内市场供货额、投资最高限额这三项指标外，国家取消了向企业下达的其他所有指令性指标，并首次废除了中央规定企业工资基金定额的作法，由联合公司充当扩大再生产的组织者。
这同以往那种由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了解甚少、往往下达主观主义色彩很浓的指令性计划指标的主管部直接管理企业的老办法相比，无疑是一个进步。
（4）20世纪80年代，原苏联、东欧掀起了第4次改革浪潮。
这次改革一是声势大，改革成为原苏联和东欧多数国家的中心课题;二是改革由局部转为全面，政治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三是在改革过程中，旧的矛盾不断暴露、激化，新的矛盾不断产生，局部冲突时有发生;四是西方国家介入社会主义改革进程，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变得日益突出。
最引人注目的是原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他在1985年3月接任总书记后，特别是苏共二十七大以来，在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上主要是:"允许发展合作经营和个体经营，认为这是对集中的计划体系的补充，明确地允许企业摆脱计划体系的束缚，走自主管理和自负盈亏之路。
" [11]但是，由于缺乏通盘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坚定不移的果断行动，经济改革的推行和新的经营机制的建立出现了严重的间断。
行政命令体制一方面适应着改革的某些需要，一方面继续束缚经济的发展。
庞大的管理机构抵制推行经济核算及其他进步的经济生活组织形式和群众的首创精神。
劳动报酬中的平均主义现象、坐享其成心理、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仍未克服。
政治上则一步一步地推行了一条"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
这条路线的要害是:"削弱和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改变共产党的性质，放任和鼓励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发展壮大。
结果，便导致苏共逐渐变质，丧失政权，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
"（二）对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反思。
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是:第一，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第二，从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各项改革;第三，结合各国所处的历史条件、具体的发展过程和面临的实际问题，在联系的对比中总结经验。
我们在反思原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时，必须依据这些基本原则。
（1）对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反思。
1.赫鲁晓夫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行政性分权问题。
第一，把部门管理变为地方管理，实质上这种权力下放只是行政性分权，它是在保持国家指令性计划体制的总框架下，在政府行政管理系统中分权，依然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而不用经济杠杆，协调利益关系来引导企业的经营。
这种做法，虽在短时间内对地方和部门有利，但它会导致市场割据和保护主义盛行，会严重阻碍各地方、各部门扬长避短发挥优势，造成地区间、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和稀缺资源的错误配置，损害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到头来也不利于各地区、各部门的发展。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
权力下放，要从行政性分权为主转变为经济性分权为主，即在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四个层次划分经济权力。
宏观经济的控制权必须集中在中央，包括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外汇收支三个总量，由全国集中统一协调。
中央政府集中行使调整、稳定经济和收入再分配的职责。
地方政府在中央的指导下分担区域性的产业结构规划和指导基础设施建设等任务，并分担一些收入再分配的职责。
生产经营决策权则应落实到企业。
尽管赫鲁晓夫改革的具体路子没有抓住要害，因而失败了。
但这次改革打破了原有体制完善无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从而促使人们去思考如何进行改革，探索更好改革的途径。
这对以后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拓意义大于实效。
（2）20世纪60年代柯西金改革没能从根本上突破传统体制的框框，因而导致失败。
第一，1965年改革只是在原有体制模式的基础上做一些局部的改进，而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革。
使得旧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相反把它掩盖，拖延和积累下来，结果问题越来越多，这导致了苏联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
所以，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只采取一些修补措施，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
这种改革目标的局限性，是1965年改革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其次，孤立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相应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领域中进行改革，结果经济体制改革淹没在官僚主义之中。
（3）前南斯拉夫改革受挫的教训主要有:第一，前南斯拉夫针对原有的国家高度集中管理经济的体制弊病，提出了国家经济职能首先消亡的理论，要求国家把经济管理权逐步而且最终是彻底地下放给企业，企业实行自治，经济管理彻底分权化。
它忽视了经济管理的下列客观要求: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有一个社会中心来协调和调节整个国民经济，以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为微观经济的经营活动创造正常条件。
前南斯拉夫在放弃经济管理的同时，没有一个适当的组织取代国家担任这种社会中心的职能，结果宏观经济失去控制。
这就告诉我们: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出发点和基本目的。
不是按照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进行改革，而是把已经确定下来的政治原则、理论原则贯彻到底作为改革的目标，必然使改革走上邪路。
二是改革必须全面地体现现代化大生产对经济体制提出的要求，不能有片面性。
根据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经济体制应该既能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又能发挥微观经济的积极性，两者不可偏废。
前南斯拉夫的改革，问题在于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体制始终限于片面性。
20世纪50年代以前是一种片面性:过分强调集中，忽视了企业的积极性，强调计划，否定市场的作用。
改革以后则陷入另一种片面性:只讲市场，不讲计划，只讲微观经济的动力，不讲宏观经济的平衡，只讲主观精神，不讲协调等。
前南斯拉夫出现的问题不能说明不应该改革，而是证明不是任何改革都是对的，改革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必须选择正确的目标模式。
如果这方面有偏差，经济运动机制将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必然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