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安事变一、西安事变发生前：1．张学良、杨虎城的思想基础东北的将军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可谓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第一号人物。

实际上，张学良早期仍然是执行着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以致于在全国人民面前承担了“不抵抗将军”这个名号。

作为“剿匪”副总司令，作为赞同蓝衣社倡导的“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导”的法西斯口号和拥戴蒋介石的将军，[1]是什么让其思想发生巨大转变的呢？1928年6月1日皇姑屯事件造成其父亲张作霖遇害，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引起国难，家丑国耻集于一身，张学良思想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另外，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在陕北与红军作战均溃败的事实，也让其不得不思量一下东北军“剿共”的前景。

此外，在国民党内部得不到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支持，自身地位也骤降，也使得张学良大为不快。

因此，他重新思考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在苦闷中寻求出路。

[2] 相较于在苦闷中思想转变巨大的张学良，西安事变的另一位主要人物杨虎城抗日态度一直很坚决。

杨虎城将军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他有抗日要求，也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他过去同中国共产党或中共友好党员有过友好关系。

[3]1933年日本侵略热河时，杨虎城就曾经向蒋介石请求，愿率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并曾将所部四十二师开到华北抗日。

[4] 而无论是张学良还是杨虎城，二人的共同特点除了爱国情怀以外，同非蒋介石嫡系的身份使得他们自己的军队不断遭到削弱。

蒋介石对于地方军队，向来是采取分化瓦解、借机消灭的政策。

蒋介石将东北军调往陕北“剿共“，实际上是利用陕北地形逐渐消耗和最终消灭东北军。

[5]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进入陕北时，有3个师。

然而蒋介石将58师改编，甚至策反。

1934年10月，蒋介石更是把杨部的17师49旅改为第五师，完全脱离杨虎城的管辖。

[6] 凡此种种，都为张杨二人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2．国民党内部反蒋日益激烈日本大举进犯，使得蒋介石实际上也坐立不安，考虑着自己既定多年的国策——“攘外必先安内”。

这一政策首先公开提出是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告全国一致安内攘外》中。

起初，“安内”既包括共产党武装，也包括胡汉民、陈济棠等反蒋派。

后来反蒋派的态度有变动，“内”就专指中共了。

蒋介石认为：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而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而不得。

这就再明白不过了，蒋介石制定政策，考虑的不是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而是怎样保住自己的权力，延续自己的统治地位。

[7]其实蒋介石也不是不想赶走日寇，他只是不愿意伤了自己的实力。

因此他采取与日本兜圈子的方法，寄希望于英美等外力，以拖待变。

南京国民政府由于本身就处于各派斗争中，政权基础不稳。

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就不断会有反派冒出来。

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公然挑起了全体中国人民最朴实的情感，不可能不在国民党内引起反弹。

第一个敢和蒋介石“叫板”的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其在1932年3月24日在香港发表谈话，痛斥蒋介石、汪精卫在淞沪会战中对十九路军和五路军不给予支援而且多方面阻难的行径，并且提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不同的政策主张。

1936年2月22日，胡汉民公开发表谈话，进一步批驳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指出日寇侵略加深根源为蒋介石、汪精卫的错误政策，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坚持错误而不肯改正。

[8]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也向蒋介石发起挑战。

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接受记者采访时，以“我的主张——焦土抗战”为题，系统地批判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针锋相对提出著名的“焦土抗战”理论。

[9] 主战的抗日派，另一个重要的代表就是曾任诸多重要职位的冯玉祥。

1932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

一个月内攻克了唐保、宝昌、沽源等地，察省失地全部收复。

[10]另外，党内仍有部分人对于蒋介石的权力虎视眈眈，时刻企图夺权篡位，这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何应钦等人的态度中显得尤为明显。

持续的不抵抗使得军队将领对于蒋介石的不满加深，李济深领衔发起反蒋的福建事变，胡汉民死后引发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相继向蒋发难。

加之民众、学子的不断示威游行，一时间，蒋介石成为了众矢之的。

3．共产党的“推波助澜”共产党虽然在西安事变时并没有直接参与，但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是有决定性影响的。

其中最大的影响表现在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思想工作上。

强邻虎视，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毛泽东看到了西北的战略优势，他力主把联合抗日的触角伸向在西北的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士。

分析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政治态度后，中国共产党决定把统战重点锁定于节制陕甘宁青四省军政并支持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

于是，中共在军事上重拳出击，打掉张学良“剿共”速胜的幻想：重创张学良精锐110师，全歼东北军主力107师，全歼109师。

就这样，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在中共领导们的精密部署下，东北军接连打了3次败仗，近3个师的兵力被消灭，死了2个师长、2个师参谋长，6个团长也非死即俘。

这使张学良意识到继续“剿共”东北军就有全灭危险，要抗日复土，必须另某出路。

[11]同时，中共还在政治上不断主动联系张学良，派人与之谈判，向他晓以民族大义：1936年1月16日，毛泽东电示在前线的彭德怀，派伍修权将瓦窑堡会议决议送给驻在洛川的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等。

然后派俘虏高福源向张学良表明中共的诚意。

1936年1月18日，中共代表李克农与张学良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判。

1936年1月25日，21名红军将领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

1936年3月3日，张学良再次与李克农会谈，并且达成口头协议。

1936年4月8日，张学良与周恩来谈判，并且达成8项协议。

[12]这也标志着中共与张学良秘密伙伴关系的建立。

西北的第二号军政实力人物杨虎城，乃思想进步的爱国将领，身边聚集了一批支持共产党主张的有识之士。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政策方针“吸引”杨虎城从民族大义出发，赞同联抗日。

1935年末，毛泽东给杨虎城写了亲笔信，由汪峰担当信使，杨虎城在看到信后十分激动。

后来，曾十七路军中共北方联络处处长王世英与杨虎城达成4点协议。

[13]1936年上半年，中国工农红军分别于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指挥的十七路军结束敌对状态，开始成为共同抗日的友军。

在经过中国的政治领导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努力下，西北地区于1936年秋初步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

经过一系列准备和思索，张学良先是苦劝、苦劝蒋介石，想让他改变想法。

但蒋介石冥顽不化，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决定对蒋介石实施“兵谏”。

在十二月十二日上午4时临潼捉蒋战斗开始，到8时蒋介石到达西安，一共只用了4个小时。

但蒋介石被捉后仍然拒绝联合中共、全力抗日，而且态度十分坚决。

一时间，事态呈现僵持的局面。

而各方面势力对此态度截然不同。

二、西安事变发生后：1．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国民党内部的态度分为了二派。

一派是以何应钦为首，主张不管蒋介石的死活，明令讨伐张杨，并用飞机把西安炸平。

12月13日，何应钦以政府的名义，下令将张学良褫夺本兼各职。

而16日，国民政府明令张学良，并特派何应钦为讨伐逆军总司令，下了讨伐令。

将中央军开进潼关，向华阴、华县挺进外，并于16日派大批飞机对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大肆轰炸，炸毁房屋千余所，死伤居民数百人。

[14]这样做，无非是何应钦想趁此机会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自己取而代之。

另一派是以宋梅岭为首的力主和平派。

在何应钦召开谈话时，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为主，协同宋氏家族的宋子文、孔祥熙等，也于十二月十二日晚开始以营救蒋介石为目的的讨论研究。

12月13日，宋美龄与孔祥熙前往南京，与何应钦展开激烈辩论。

后来，宋美龄请澳大利亚的瑞纳由南京前往西安，去看个究竟。

瑞纳带回了蒋介石的停战信，何应钦不得不有所让步。

因此，19日在孔祥熙家，宋美龄与何应钦双方达成协议：允许宋子文营救蒋介石，并且在22日停止轰炸。

[15]2．地方实力派发生分歧西安事变后，不仅南京政府内部由于利益而发生分歧，而各个实力派系的头目，也因为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的不同以及他们本身利害之各异，而表现不同的反应。

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由反蒋立场出发，对西安表示支持和同情，他们给张杨二人的电报中说：“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

四川的刘湘也表示愿意追随。

而华北的韩复榘和宋哲元这二个地方实力派却采取了两面态度，他们一方面公开来电表示“万请保护蒋委员长的安全”，一方面又暗地派人在西安进行破坏。

而山西的阎锡山则主张将蒋介石送到太原。

[16] 3．中共对事件力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是没有直接参与的，因此，在12日夜间消息传来是，中共内部是十分兴奋的，同时很快就展开会议讨论。

中共认为西安事变本意是要求抗日救国，然而因为采取了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蒋介石，有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与全国反日团结相悖。

中共针对这种科学分析，采取了4点基本方针，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动摇，用一切方法联系南京左派和支持中共的派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张杨及积极的援助，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

[17]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等2余人组成代表团，协助张杨处理西安事变。

17日，代表团抵达，晚宴后，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长谈，达成和平解决的共识。

而18日上午，周恩来与杨虎城交换了意见，消除了杨虎城的疑虑的同时改变了杨虎城的想法，使其坚定了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

[18] 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清楚表明中共在反对讨伐、坚持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19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

通过了二个重要文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明确了方针：坚定地站在西安一边：中共支持张杨的革命义举，准备共同迎击南京亲日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帮助西安方面筹划和进行和平努力。

[20]后来，就像历史记载的那样，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终于底定和平。

事变后，中共坚持与蒋介石谈判，促使蒋介石履行抗日承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举国团结抗日御侮的局面终于掀开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历史新页。

三．结语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

那段历史虽已渐渐远去，但那段历史却越来越清晰。

我们会发现以西安事变为转换枢纽，中国的轨迹、民族的命运的确开始转变，而我们也就会承认：1936年近代中国的历史确曾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也终将以独特的历史贡献而载入中华民族的千秋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