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学中曹操形象之比较
11016090
赵聪
曹操是历史上有名的的人物形象，他的形象被人所熟知还要多得益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这部小说通过一系列历史事实，即从政治、处世、用人以及军事斗争等多个层面出色地塑造了曹操的奸雄形象和其本质。

但这只是文学作品中和戏剧台上的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

而历史上曹操又是个怎样的人物呢？下面我就从《三国志》等史书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的对比来简单分析一下作为文学形象的曹操与作为历史形象的曹操的异同。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第一次出现就被作者以许劭之口定义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这两句评语既概括了曹操的能干，又道出了他的野心。

曹操童年期就表现出狡猾虚伪的性格特点。

他装病诓骗叔父，使父亲失去对叔父的信任，作为一个幼儿虽不能用“奸诈”来形容，却也为他以后的奸诈伪善作了铺垫。

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说是他奸雄形象的形成的一个里程碑式情节。

曹操将汉献帝接入许昌，“自此，大权皆归于曹操，朝廷大务，先禀曹操，然后奏天子。

”为儿子曹丕铺平了道路。

曹操性格多变，又狂妄自大。

“杨修之死”最能显示出曹操的性格无常。

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

曹操心有恶之却丝毫不表现出来，杨修直到最后被曹操借惑乱
军心的罪名杀死，也全然没有察觉。

可见曹操奸诈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许田打围”把曹操的狂妄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许田打围的过程中，曹操用天子的箭射死了一只鹿，群臣以为是天子射中的，都高呼万岁，曹操竟“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

此外，曹操还有多疑，好猜忌的性格特点。

他因多疑错杀吕伯奢全家，又道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又暴露出其残忍的一面。

他对人只要有一点猜忌，便有杀人不眨眼之势，毫不犹豫，在第一时间先下手为强。

他常常也会或事急从权，或巧生变诈，杀人于无形之中。

在军中时，军粮不够，曹操让仓官王垕以小斛发粮，引起军士不满。

为平息将士之怒，曹操又杀死王垕。

曹操无耻地用别人的头来换取自己的美名，这充分暴露了他极端残忍的品性。

显然，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将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塑造成了一个“奸雄”形象，一个大奸大恶的权臣典型，成为作者笔下类型化典型人物中“奸”的代表。

而在各类史书中，对曹操的描述却则是各有千秋。

首先来看《三国志》。

《三国志·武帝纪》记述了曹操的政治生涯，突出反映了其政治、军事方面的才能，肯定了曹操统一北方、安定边境等功绩，把他塑造成了文武双全，对历史起过进步作用的非凡人物。

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曹操的雄才大略和胆识气魄，认识了他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能。

有人认为陈寿的《三国志》对曹操的记载有袒护之嫌。

确实，在封建时代史家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尽管如此，《三国志》仍不失为一部具有实录精神的良史。

《三国志》采用“互见法”记述人物，
以求全面立体的反映人物形象。

仔细认真阅读其他篇目，我们就可以看出曹操还有奸伪残忍的一面。

《三国志·魏志·高柔传》中记述有军士守金逃亡，按照旧法“军征士亡，考究其妻子”。

此法已够苛刻了，而曹操“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奏者尽杀之。

”足见他的残忍和冷酷无情。

《三国志·魏志·华佗传》也记载了曹操杀华佗之事，因一点小事便可以残忍的将人杀害，可见其冷酷毒辣。

中在《三国志·吴志·诸葛亮传》里，孙权这样评论曹操：“操之所行，其唯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

至于御将，自古少有。

”其中有褒有贬，对于其为人，我们也可以略窥一二。

《三国演义》写了曹操的一个方面，突出了曹操的自私、狠毒和阴险。

曹操形象复杂性格的出现，是罗贯中有意识的艺术创造。

小说最重要的是塑造人物形象。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单凭史书提供的材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借助想象和虚构。

《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包含着作者罗贯中的个人感情、一千多年口耳相传中的误差和广大人民对曹操的个人情感，难免有不合历史事实之处。

所以，《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是一个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

而曹操的文学形象是以历史形象为原型，但比历史人物更深刻，更具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