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取向与道德尺度——论印度战略文化的二元特征宋德星2013-01-29 20:59:36 来源：《南亚研究》(京)2008年1期作者简介：宋德星，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关于印度战略文化，尽管存在着学理上的争议，但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印度很多战略操守仍能从印度历史特别是战略思想史上找到其渊源，即考底利耶主义和阿育王思想传统持久深厚的影响。

印度战略思想传统上的现实主义取向和道德尺度这一根本性的价值分野，使得印度战略文化呈现出典型的二元化特征，即在战略思维、安全观念和战略倾向三大方面均呈现明显的二元色彩。

在大战略缔造中，排除各种客观因素之外，人的主观观念特别是决策者的主观观念对于战略缔造也具有相当重大的影响。

在《缔造战略》一书中，威廉森•默里将战略缔造中的观念因素总结为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三类，并用一个德文词“世界观”（Weltanschauung）概括起来。

①在这三种影响当中，宗教及其世俗变体——意识形态，通常以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方式，通过塑造战略缔造者的信念来影响战略缔造。

与它们相比，文化对于战略缔造的影响则往往不那么直接和清晰。

尽管如此，文化作为社会群体的人类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凝集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不但具有长期稳定性，而且往往具有相当的继承性。

因此，研究长时段②战略演变中的观念变化时，文化是最好的视角之一。

正因为如此，战略文化概念便被引入到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之中。

从这个视角出发来探讨印度的战略文化，显然是最恰当的，因为只有从长时段的历史演进特别是战略思想史的演进中，才能真正辨识印度战略文化的发展主线及其特征。

战略文化不仅包括对战略环境的思辨和操作层面上的假设，更为关键的则是一国的战略文化特质确实有助于提高这个国家把战略实际需求转变为概念的能力。

印度战略文化历史地便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即考底利耶主义与阿育王思想传统之间明显的价值分野——现实主义取向和道德尺度的不同定位，而当代印度战略文化也基本沿袭了这一特色，即印度在战略思维、安全观念和战略倾向三大方面均呈现二元特征。

一、印度战略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指向——乔治•K•坦纳姆的启示在西方的战略文化研究中，学者们就战略文化问题提出了各自鲜明的见解和主张，典型地反映了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③而根据A.I.约翰斯顿的观点，战略文化首先包括了这样一些基本假设，即关于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地位、对手的性质及其构成何种威胁（零和或多种结局）、使用武力的效用等，也就是对战略环境的思辨。

其次，战略文化还包括操作层次上的假设（operational assumptions），即指一系列的、有序排列着的战略倾向（ranked strategic preferences），由此也就导出了战略文化与战略选择（或战略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

④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战略文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战略选择，且文化与行为之间并不一定必然构成因果关系。

所以，战略文化提供的是一个有限的选择范围或有限的倾向性范围，其作为干预性变量，只是以中介和温和的方式作用于那些影响战略缔造的独立变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略文化可被视为一个过程，一种渐进式影响的过程。

此外还应看到，一个国家的文化特质确实有助于提高它把战略实际需求转变为概念的能力，以及为战争实际需求做出准备并随后加以实施的能力。

所以，对国别战略文化的研究不仅重要，而且必需。

像所有国家一样，对印度来说，制定战略的前提首先必须是“认清”现实，而这无疑又与印度国务家和战略精英们的战略文化和世界观密不可分。

作为一个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印度却被人认为战略思想传统严重缺失。

明确提出这一见解的是美国兰德公司战略分析家乔治•K•坦纳姆。

在发表的研究报告《印度的战略文化》中，他以些许尖锐的写作手法，指出印度缺乏战略思想传统和制度化机制，进而使得印度缺乏一个适当的大战略，结果也就导致了印度外交上的虚弱。

显然，这一观点在印度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震动。

⑤在考察印度战略文化时，坦纳姆认为，印度思想习惯的深深印记受到印度地理、历史、文化和英国统治四个方面的影响，这四大要素强有力地影响了现代印度国家的特性和方向。

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们仍将继续帮助塑造印度的战略思想及战略实践。

首先，地理位置使得印度将次大陆视为“一个单一的战略单元”；其次，文化、社会、信仰体系通过强调多样性、宽容和适应性，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战略单元的特殊性；第三，印度历史的重构强调了在大一统帝国统治下的统一，以及不同于帝国统治的大规模冲突与分裂；第四，英国的殖民统治带来了地理政治概念——需要建立北部缓冲区、控制环绕印度的四周海域、次大陆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就是独立后的印度，边缘是围绕印度的四邻小国）。

坦纳姆特别强调指出，印度的战略地位、其洲际领土规模和巨大的人口数量，有助于印度领导人相信其伟大前程、在印度洋地区首屈一指的地位以及它的全球重要性。

印度种姓制度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强化印度对世界持一种等级观念。

据此，印度的战略反应主要包括：不允许地区小国获得区外大国的支持；限制巴基斯坦的地区影响，甚至威慑或击败巴基斯坦；遏制和威慑中国，同时寻求与北京之间的象征性的平等地位；利用前苏联来制衡中国和巴基斯坦；增强海军实力使之足以控制印度洋；发展海军、核和导弹力量以保卫自己免遭邻近的和遥远的大国的侵犯。

在此基础上，坦纳姆总结了印度战略文化的下述主要特征：注重国内安全甚于外部安全，倾向于防御而不是进攻，它主要是一个大陆型国家而不是海权国家，它寻求独立和大国地位而不是任何形式的依附和中等国家地位。

但本质上，印度的战略思想和战略选择均属于初始阶段和临时性的，既不精细也不系统。

坦纳姆关于印度战略文化的最大胆的结论是印度没有战略思想。

他指出，尽管印度有防务战略的某些要素，但这不足以形成战略思想和规划。

这主要是因为：第一，由于印度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因而印度不曾系统和宏观地思考国家防务计划。

尽管有过短暂的帝国统一时期，但统一并没能带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第二，印度教的时间观念，或直截了当地说缺乏时间意识的直接后果是，印度历来就不鼓励做长远规划；第三，印度教徒视生命为玄虚之物，命运、直觉、传统和情感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些因素为什么、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什么时候发挥重要作用则不清楚。

鉴于人对生命的控制力十分有限，他也就无法自信地预言或规划未来。

尽管意识到坦纳姆的工作并不就是一件坏事，但很多印度学者还是不赞同坦纳姆的看法。

当然，在印度战略研究界，也不乏对坦纳姆的积极呼应，因为就印度而言，坦纳姆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了一个战略分析框架，由此推导出印度关注国内安全甚于外部安全、倾向于防御而非进攻、倚重“硬”权力（军事力量）而非“软”权力（经济和文化）来追求独立与大国地位、主要是一个大陆国家而非海权国家等基本结论，还在于他的这项开创性工作使印度政界和学术界开始认真思考印度战略文化和未来战略选择等事关国家根本前途的大问题。

⑥应当承认，坦纳姆的相关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理启示意义，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创新性。

不过，其关于印度缺乏战略思想、而且只有防务战略思想的观点，却显得过于武断，也不符合印度历史事实。

今天印度的很多战略操守，在历史上仍然能够找到其思想渊源，即考底利耶主义和阿育王思想传统持久深厚的影响。

二、考底利耶主义vs.阿育王思想传统：印度战略思想的价值分野在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历史久远，而且经久不衰。

显然，印度也不乏现实主义思想和传统。

孔雀王朝第一代君主的首辅大臣考底利耶，就因主张在对外关系中遵循欺骗法则，即非伦理方式而闻名于世。

在《政事论》中，考底利耶明确指出，在遵循“鱼的法则”（即大鱼吃小鱼）的世界里，国王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一个拥有无上权势的征服者，因为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且国内不存在任何不稳定情形的帝国，才能遏制大鱼或外来入侵者。

根据考底利耶的论断，一个征服者必须清楚自己在“曼荼罗”中的位置。

“曼荼罗”基于一种地理假设：征服者的直接邻国最有可能成为其敌人（真正或潜在的敌人），而紧邻直接邻国的国家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朋友，紧接着友好国家的国家可能是一个不友好国家或敌人的友好国家，再接着便是友好国家或友好国家的友好国家。

在“曼荼罗”体系中，每一国都假设其邻国是非友好的、贪婪的和富有侵略性的国家。

为此，一位印度国王要想获得成功，惟有明了怎样在针对邻国的各种方法中做出战术上的选择。

有哪些根本的选择呢？考底利耶为我们提供了和平共处、战争、中立、进攻、联盟、双重政策这样六种方案。

与西方现实主义思想鼻祖马基雅维利一样，考底利耶的根本信条是：只要事关国家利益，伦理便成为与之毫无关联的一种累赘⑦。

曾任印度人民党政府外长的亚什万特•辛哈就对考底利耶及其现实主义思想做过这样的基本评价：“那些诋毁印度缺乏战略思想传统的人，最好是去看看2300年前一本名为《政事论》的印度古书，其作者考底利耶可能是印度最古老的战略思想家，提出了六种形式的国家政策，即所谓的国家圈。

他宣称，和平、战争、中立、显示武力、联盟、与一国和平共处而对另一国发动战争，是为国家的六种政策。

仔细地分析可以发现，在过去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国家间关系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以考底利耶提出的六种政策为基础。

我们生活在一个战略极不稳定的时代，国家间冲突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

变化了的可能只是我们发动战争和寻求和平的方法。

”⑧然而，同样是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法胜”思想也盛传开来，并渐渐构成了印度传统战略思考中的另一条主线。

阿育王在位期间，是孔雀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帝国的疆域一度扩展到印度半岛的南部地区。

在一系列征伐战争中，征伐羯陵伽（今奥里萨）的战争最为惨烈和震撼人心，促成了阿育王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

此后，阿育王变成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深为“法胜”思想所打动，并宣布佛教为国教。

他还公开宣布不再以战争作为王国对外政策的工具。

这种非战思想和政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阿育王发表的一系列赦令中，宣布他无意用武力去统一印度半岛的朱罗以及毗邻的岛国即现今的斯里兰卡；（2）宣布他的王国不会用武力去损伤其他独立王国的地位；（3）向五位希腊政权的统治者派去宣教团，宣扬“法胜”思想；（4）向其他王国和斯里兰卡的政权派出宣教团，宣扬“法胜”思想。

⑨通过内政外交两方面的努力，阿育王战略传统得以形成，并深刻地影响着此后印度的战略精英们。

概括起来，阿育王的战略传统包括以下三个根本方面：第一，强调以“法胜”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这不仅使得阿育王的外交政策具有和平的性质，而且由此导出了印度战略传统的另一大渊源：在战略缔造和实施中，不仅一国的战略目标应当是正当的，而且其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也应当是正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