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弊性财务报告识别的实证研究摘要：如何有效地识别舞弊性财务报告一直是我国会计研究的热点。

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以29个舞弊财务报告和29个非舞弊财务报告为样本，运用logistic回归技术建立模型以预测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幷且发现模型的正确识别率比较高。

关键词：舞弊性财务报告 logistic回归一、研究动机财务报告是证券市场上投资者获取相关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

为了保证披露信息的客观公正，世界各国都将其进行严格管制。

这种管制可以增强公众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进而改善资本市场的运行。

但世界各国的证券市场上仍存在著较多的会计舞弊。

舞弊性财务报告向投资者传递有关公司的错误信息，会导致投资者的决策错误，最终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

例如施乐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消息公布当天，施乐股价在电子交易系统中就已经猛跌了31%，同时该公司发行的2009年到期的欧元债权也贬值至原来的70%。

同时，审计自产生之初就与对舞弊的揭露紧密相关。

各国都将揭露舞弊作为审计的主要目标之一。

如果在审计过程中没能察觉财务报告中的欺诈，会给审计人员的声誉带来较大损害，幷可能招致高额的诉讼成本！Albrecht and Willingham 指出社会公众、SEC和法庭都期望审计人员能够揭露所有的重大舞弊，当舞弊出现时，审计人员将面临更高的警示审计风险。

为了合理地确定审计人员揭露舞弊的责任，各国审计準则都要求注册会计师应该合理确信能够发现可能导致会计报表严重失实的错误与舞弊。

审计準则是确定审计人员责任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审计人员是否遵循审计準则对法庭的判决具有重要影响。

而如何判定审计人员是否做到“合理确信”是一个比较难以确定问题，很难与有关各方达成共识。

“任何严重的财务报告舞弊，如虚增巨额的销售收入和应收账款，都可能使得企业的财务结构出现异常的状态”（Joseph T. Wells，2001），而且从大量财务报告舞弊案件事后看，只要实施简单的分析性程序就可以察觉舞弊的端倪（张立民，2001）。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利用公开可得数据来预测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的高低，本文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对舞弊财务报告的识别模型，以更有效地分配审计资源和从定量的角度来界定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本文主要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说明论文的选题动机，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的回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主要包括提出研究假设、变量的选择、实证步骤、资料来源与样本选择，以及样本公司的相关财务指标的特徵、所构建的模型以及使用的统计软件等方面；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其分析，包括识别出的在舞弊公司和非舞弊公司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的财务指标变量、具体得出的舞弊性财务报告的识别模型等；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文献回顾由于财务报告舞弊对于证券市场的影响巨大，国内外对于舞弊性财务报告的研究都比较多，其中国外实证研究比较成熟，而国内由于证券市场建立时间不长，以及收集数据的困难导致了对其研究主要是规范研究，但近期也有一些实证研究。

对于有关舞弊财务报告的研究主要都集中在舞弊的原因与动机、影响因素、舞弊的技术手段以及如何才能发现舞弊等方面展开。

儘管舞弊的原因和动机不能作为公司就一定发生的舞弊的证据，但是研究动机有利于发现警示舞弊的相关指标。

Beneish（1999）发现高级管理人员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其财务报告舞弊的动机之一。

黑利（Paul M. Healy，1985）认为管理人员进行利润调节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地获得更多的奖金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其结论获得了实证支持。

迪安哥罗（DeAngelo，1994）、巴哥泰勒和迪切夫（Burgstahler and Dichev）等的研究认为处于困境的公司更倾向于操纵应计利润以保全管理人员的职位，减少公司董事会和监管部门的监督和干预。

Pankaj Saksena从公司内外环境的角度进行对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财务报告舞弊与环境因素有著直接的关系。

Beasley（1996）从公司治理结构，主要是董事会和审计委员构成以及CEO和董事长是否为同一人进行了分析。

McMullen（1996）研究了审计委员构成及其活动情况对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影响。

COSO（1999）从公司治理结构、舞弊技术等多个方面研究了财务报告舞弊。

在财务报告的舞弊技术手段方面，Beasley 等（1999）发现典型的财务报告舞弊技术涉及高估资产和收入，有一半以上的舞弊涉及通过提前或虚假确认来高估收入，幷发现这些收入舞弊中许多隻发生在重要报告期间（季报或年报）。

Worthy （1984）将操纵利润的大部分技术分为三类：改变会计方法、篡改管理成本和将应该包括在损益中的费用或收入在不同期间进行转移。

COSO报告认为，从舞弊的技术手段来看，通常是通过高估收入来虚报利润，样本显示有50%的样本公司都使用这种手段，幷且很多收入舞弊仅仅是在期末通过假销售、提前确认尚未完全履行的收入、有条件的销售以及不恰当的销售比例分割和采用不恰当的完工百分比法等手段来记录不存在的收入或提前确认收入。

分析结果同样显示大约有50%的舞弊行为是高估资产，如高估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的价值、或者将不存在的资产记录入账；低估费用或负债；以及挪用或贪污资产；不恰当的披露财务信息同样也是舞弊较为常用的手段，后三者占有的比例分别为18%、12%、8%。

侯海燕（1999）对我国的一些典型舞弊案件的统计发现舞弊技术手段与COSO的研究结果基本相同。

在舞弊财务报告的侦破研究方面，Beasley研究了董事会特徵与会计信息的关系，发现非舞弊公司比舞弊公司有更多的外部董事会成员（Beasley，1996）。

Eining等进行了一个实验来检验利用专家系统以提高审计人员的工作绩效。

Green 和Choi（1997）提出了一个利用内生财务数据的神经网络舞弊分类模型。

Summers 和Sweeney（1998）在研究内部人交易与舞弊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运用分层logistic回归技术建立了舞弊财务报告的识别模型。

Beneish（1999）研究发现经理人员在盈利高估时倾向于销售他们所拥有的股份或执行期权。

证据显示监控经理人员的交易行为可能有助于发现高估盈利的相关信息。

Charalambos T. Spathis（2002）利用单变量和多变量统计技术建立了包含z计分值和不包括z计分值的模型识别舞弊性财务报告的可能性。

在国内方面，对于舞弊性财务报告揭露的研究主要是规范研究，而实证研究则比较少。

方军雄（2003）建立了舞弊财务报告的綫性概率模型（LMP）和Logistic 模型幷发现后者的识别效果比较好。

陈亮、王炫（2003）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建立了针对营业利润操纵的识别模型。

娄权用二元Logistic回归的方法建立了舞弊财务报告的识别模型三、研究设计1．研究假设前期的研究都证明，同一行业的各个公司的财务指标之间一般不会出现较大的差异，否则预示著公司存在舞弊的可能。

Persons研究发现，与非舞弊公司相比，舞弊公司的规模较小，具有更高的财务杠杆、更低的资本周转率、其流动资产的比例更高，其中绝大部分是存货和应收账款。

Haw et al.（1998）对我国上市公司盈餘管理行为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对账面利润的操纵，很大部分集中于“綫下部分”，即诸如投资收益、营业外收支等“非经常性盈餘”部分，如果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率持续降低，或者远远低于同行业水平，说明该公司存在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

代理成本是现代企业不可避免的问题之一。

高负债是否与舞弊性财务报告相联繫是一个公开的问题（Persons，1995）。

高负债结构可能增加舞弊性财务报告的可能性，因为它将风险从所有者和经理人员身上转移到债权人身上。

研究发现当财务杠杆增加时，从债权人转移财务给经理人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Chow and Rice，1982）。

特别是，如果在某一期间需要满足一定债务契约，此时管理层就可能对财务报告进行舞弊以达到债务契约的要求。

这预示著高的债务杠杆可能会增加舞弊性财务报告的可能性。

因此有假设H1：（1）假设H1：企业的财务杠杆越大，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越高早期的研究都认为公司运行的原则是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后来发现利润导向被经理人员的个人效用最大化调和了。

经理人员的效用可以部分地定义为工作的安全性，从而该效用的最大化，可通过产出平稳或者逐步增加的收益流来实现。

这种观点隐含的预期是管理层能够维持或改善过去的盈利水平，而不管过去实际水平是怎么样的。

若实际业绩没有达到管理层希望的报告水平，就产生了对财务报告进行舞弊的动机。

Loebbecke et al.（1989）发现他们的舞弊样本公司中有35%的利润是不足的。

在我国，对上市公司来说上市融资是一种相对有利的筹资方式。

与银行借贷相比，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与争取国家投资相比，又没有国家主管部门的层层审批、考核和验收。

只要符合申请上市和配股的要求，就可以一举筹集到几亿甚至几十亿的资金。

所以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将上市筹资作为主要的筹资方式。

而我国证券监管的重点是盈利能力，很多政策都是以盈利能力来作为衡量标準的。

比如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曾四次发文，对申请配股前两个或三个会计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规定如下表：表1 证监会对申请配股前两个或三个会计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规定12/17/1993 9/28/1994 1/24/1996 3/24/1999前两年每年大于0 前三年每年大于0，且三年平均10%以上前三年每年均大于10% 前三年每年大于6%，三年平均大于10%很显然，当公司不能达到配股资格綫时，为了能够获得配股的权利很可能采取舞弊手段以达到配股资格。

因此，提出下面假设H2：（2）假设H2：公司的盈利能力越接近管制标準，暗示发生舞弊的可能性越大Kinney and McDaniel（1989）、Persons（1995）等的研究均发现财务状况恶化是管理当局进行舞弊的一个重要原因。

Treadway 委员会在1987年提交的报告中指出，舞弊性财务报告通常与那些正处在财务困难中的公司联繫在一起。

COSO 在《财务报告舞弊：1987-1997》一文中指出，在舞弊动机问题上，有些公司舞弊是为了制止业绩的螺旋下降，而其他公司则是企图保持业绩增长率。

Loebbecke 发现其样本中，舞弊公司中有19%正面临著偿债困难。

Hamer（1983）的研究显示大部分破产识别模型对舞弊有著类似的识别能力。

困难财务状况还可能成为不道德的内部人员采取行动来提高公司财务状况或者降低被解雇的威胁或在被解职之前攫取尽可能多资源（Bell et al.，1993；Loebbecke et al.，1989）。

通常，如果公司财务状况较差，融资压力就比较大，加之资本市场中信息分布的不对称性和非均衡性，管理当局倾向于披露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他们就有强烈的舞弊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