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评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由陈福康于1992年编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修订本于2000年6月出版。
本书是我国译学研究的开创之作，系统地讲述了从中国古代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英语翻译学习者提供了翻译理论的基本知识。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获中国2002年教育部第三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语言学著作类三等奖。
本书作者陈福康教授198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从事中国文史、日本汉文学史、中国翻译史、译学史等的研究工作。
在翻译方面，陈福康教授译有《鲁迅比较研究》等。
他凭借自己对中国文学史和翻译史的不断研究，著成了本书。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包括“引言”、“余话”、“后记”，以及四章主要的内容。
“引言”部分作者解释了撰写本书的原因、本书所涉及范围以及撰写方法等。
“余话”部分包括本书的参考书目、胡孟浩为本书做的序、赵秀明《从〈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的出版看我国的译论研究》一文。
“后记”是作者为本书写的，以下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译学理论。
本章共19小节，以时间顺序介绍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一些译事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译学理论。
此时期有关翻译的论述并不多，译著也主要以佛经的翻译为主。
本章以小节的形式讲述了不同时期的翻译活动及一些译者理论及其影响。
第一小节追溯了翻译最早开始的时间、最早的翻译官“象胥”，及孔子的译学理论等。
作者在介绍翻译理论的同时引用了相关的周代及孔子的语录资料，显示了作者经过认真考证得出结论。
第二到十三章以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为主要线索，分节介绍了支谦、道安、玄奘等在佛经翻译过程中的一些翻译思想。
作者所引材料涉足范围广泛，并由此总结出各译者的译学理论。
本章的第十二、十三小节谈到了中国少数民族和来华传教士的翻译理论及其对翻译学史的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各国的传教士到达中国，经书翻译活动兴起，传教士们逐渐开始了对翻译理论中“信、达”等问题的讨论。
第十四到第十八小节作者发掘了明末清初的翻译高潮中一些著名译者，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的翻译理论及其译学成就。
最后一节为“章没片谈”①，作者肯定了此时期零星片断式翻译议论的高度价值，也概括了此时期宗教翻译背景下的译学发展。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晚清民初的译学理论。
本章共20小节，除最后一节“章没片谈”外，第一到第十九小节每小节详细谈及此时期的一位代表人物及其对我国翻译理论的贡献。
本章作者从清末民初对民族尊严的维护和向西方学习的文化背景入手，引出一些领头人物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对翻译的认识及实践活动，并由此介绍其翻译理论。
①作者原著如此。
下同。
‖第一辑‖ 华西语文学刊第一章中古代翻译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宗教翻译。
而本章中，翻译的内容则不再局限于宗教翻译，而是扩展到科技翻译的领域。
作者详谈了林则徐、冯桂芬、康有为、严复、林纾、高凤谦等18位对译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
在本章的“章没片谈”中，作者不仅对晚清民初时期部分译家言论做了精辟概括，同时也总结了晚清翻译事业取得了较快发展的原因。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民国初期译学理论。
本章共23小节，第一到二十二小节按时间顺序每节介绍此时期一到两位著名的译者，最后一节仍为“章没片谈”。
本章主要介绍民国时期短短的30多年中，我国的译学理论的发展以及所取得的一些较大的进步。
在本章中，作者虽然在前22小节谈论的是一个或两个译者的译事和翻译理论，但整章各小节译者顺序的编排却是以译者所归属社团的形式出现的。
如第三到第六小节的郑振铎、茅盾、蒋百里、朱自清等人属于文学研究会。
第七到第九小节谈及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却是与文学研究会相对立的创造社之代表人物。
这也是此时期翻译发展的特点：可以从社团和流派角度划分译者。
新青年社的胡适等人提出了所选翻译著作的标准及翻译时所使用语言，刘半农则提出了“双簧信”，并谈到了“用笔措辞”和译名问题。
文学研究会是二、三十年代对我国翻译事业作出最大贡献的团体。
主要领导人郑振铎针对此时期之前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相应理论建设零星而缺乏系统性的缺点，提出了“原原本本，有统有系”，并对翻译直译和意译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四章主要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译学理论。
本章是《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的最后一章，共14小节。
与前三章一样，本章的最后小节为“章没片谈”，前13小节分别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代表译家的译学理论，以及旅居海外的翻译家、港台翻译家对译学的研究。
本章第一小节中，董秋斯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中明确提出“翻译是一种科学”，并倡导建立中国翻译学，这对我国译学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此外，本章不仅详细介绍傅雷、周作人、钱钟书等翻译名家的译论，还强调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翻译在各方面的发展：不但出版了多种翻译期刊，如《翻译》《翻译通报》等，还成立了一些翻译工作者组织，开展了一些集体性的研讨活动，如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全国翻译工作会议等。
这对我们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作者在本章中大量引用了各翻译家发表于一些报纸及刊物上的有关于译学理论的文章，以及一些会议上发言，概括提炼出各翻译家的译论。
此时期不但译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翻译批评也逐渐展开。
本章第一节中就提到了董秋斯大力开展翻译批评。
最后，作者在“章没片谈”中概括了此时期的翻译概况，肯定了我国新中国成立后翻译理论发展的成就，也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
本书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从全书也可以看出，作者写作本书时考证的范围之大、内容之广，是本书之前出版的译学著作很难比拟的。
本书设专节介绍的译学名家就有66位之多。
作者不仅对人们熟知译者的译学理论做了大量的提炼和概括，也同时对一些我们不甚了解的译者的译论作了探索和总结。
中国古代译学史只有零星、片断式的记载资料，然而作者却从这些记载中归纳总结出中国古代的译学理论，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古代译学理论的一种很好的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第一章的第十二、十三小节谈到了中国少数民族和来华传教士的书 评翻译理论及其对翻译学史的影响。
这两部分在本书出版之前的类似著作中少有提及，作者做了大量的资料搜寻和发掘工作后，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填补了译学史此部分的一些空白。
“少数民族中的零星译论更罕为人知；传教士的翻译主张也少有总结的。
但作者对此都作了最大限度的发掘”（赵秀明1996）。
其中，作者指出少数民族将翻译扩展到梵文与藏文、汉语与蒙古语等翻译领域，不再仅仅局限于国与国之间语言的翻译，还囊括国家内部各种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情况。
这就将翻译范围定义为任何两种不同或不通的语言之间。
清末民初的一些翻译活动是由中华民族的与西方帝国抗争的历史中引发的。
如林则徐、魏源等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由此引发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语言不通的障碍，翻译活动便由此开始。
作者本人也提到，一些理论并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但却对整个近代译论有过重大影响。
由此可见作者不但对中国译学的发展做了深入研究，同时也把握了整个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史。
而对于清末民初的翻译活动，作者是将其放到中国民族的历史中去研究，体现了作者开阔的视野和胸襟，而这种视野和胸襟，得益于作者深厚的文学和文化功底。
陈福康教授在文学方面有着深厚造诣，著有《郑振铎年谱》《郑振铎传》《郑振铎论》《井中奇书考》《民国文坛探隐》等书，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能写出如此深刻的著作的原因。
第三章中作者以译者所归属社团的形式对本章小节进行编排。
这样的安排有利于读者分辨不同译者的译学主张以及不同社团的翻译活动和译学理论。
作者对本章中各小节的巧妙安排也使得民国时期各社团译论的“共性”与“个性”都更加突出。
与此同时，作者在探索各译者、各团体的译学理论时，不但对比同时期其他译者的译论，还纵向联系并解释了前人的译论在译者个人理论形成中的影响，内容深刻、论述到位。
对于第四章中旅居海外的翻译家和港台翻译家的译学理论，作者考虑到这些译者具有相对特殊的文化背景，因此将其分节详细探讨，可见作者编纂本书时考虑周到、编写严谨。
这也是作者的重要贡献之一。
作者在本书中虽然谈到了佛教翻译和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却并没有将古代佛教僧侣的翻译活动和近代传教士进行比较和综合论述。
这或许是本书的欠缺之一。
作者在第二章的“章没片谈”中写到“维新派对于晚清翻译事业的贡献最大”。
尽管作者在本章第三小节特别提到了洋务派的翻译主张，却没有强调指出洋务派对此时期翻译的贡献。
“洋务时期的出版选题仍主要限定于应用科学的翻译范围内”（崔波等2008）。
因此，洋务派对科技翻译有着诸多贡献。
除此之外，洋务派设立了同文馆和江南制造等专门从事翻译的机构，并培养了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人才。
这对我国晚清翻译的发展及翻译理论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而作者对此并未作进一步探讨，甚为遗憾。
民国时期有很多文学家都是翻译名家，如郭沫若、鲁迅、茅盾、林语堂、梁实秋等。
这一点作者在“章没片谈”中也有提及。
作者如果能分析一下文学创作对译者翻译理论形成的影响，以及译者之间的翻译理论的相互影响，则会使本书更加深入。
第四章中作者分别谈论了新中国成立后各著名译家的翻译活动和译学言论。
如果作者能在此基础上单列小节论述一下各译家译学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则会使本书更加全面。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较全面地探索了中国古代到现代的译学理论成就。
尽管作者只论述了大概迄于1989年中国译学史的发展情况，但此书的出版对我国建立自己的译学体系是有重大意义的。
1989年至今我国的翻译事业也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翻译已逐渐发展为独立学科，翻译理论也进一步完善构建。
我们期待本书再版时能看到作者对中国翻译史发展至今的信息的编撰，以使本书更加完善和全面。
参考文献：［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崔波，吴彤．地方性知识视野下的洋务派的翻译出版［A］．全国科学技术学暨科学学理论与学科建设2008年联合年会清华大学论文集［C］，2008．［3］方华文．20世纪中国翻译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4］刘祥清．中国翻译地位的历史演进［A］．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七次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6．［5］赵秀明．从《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的出版看我国的译论研究［J］．中国翻译，1996（3）．（秦 岚）陈贻绎：《希伯来语圣经——来自考古和文本资料的信息（至公元前586年）》（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圣经》中那些充满传奇和神秘的故事，千百年来，在西方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
对于基督教《圣经》的研究，通常按照经文的写定语言分为研究希腊语基督教新约的学科和研究希伯来语旧约的学科。
“旧约”只是相对于基督教的“新约”而衍生出来的，因此那些尊崇希伯来语《圣经》为宗教经典的犹太教信徒都称呼希伯来语写定的部分为“希伯来语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