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低碳经济对于中国降低能耗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和意义摘要：简略叙述了低碳经济对于当前中国新能源的推动作用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和重大作用关键词：低碳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

是国际社会应对人类大量消耗化学能源、大量排放二氧化碳（CO2 ）和二氧化硫（SO2 ）引起全球气候灾害性变化而提出的能源品种转换新概实质是解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低碳经济定义的延伸还含有降低重化工业比重，提高现代服务业权重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内容；其宗旨是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本特征的经济，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中碳循环的影响，实现经济活动中人为排放二氧化碳与自然界吸收二氧化碳的动态平衡，维持地球生物圈的碳元素平衡，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保护臭氧层不致蚀缺。

广义的低碳技术除包括对核、水、风、太阳能的开发利用之外，还涵盖生物质能、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它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汽车等多个产业部门。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

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不止是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CO2）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也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

在此背景下，“碳足迹”“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

而能源与经济以至价值观实行大变革的结果，可能将为逐步迈向生态文明走出一条新路，即：摈弃20世纪的传统增长模式，直接应用新世纪的创新技术与创新机制，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作为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前沿经济理念，低碳经济其实没有约定俗成的定义。

低碳经济也涉及广泛的产业领域和管理领域。

我国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和贸易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世界低碳经济趋势深入发展，传统的高碳经济和贸易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

我国应从战略的高度重视低碳经济发展，积极借鉴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经验，逐步建立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框架。

(一)加快研究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发展低碳经济，技术创新是根本，制度创新是保障。

结合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性社会的工作目标要求，借鉴和吸收低碳经济的先进理念，深入研究和制定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构建完善的低碳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推动社会经济朝着低碳方向转型。

(二)加强低碳经济体制机制建设。

开展低碳经济试点示X，探索建立适应我国国情、支持低碳经济的政策体系和市场环境，寻求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建立碳交易市场机制是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手段。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可试行碳排放强度考核制度，在特定区域和行业内开展碳排放交易。

国内区域性排放交易体系的建立需要结合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同时考虑高中低碳排放区域。

目前，长江三角洲和珠江山角洲制造业集中，也是高碳排放集中区，可先行建立试点碳交易体系。

先从区域入手探索碳交易是循序渐进的一个选择，而行业碳交易的阶段性探索，初期可选择能源、化工等高能耗、高污染等行业试点。

(三)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要综合运用财政、金融、产业政策，严格控制能耗高、污染重的产业，推进能源节约，重点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促进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

逐步形成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服务业等完善的低碳经济体系。

(四)构建绿色贸易体系。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发展低碳经济必将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国际贸易规则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框架下将会有所调整。

我国应适时调整贸易政策，绿化外贸出口商品结构，适当限制高能耗产品的出口，并扩大工业制成品进口，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外贸发展模式。

调整和修改我国某些不合时宜的外贸政策法规、环保政策法规，使其适应国际市场绿色贸易发展的趋势，并充分体现我国要履行的国际环保公约的义务，综合考虑贸易活动中环境影响、气候成本内部化等问题。

(五)积极参与低碳化的国际合作。

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性的，因此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要依靠经济、知识、技术和治理的全球化。

我国经济已经融入到世界经济中，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低碳经济。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不仅要强调自主创新，也要积极开展国际技术合作，通过共同研发，合理转让等方式提高国内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尽快缩小与先进低碳技术方面差距。

(六)激励企业从事低碳生产和经营。

应对气候变化所推动的低碳技术和产业的新兴与发展，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未来的企业竞争必定是基于低碳产品与技术的竞争。

政府应通过低碳产业规划、财政税收的扶持、金融融资的支持，引导企业进人低碳产业、发展低碳产品。

同时，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建立低碳领域的技术创新机制，力争在清洁和高效能源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在国际碳减排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

[1]近年来，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转变传统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选择。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能源环境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

2007年，觉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的理念，为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使人们更加关注低碳经济的崛起。

低碳经济实质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命。

人的生存过程，就是消费能源，向自然排放危害环境物质的过程。

二氧化碳是人类消费能源、资源的必然产物，也是造成温室效应、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大和活动能量的急骤膨胀，人类的活动已经危及到自身生存的基础。

有资料显示，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美国以世界6%的人口消耗了世界30%的能源。

而我国的单位GDP能耗是日本的8倍，人口是美国的好几倍，按照这种发展模式，我们缺乏持久的创新能力，环境恶化和能源短缺将是今后50年我国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瓶颈。

实行节能节排，实现低碳发展，构建生态文明社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为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操作性诠释，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节约型社会的综合创新与实践，完全符合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发展思路，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性革会，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2] 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最重大环境与发展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

围绕防止气候变暖的国际谈判及其行动不仅关系人类的生存环境，而且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尽管全球气候保护的进程将取决于人类在科学认知、政治意愿、经济利益和社会接受程度上的共识和采取的措施，但探索低碳发展之路却无疑是未来人类发展的重要选择。

f—f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及其延伸的政治、经济议题全球气候系统的变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根据大量实测资料，近百年（1906～2005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了0．74℃，并且升温速率不断加快，同时全球平均海平面也在不断上升（IPCC，2007a）。

这一系列变化将对全球气候系统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气候变化同样给中国的气候、环境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中国的气候和环境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例如，近100年的地表平均温度明显增加；降水量变化趋势虽不显著，但年代际波动和区域差异大；近50年主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也出现了明显变化（《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委会，2007）。

IPCC 的综合评估结果表明（IPCC，2007a），自1750年以来，人类活动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近50年全球的大部分增暖，非常可能（90％以上）是人类活动的结果，特别是源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导致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

预计到21世纪末，全球气候系统还将继续变暖，其升温幅度将取决于人类现在所采取的行动。

IPCC第四次评估第三工作组报告认为（IPCC，2007e），人类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在经济和技术上是可能的，通过部署各行业关键减缓技术、采取政策和行政干预、改变发展道路等能够对减缓气候变化做出重大贡献。

IPCC 的评估报告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政治决策最重要的科学基础。

气候变化科学尽管在过去20多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因其属于复杂的综合科学领域，所以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应对。

一方面，由于涉及众多学科以及研究尚显不足，驾驭起来难度很大，因此在自然科学研究基础方面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包括气候变化的发生与发展机理、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及影响、气候变化的区域特征、碳捕获和封存（CCS）的可行性等（参见第一章）。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科学及各种社会力量的介入，气候变化已经跨越了自然科学问题，演变成为发展问题和政治问题，并且其“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在某种意义上，各国也都在以保护全球气候的名义为其国家或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权益寻找对各自有利的证据和指标。

许多观点也是在自然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加入了价值判断和利益考量，使气候变化从科学家争论的议题变成国际政治博弈和经济竞争的焦点。

作为环境外交的最重要内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争论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并且还将长期持续下去。

由于防止气候变暖的关键是减排CO2，也就是限制化石能源的消耗量、增加自然碳汇或是采取碳捕获和封存技术，因此作为主要矛盾双方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参与国际谈判的实质是争取排放空间和发展权益，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角逐异常激烈。

目前的国际气候体制中，在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里明确阐明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并在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中规定，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公约》附件一缔约方在2012年前的第一个承诺期里率先实现定量减排。

迄今为止，上述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安排基本反映了各利益相关方的实际责任和义务。

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全球气候政治极为复杂。

国际谈判能否取得成效取决于国家利益与全球共识问的取舍和平衡，没有任何权威可以完全主导谈判进程，传统的强权和军事力量对解决全球气候问题无能为力。

由于全球气候保护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和多边合作，一方面，缺少排放大国参与的任何协议的效果都将被大大削弱，另一方面，反对联盟往往在谈判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对谈判进程起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