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从女性形象看丁玲创作的变化[摘要]丁玲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莎菲、贞贞、陆萍、黑妮等一系列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之间既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又有非常明显的变化，并且均与丁玲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这些女性形象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与不同的性格特征，形成了丁玲小说最具美学价值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丁玲；女性形象；女性意识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作家之一，丁玲早期创作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曾经给五四文坛带来了震撼，后来又因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获得斯大林文学奖。
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不同性格特征的女性形象，如莎菲、贞贞、陆萍、黑妮等。
细读她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丁玲总是从性别温情和性别体贴的角度关注笔下的女性，这一点也构成了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之间一种内在的联系，但是，因为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这些女性形象之间又有着非常明显的变化。
同时，因为和丁玲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我们还能深深感受到丁玲在创作时溶入的个人情感。
因此，我们不妨从女性形象这一角度，来分析丁玲的小说创作。
《莎菲女士的日记》创作于1927年秋，是丁玲早期的代表作品。
莎菲这一形象的性格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对自我性心理的大胆言说。
莎菲是有着强烈的生理欲望的生命个体，她以自我为中心，渴望享受生活，渴望男性的拥抱和爱抚，虽然偶尔也会懊恼自己不像个“正经女人”，但她依然无所顾忌。
女性的性觉醒、性敏感、性体验，第一次在文学中得到集中表现。
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莎菲性意识的、或者说性别意识的觉醒，是封建专制之下的女性觉醒的重要内容，莎菲的行动具有反抗专制和传统文化、争取人尤其是女性的正当权利的意义。
丁玲因此被视为女性主义者，而莎菲这一形象也带上了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
第二，在灵与肉的冲突中的大胆追求。
作品中，莎菲在爱情上追求的是“灵与肉”的和谐统一。
这使得莎菲从心里看不起不懂得爱的技巧的苇弟，并明了地拒绝了他的求爱。
而对于“丰仪”迷人的美男子凌吉士，她一方面为他那高贵的风度所倾倒；另一方面，当她了解凌吉士可怜的思想和卑劣的灵魂时，她又悔恨未能拒绝他落在她发际的那些热吻，并转而诅咒自己。
莎菲这个人物的最大特征，是剧烈的内心矛盾和斗争。
作品的价值，也在于莎菲内心矛盾冲突的独特性、新颖性和深度。
正是在这部作品里，丁玲把女性的内心深度、女性身上的时代性和历史性、女性身上的文化积淀和世代相传的信息，挖掘得相当深入。
第三、自我价值的肯定。
经过反反复复的期待、渴望和克制，莎菲所想的东西，终于得到了。
这是莎菲一直盼望的，甚至在这情欲中“瓦解”也愿意。
然而莎菲在得到凌吉士吻的顷刻，体验到的不是满足、幸福、陶醉和快乐，而是失望和恶心。
显然，丁玲通过莎菲的失望表明“完全癫狂于男人仪表”是不足取的。
莎菲最终忏悔了，因而也得救了。
作者丁玲与作品女主角莎菲之间，显然是有距离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丁玲对莎菲是非常理解的，而且理解得相当深刻，尽管她对莎菲所持的态度是批判性的。
可以这么说，作品所描写的莎菲这段生活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丁玲对于自己以及女友们生活与思想的观察和思考。
这其实也就反映了丁玲写《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理由：把自己从癫狂于男人仪表的“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里”解放出来。
如果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是柔婉细腻，心理描写跌宕起伏的话，那么在1940年底创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这部作品的风格则是冷静、深隽。
作品中，贞贞的身体成为残暴日军蹂躏的对象，而我方则利用它去获取绝密的情报。
这种事情让贞贞身体上遭到极大的摧残，但是，更使她心理上蒙受极大创伤的是她回到村里所受到的歧视。
于是，贞贞这一形象具有了这样三重内涵：其一，为革命牺牲自我，她觉得光荣而坦然。
其二，女性贞操的丧失又使贞贞无法摆脱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自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
其三，既认同传统又反抗传统。
她对恋人的拒绝，不仅源于贞操被毁的“不配”心理，更源于她的反抗意识——不需要任何人怜悯、也不怜悯任何人的反抗个性。
作家王蒙被贞贞这个形象放射出的个性光芒所震撼：“少年时代我读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的形象让我看傻了，原来一个女性可以是那么屈辱、苦难、英勇、善良、无助、热烈、尊严而且光明”。
对贞贞性格的塑造，关键在于作者捕捉到的是一个孤独痛苦然而又自尊倔强的灵魂。
丁玲将贞贞置放于落后的乡村文化氛围中，表现她的苦闷与孤独、希冀与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我”能透过贞贞表面的“冷”与“硬”，发觉贞贞内心深处的东西：贞贞的眼睛，“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的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贞贞是“那种有热情、有血肉、有快乐、有忧愁，却又是明朗的性格”；贞贞的憧憬，“到了××，还另有一番新的气象。
我还可以再重新做一个人”。
对于贞贞，冯雪峰曾经这样描述：“这灵魂遭受着破坏和极大的损伤，但就在被破坏和损伤中展开她的像反射于沙漠上面似的那种光，清水似的清，刚刚被暴风刮过了以后的沙地似的那般广；而从她身内又不断地在生长出新的东西来，那可是更非庸庸俗俗和温温暾暾的人们所再能挨近去的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
”冯雪峰没有提到丁玲的历史与贞贞的关系，但他显然是把贞贞当成丁玲来读的。
事实上，贞贞取名“贞贞”就蕴含着她的“贞洁”，她的肉体虽遭到不堪忍受的侮辱，但她的灵魂却是“贞洁”和“高尚”的。
丁玲之所以能够这样出神如化地刻画贞贞，与她自己曾有着与贞贞同样被敌人掳过的经历相关，她们都拥有同样噩梦般的记忆，体验着回来之后相同的压抑感。
她用自己的创作来吁请世人抛弃世俗的偏见，给迷失者或不幸者重新做人的机会，同时她也在刻画贞贞的过程中，寻找自己前进的道路。
难怪有学者这样评判：“与其说丁玲关注的是贞贞，不如说丁玲关注的是自己，是同自己一样遭受过不幸命运的人。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贞贞的遭遇反映了丁玲的感受，贞贞的命运中有着丁玲的影子，这就使得她产生了共鸣，发生了同质同构的契合，因而写得凄婉动人。
”政治上的失意让丁玲能够更加客观、细致地审视解放区存在的不足之邓玉久从女性形象看丁玲创作的变化邓玉久2008.542处，小说《在医院中》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创作的。
作者把女性意识和社会意识相结合，并以女性敏锐的目光发现在革命事业中存在的小生产思想习气和官僚主义作风，还写出了“同这种思想习气作斗争竟是何等困难”。
《在医院中》的女主人公陆萍具有莎菲式的精神气质，是同属于莎菲系列的精神姐妹，不同的是，她是已经走出自我封闭世界的女性。
作为一个具有“小资”生活和心理背景的知识青年，她“总是爱飞，总不满于现状”，因而，她的生活中常常出现在“矛盾”状态中。
她对文学书籍感兴趣，却被她父亲安排学医学，做了一个产科医生。
她来到延安后，满心希望自己能当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可是政治处的主任找她谈话，要她“为了党的需要”，到“离延安四十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去工作；而且医务工作应该成为她终身对党的贡献的事业”。
她“声辩过”，甚至“流泪了”，就是“不能推翻决议，除了服从没有旁的办法”。
最后她服从安排，来到这个相当糟糕的“肮脏、无秩序、设备不完善，病人营养差，用具破了无人管理，病房不温暖，大家忙而又闲，流言纷起”的解放区医院。
在作品中，陆萍根本“不懂得观察别人的颜色，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为此，她“得到过一些拥护，常常有些医生，有些看护来看她，找她谈话，尤其是病员。
但她已经成为医院里小小的怪人”。
丁玲在这里写出陆萍变为人们眼中“小小怪人”的主要原因：一方面，陆萍有“足够的热情”，“很少的世故”，“不懂得观察别人的颜色”；另一方面，她在与一个巨大的外部环境力量，一个有浓厚的官僚作风的医院领导和人群抗衡。
其结果就是陆萍获得“怪人”的称谓。
在抵抗那些外部压力中，陆萍身上固有的作为女人难免的情绪化的因素神经过敏、爱闹情绪、好冲动以及耽于幻想等等被诱发出来。
在陆萍身上，丁玲试图探讨女性气质和这个性别所固有的心理经验，在革命道路上得以延伸和拓展的可能性。
“她的那种富于女性特色的敏锐的感觉方式，那份大胆而率真的抒情习惯，似乎都还没有被她的那种理智完全压倒，她的自我仍然顽强地要在笔下世界中露面”。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在经历了严厉的批评和热情的鼓励之后，丁玲开始了她人生观念与文学风格的重大转变，即放弃女性主义和个性化风格的叙事，把自己纳入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
这种转变并不是完全的突变，而是丁玲在创作道路上跌跌撞撞的一种摸索后的一种转变，这其中有冯雪峰的好评，有别人的批判，有毛泽东的高度称赞。
在这种变化之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应运而生了。
在这部引起许多争议的作品中，女性形象黑妮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闪光点。
丁玲在作品中设置黑妮这样一个女性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就是她已经形成的艺术个性的延续。
作品中，黑妮从小失去父母，跟着二伯父钱文贵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家庭对黑妮来说没有一点温暖，于是黑妮和长工程仁成了好朋友，“可是他们却被猜忌了，被防闲了。
”后来，程仁翻身当了农会主任了，可是由于黑妮的身份，程仁有意和她疏远了。
在钱文贵最终被打倒之后，程仁“橡一个自由了的战士”，放下了思想包袱，黑妮的爱情最终失而复得。
可以说，作品没有太多正面的描写，只是通过众人的眼光来刻画的，而这众多的眼光对黑妮的看法更多的是利用和不信任，而丁玲却在极少的篇幅中描绘出一个美丽可爱的黑妮。
这其中钱文贵把她当作土改的筹码；程仁的阶级意识使黑妮成了“革命的异类”；众人眼里“她给人的印象不坏”；第四种眼光则是丁玲的——黑妮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女性”。
在这种种交叉的目光中，黑妮的身份完成了定格，也实现了作为女性的完美。
在黑妮的身上，明显可以找到作家接续先前已于莎菲、贞贞、陆萍等人物形象身上倾注的对女性作为“完美”的深情表达。
但这已经演变成一种非常隐晦的表达，在这种相当隐晦的表达里，我们感受着丁玲在缓释自我由于多种人生曲折所形成的“压抑”与“反压抑”的精神主题。
正因为如此，黑妮显然是一个没有展开来写的人物，在她身上已不见了贞贞、陆萍身上的自我意识——一种关注自身命运而不妥协的女性意识。
作者使她成为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形象，黑妮最终的解放——脱离收养她十多年的伯父钱文贵，并非其自身努力、奋斗的结果，而是政治（土改）的结果。
丁玲对黑妮所受的误解与伤害也是轻描淡写地稍稍带过，作为女人，黑妮的经历和生存体验是不完整、不深刻的，并同时丧失了作为个体应具有的主动、独立及平等。
对此丁玲这样说过：“……马上我的情感就赋予了这个人物，觉得这个人物是应当有别于地主的，但是在写的时候，我又想这样的人物是不容易处理的。
于是把为她想好了的好多场面去掉了。
”从丁玲的这段话里可以看到，正是作家现实生活中有意识的自我约束，才导致了文本中人物描写的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