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谋略中关于国学军事思想的运用
摘要：我国国学中军事著作的谋略思想已为历代军事家所熟知和运用，并对战争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
本文通过对淮海战役战术中我军将领如何熟练应用国学中的军事谋略思想从而克敌制胜的经典案例作了具体剖析。
关键词：国学军事谋略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是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与武器装备均处劣势、战场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同国民党军南线主力展开的战略决战，是决定现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战。
战役最终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宣告结束，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而”，淮海战役中我军将领的军事谋略思想与战略战术的运用很多都与国学著作中的军事思想相吻合，可以说很好的运用了国学的经典。
何为国学？有学者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
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
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
而国学中军事著作的谋略思想已为历代军事家所熟知和运用，如《易经》中“据实变通”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中“兵以诈立”的战役谋略、《鬼谷子》中“出奇制胜”的战略思想等等都对战争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
在此我们仅就淮海战役战术中与国学军事思想的同辙之处做一些粗浅的分析。
一、据实变通，牵住淮海战役的“牛鼻子”
《易经》是中国哲学最古老的一部经典，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源头。
淮海战役中很多战术的运用与它其中所反映的重视实践以及决策变通的主要战略思想有着融会贯通之处。
《周易》总是先由卦相中得到具体物象，再从这些物象中进行引申。
中国哲学的实践主义正源于此，探求实际的可感知的思维。
而变通意识则是寻求由坏变好的途径。
淮海战役中，形势的发展变化多端，面对国民党军可能做出的战役部署，我军将领因情而变，适时调整作战部署，将不利因素转变为有利因素，做到了“变则通，通则达”。
战役发起前夕，粟裕司令员根据前线侦查情况，判断战场态势变化，决定将战役发起时间提前两天。
这一决策，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夺取了战场主动权。
粟裕后来说：“如果再晚4小时，让黄百韬窜入徐州，那仗就不好打了。
”
战役发起后，粟裕再次分析全国战略态势，以及国民党军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认为南线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遂于1948年11月8日向军委建议：“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固县进击，抑留敌人与徐州及其周围，而后分别削
弱与逐渐歼灭之……”。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审时度势，在此建议的基础上更以非凡的胆识适时扩大战役规模，于11月9日做出“应极力在徐州附近歼敌主力，勿使南窜”的战略决策，把歼灭徐州“剿总”一部发展为歼灭徐州“剿总”主力。
由此，淮海战役已由最初的“小淮海”发展为与国民党军南线主力进行决战的“大淮海”的格局。
战役中，前线指挥员更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战术运用上根据战场情况灵活变通。
战役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过程中，我军采取了“围点打援”的战法，以6个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以7个纵队阻击援敌。
在攻击过程中，根据由运动战转为阵地攻坚的实际情况，适时转换作战方式，利用近迫作业的战法，突破敌人坚固的防御工事，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并为下一步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以智取胜，击溃敌人心理防线
《孙子兵法》是中国兵学的奠基之作。
孙武提出了“兵以诈立”，用具体的谋略来指导战争，意思是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将领也对此种战术有着巧妙地运用。
战役发起前，中央军委于10月30日的电报中指出：“……同时与虞晚或齐晚，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要在两三天后才能查明我之主攻方向，但又因为我各部均以迫处于他们面前，又已无法互相增援，尤其使黄兵团各部丧失收缩集结的必要时间，极为重要。
……”战役发起后，我军按照既定部署做出围攻徐州的假象，从多方同时向国民党军发动进攻。
国民党军感到四面受敌，处处防备，使之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为我军包围黄百韬兵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不战而屈人之兵”更是《孙子兵法》中“谋攻篇”的核心内容。
这种战略思想，已成为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重要内容。
即指导战争的法则是使敌国完整地降服是上策，任何战争的最终指导原则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
在这个总原则下，孙武提出了心治与速决的实施方法。
淮海战役中，我军政治攻心战术的开展可以说达到了巅峰至极的境界。
从高级指挥员到基层指战员都十分重视瓦解敌军和劝降工作，在与国民党军进行军事较量的同时，不间断地向国民党军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心。
战前就通过打入敌高层的地下党员瓦解敌军，开展整治争取工作，从根本上动摇敌人军心。
战役第三天，国民党军第三绥区副司令、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被毛泽东评价为“北线第一个大胜利”。
战役中，我军高级将领及指战员们不间断的向国民党军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战役第二阶段，刘伯承、陈毅等发表了《促黄维立即投降书》，第三阶段战场休整期间，政治攻势的开展更为广泛，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毛泽东亲自为中原和华东两大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
解放军利用包围圈内国民党军饥寒交迫的困境，运用广播喊话、散发传单、夜送食品等方法，瓦解敌军，取得了显著成效。
国民党军把我军晚上的劝降广播称为“上夜课”，每次“夜课”之后，都有不少国民党军投诚
到解放军阵地上。
文艺战士组织的火线音乐队，在白天或风雪怒号的夜晚，对着敌人阵地演奏《白毛女》、《孟姜女》等悲曲，每当这时，敌人阵地上便鸦雀无声，随后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士兵说：“我们越听越难过，好几回都哭了。
”另外在我军开饭时，战士们也会敲着碗盆对敌阵大声高喊：“开饭了，有包子吃，猪肉馅的，快过来吧！”……这些简便易行的攻心术，充分发挥了“软性”武器的威力。
在这场不流血的战斗中，我军取得的战果辉煌，仅战场休整的短短20天内，就有1.4万多名国民党官兵向我军缴械投降，极大的动摇了国民党军的军心，瓦解了敌军斗志，削弱了敌人战斗力。
到华野发起总攻时，杜聿明集团的30万人马只剩下了不足20万人，仅用4天时间就被全部歼灭。
粟裕在总结淮海战役胜利原因时也提到：“敌人最后被解决得这样快，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
……证明‘攻心为上’是正确的。
”所以，战场上的双方，很多时候比的不是武力，而是气势和心力。
三、出奇制胜，诱敌深入歼敌主力
淮海战役中，我军将领在战术中还灵活运用了《鬼谷子》中揣测与谋略的战略思想，使战局逐步向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
鬼谷子认为在军事中，要善于掌握敌方的情况，了解对方的心理，才能诱导对方进入自己的圈套。
战役第二阶段，中野4纵司令员陈赓在和黄维较量的过程中，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黄维兵团，陈赓不拘泥于固有战法，而是根据战场实际，掌握黄维急于冒进的心理，按照计划主动后撤，在浍河南岸背水结阵，诱敌深入。
待黄维发现自己的不利态势，急令退缩之时，我军各部已展开合围，最终将不可一世的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地区。
四、巧用三十六计，全盘掌握整体战局
《三十六计》是浩瀚兵书中最具实践精神的一部，包纳了丰富的谋略思想。
其中“擒贼擒王”、“围魏救赵”、“顺手牵羊”、“声东击西”等战法反映了目标定位准确、战略决策及时、利用敌人任何微小的疏忽、用假信息迷惑对方等战略计谋。
这些计谋在淮海战役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在粟裕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后，毛泽东着眼全局，将粟裕提出的战役二个阶段发展为三个阶段，确定了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是首先歼灭黄百韬兵团。
这一目标的确立等于砍掉了国民党军徐州“剿总”的右臂，为下一步逐次歼敌、驾驭战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役中，中央军委对于重大决策方针都要发挥集体智慧，和前线指挥员反复磋商、博采众议，与国民党军的犹豫不决、朝令夕改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国学引导谋略，思路决定出路，谋略在一定程度上对事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淮海战役中，我军高级将领灵活运用兵法谋略，因敌变化，驾驭全局，展现了高超的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
而国学本身不仅对战争年代也对现代社会有着巨大的价值和指导意义。
无论在什么年代什么背景下，只要有需求，国学中有价值的东西就会被挖掘和应用，国学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值得我们不断的去学
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