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A/B期末复习题1．诗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的作者是________ ________。

2．最早为林纾赢得翻译文学作品盛誉的是 1899 年在福州印行的《》。

3．认为《红楼梦》的厌世解脱精神是“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是悲剧之最上乘者，是“悲剧中的悲剧”的是________________。

4．1954年秋，、先后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和《评〈红楼梦研究〉》，从而拉开了《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序幕。

5．年4月，《》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率先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提出了质疑。

6．吴亮的《》形象地揭示了马原小说的叙述特征；对新写实小说的文本特征，陈晓明的《反抗危机：论“新写实”》则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概括。

7．在 1922 年9月致《文学旬刊》编者的信中，巴金对《》、《》、《快活林》等刊物所表现的庸俗、消遣倾向表示了不满，同时也还表达出对《》所刊“新小说”的由衷赞赏。

8．《论主观》的作者是；《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的作者是。

9．著作《巴金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道路》作者是；论文《巴金的〈家·春·秋〉及其它》的作者是。

10．著作《巴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作者是；论文《〈雾〉、〈雨〉与〈电〉》的作者是。

11．棋是格非小说《褐色鸟群》中的人物；是巴金小说《雾》中的人物。

12．1907 年，新创办的《》第一次公布稿酬标准，标志着现代稿费制度的规范化。

13．1898年，严复翻译的《》正式出版，发表《论白话的维新之本》一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文化先行者的言文合一主张。

14．池莉被人们合称为“新写实三部曲”的小说是《》、《》、《》15．《随想录》出版后，上海远东出版社又于年3月出版了巴金的另一作品集《》。

二、名词解释1.《受戒》主旨2．黄遵宪：3．诗界革命：4．电影《武训传》：5.“复出”小说家群三、论述题1.为什么说异域文学的营养加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2.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文化变迁的基本特点。

3.以具体作品为例，谈谈新写实小说的叙事特征。

4.为什么说文化机制的渐变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必要条件？5.结合作家作品，简要论述先锋小说家们进行了哪些反传统的叙事实验。

6.五十年代前期三次文艺批判运动对新范式的规范。

7.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述评。

8.五四文学革命确立的新的文学范式。

9.论中国近代文化机制的渐变与文学的现代性转换。

10.论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的内容与指向。

11.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以及意义与局限）。

四、分析题1．巴金《“掏一把出来”》赏析。

附原文：“掏一把出来”巴金《随想九十九》是在七月十八日写成的。

在文章的结尾我引用了朋友汝龙（翻译家）来信中的话。

发表私人通信，没有事先征求本人同意，我应当向写信人道歉。

在某一个长时期，私人信件常常成为个人的罪证。

我有一位有才华、有见识的朋友，他喜欢写长信发议论。

反右期间一个朋友把他的信件交给上级，他终于成了“右派”。

后来他的“右派”帽子给摘掉了。

过了几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另一个做教授的朋友给抄了家，拿走了他的一叠信，造反派学生根据信件又抄了他的家，并促成他的死亡。

所以到今天，还有人不愿写信，不愿保留信件。

但是那样的日子是不会再来的了。

今天人们可以随意讲心里的话。

汝龙也不愿意在我面前把心遮掩起来。

那么让我再从他的信中抄录几句：我知道他死讯的那天晚上通宵没睡，眼前总像看见他那张苍白的脸，他那充满焦虑的目光，他那很旧的黑色提包，他那用手绢包着的钱，我甚至觉得我再活下去也没意思了。

……汝龙是少见的真挚的人，他一定没有忘记那十年中间种种奇怪的遭遇。

我也忘记不了许多事情，许多嘴脸，许多人的变化。

像李健吾那样的形象，我却很少看见。

读了汝龙的信，我很激动。

那十年中间我很少想到别人，见着熟人也故意躲开，说是怕连累别人，其实是害怕牵连自己。

一方面自卑，另一方面怕事，我不会像健吾那样在那种时候不顾自己去帮助人。

我变了！我熟悉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精神状态，我明白这就是我的所谓“改造”。

我参加“运动”还不算太多，但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把一个“怕”字深深刻印在我的心上。

结果一切都为保护自己，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这算是什么作家呢？当然写不出东西来。

想起健吾，想起汝龙信中描绘的形象，我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抽着，一下！一下！汝龙不是悲观主义者。

他可能因为看见好人的死亡而感到绝望。

这绝望只能是暂时的，不然他怎么能长期伏案勤勤恳恳地翻译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呢？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一个好人死了，自己活下去也没有意思了。

我却认为一个好人死了，我们更有责任、更有意思“再活下去”，因为可以做的事、应该做的事更多了。

尽管十年“文革”至今还给我带来血淋淋的噩梦，但长时期的折磨却使我更加懂得生活的意义，使我更加热爱生活。

想到健吾，我更明白：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

好人？坏人？各人有各人的解释，但是我们国家目前需要的正是“掏一把出来”的人。

七月二十三日原载1983年8月2日香港《大公报》，选自《随想录·病中集》2. 巴金《一颗桃核的喜剧》赏析。

附原文：一颗桃核的喜剧巴金《家》的法译本序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后，有个朋友写信问我，在按语中提到的沙俄皇位继承人吃剩的一颗桃核的喜剧是怎么一回事。

我现在来谈一下。

首先让我从《往事与随想》中摘录三段话来说明这件事情：在一个小城里还举行了招待会，皇位继承人（皇太子）只吃了一个桃子，他把桃核扔在窗台上。

官员中间有一个喝饱了酒的高个子马上走出来，这是县陪审官，一个出名的浪子。

他从容地走到窗前，拿起桃核放进衣袋里去。

招待会之后，陪审官走到一位有名的太太面前，把殿下亲口咬过的桃核送给她，太太很高兴地收下了。

然后他又到另一位太太那里，又到第三位太太那里——她们都十分欢喜。

陪审官买了五个桃子，取出了桃核，使得六位太太都非常满意。

哪一位太太拿到的桃核是真的？每一位都以为她那颗桃核是皇位继承人留下来的……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这种“喜剧”是经常上演的。

不过“皇位继承人”给换上了“中央首长”，或者是林彪，或者是江青，甚至别人，桃核给换上了别的水果，或者其他的东西如草帽之类。

当时的确有许多人把肉麻当有趣，甚至举行仪式表示庆祝和效忠。

这种丑态已经超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沙俄外省小城太太们的表演了。

我们在某一两部影片中还可以看到它的遗迹。

除了这种“恩赐”之外，十多年来流行过的那一整套，今天看起来，都十分可笑，例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锣打鼓半夜游行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是从哪里一下子跳出来的？我当时实在想不通。

但是后来明白了：它们都是从旧货店里给找出来的。

我们有的是封建社会的破烂货，非常丰富！五四时期这个旧货店给冲了一下，可是不久就给保护起来了。

蒋介石后来又把它当做宝库。

林彪和“四人帮”更把它看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四人帮”打起“左”的大旗，大吹批孔，其实他们道道地地在贩卖旧货。

无怪乎林彪整天念他的“政变经”，江青整夜做吕后和武则天的梦。

“四人帮”居然混了十年，而且越混越厉害，在国际上混到了个“激进派”的称号。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想起来既可悲又痛心。

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

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不然怎么在某一个时期我们会一天几次高声“敬祝”林彪和江青“身体永远健康”呢？在抗战的八年中我常说自己“身经百炸”，没有给炸死是侥幸。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常说自己“身经百斗”，没有“含恨而死”，也是幸运。

几乎在每次批斗之后，都有人来找我，或者谈话或者要我写思想汇报，总之他们要我认罪，承认批斗我就是挽救我。

我当然照办，因为头一两次我的确相信别人所说，后来我看出批斗我的人是在演戏，我也照样对付他们。

在那种场合中我常常想起我小孩时期的见闻。

我六七岁时候，我父亲在四川广元县当县官，我常常“参观”他审案。

我一听见有人叫喊“大老爷坐堂！……”我就找个机会溜到二堂上去看。

被告不肯讲就挨打。

“打小板子”是用细的竹板打光屁股。

两个差役拿着小板子左右两边打，“一五一十”地数着。

打完了，还要把挨打的人拖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说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

我当时和今天都是这样看法：那些在批斗会上演戏的人，他们捞演的不过是“差役”一类的角色，虽然当时装得威风凛凛仿佛大老爷的样子。

不能怪他们，他们的戏箱里就只有封建社会的衣服和道具。

封建毒素并不是林彪和“四人帮”带来的，也不曾让他们完全带走。

我们绝不能带着封建流毒进入四个现代化的社会。

我四十八年前写了小说《家》。

我后来自我批评说，我反封建反得不彻底。

但是那些认为“反封建”已经过时的人，难道就反得彻底吗？没有办法，今天我们还必须大反封建。

二月十二日原载1979年3月22日香港《大公报》，选自《随想录》3 巴金《再说小骗子》赏析，附原文：再说小骗子巴金两三年来我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讳疾忌医究竟好不好？我的回答是：不好。

但也有人不同意我的想法，他们认为：你有病不讲就没有人知道，你的体格本来很好，可以不医自愈，大病化为小病，小病化为无病。

这种人自己生了病怎么办？难道他们不找医生？不吃药？从前我很老实，现在我的脑子比较灵活些了，尽管有人说我倒退，写的文章“文法上不通顺”，可是我看人、看事却深了些，透了些，不大容易受骗了。

去年九月底我写过一篇谈小骗子的“随想”。

当时小骗子已被逮捕，话剧正在上演，人们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那时还有人出来责备话剧同情骗子，替骗子开脱，认为这种作品助长青年犯罪行为、社会效果不好等等、等等。

在他们看来，不让它上演，不许它发表，家丑就不会外扬。

我没有看过戏，但是我读过剧本，我不仅同情小骗子，我也同情受骗的人。

我认为应当受到谴责的是我们的社会风气。

话剧虽然不成熟，有缺点，像“活报剧”，但是它鞭笞了不正之风，批判了特权思想，像一瓢凉水泼在大家发热发昏的头上，它的上演会起到好的作用。

剧本的名字叫《假如我是真的……》，我对它的看法一直是这样，我从没有隐蔽过我的观点。

在北京出席四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时候我曾向领导同志提出要求：让这个戏演下去吧。

开会期间这个戏演过好几场，有一次我在小轿车上同司机同志闲谈，他忽然说看过这个戏，他觉得戏不错，可以演下去。

关于小骗子的戏究竟演了多少场，我也说不清楚。

我只知道后来在北京召开了有该戏原作者参加的讨论会，议论了戏的缺点。

又听说剧作者另外写出了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好戏。

以后就不听见人谈起小骗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