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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的再定义_从一则网络谣言谈起(精)

第5卷第4期2010年4月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gher Education Edition )Vol.5No.4Apr. 2010谣言的再定义——从一则网络谣言谈起游[摘雅(漳州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福建漳州,363000)要]在传统的谣言观里,谣言是故意捏造的没有事实根据的虚假的信息。

这样的定义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有必要从谣言的概念入手,重新探讨谣言的本质属性,分析谣言产生的原因及其传播机制,从而形成新的谣言观。

[关键词]未经证实;大众传播;心理平衡;辟谣[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作者简介]游雅(1981-),女,助教,研究方向为网络传播。

2008年注定是一个要被载入中国史册的年份。

从年初的雪灾,到3月份的西藏暴力事件、5月份的汶川地震、8月份的北京奥运会……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让世人瞩目,而它们却选择共同来书写2008年的不平凡。

在国人眼中,“8”是一个特别的符号。

2008年,互联网上一个关于“8”的谣言悄然流行:1.25雪灾1+2+5=8,3.14西藏事件3+1+4=8,5.12地震5+1+2=8,奥运会的日期是08.08.08。

为何在科学高度昌明的今天,这样的网络谣言仍然极具市场?真假,也无法把它从其他消息中辨别出来。

因此,谣言概念所做的价值判断,并不能作为一种科学认识的方法。

另外,必须承认: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容易失真。

谣言是一种自发性的、扩张性的社会心理现象,它在传播过程中,往往经过多个个体的连续复述。

当人们接收到某些信息时,由于对事物认识的偏差,也可能是记忆的出入,容易造成对信息的歪曲认识和理解,然后再将歪曲认识的信息传递出去,这样信息会越传越走样。

因此“走样”的结果不一定全部出于“故意”。

从社会心理学的有关理论看来,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容易出现三个特点:削平,即在信息的传播中,人们由于记忆的限制,经常只能记住信息的部分内容;磨尖,即信息在传播中传播者往往只留意自己感兴趣或印象深刻的内容,当他再传播这些信息时,常常也只强调其印象深刻或感兴趣的部分,其余部分往往被忽略;同化,即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接受谣言的人往往会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和对事物的认识来理解谣言的内容,将符合自己认识的内容保留,将不符合自己认识的内容删除,而且经常还会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适当地发挥。

如此,谣言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即使不是出于“故意捏造”,谣言仍然存在着失真的较大可能性。

第二,谣言能否进入大众传播?关于谣言的传播渠道,大部分学者把它归为私下的、人际的传播。

如张华葆认为:谣言是指对社会上已经发生或假想的一件事,经口耳相传,而又缺乏证据的解释或理论;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提到:谣言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定性。

然而,在新闻实践中,谣言其实从来不缺乏进入大众传媒的途径。

例如,“9・11”事件中,在死亡人数统计结果出来之前,CNN 及凤凰卫视都有过推测,甚至“有的主持人张口就说‘在这场袭击中至少5万人丧生’”,谣言开始满天飞,而最后统计出来的数据是2000多人。

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

这种现象既和谣言本身的信息特性有关,又和媒介迅速传播的理念相联系。

诚然,人际间的口头传播是谣言传播的重要方式,但广播、报纸、电视这样的大众传媒由于新闻来源和竞争等原因,对一些信息的确认常常存在时间差或误判。

因此,在谣言传播的渠道中,大众媒介传播也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纳一、谣言的概念关于谣言,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统一的令所有人都信服的界定。

在古代,“谣”的含义有二:一是指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这种意义上的“谣”具有民间性、自由性、随意性的特点;二是指没有根据的传说。

此后的“谣言”概念里,“谣”的第二层含义逐渐凸显。

比如《现代汉语词典》对谣言的定义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

这个定义影响甚广,导致大部分人对谣言的评价都是负面的,认为谣言一定是虚假的、不真实的消息。

学者时蓉华甚至提出:谣言是恶意的攻击,是谣言制造者故意捏造、散布的假消息。

然而在国外的研究中,对于谣言概念的界定多数使用了“未经证实”这个修饰语,对谣言的属性并未进行直接的价值判断。

如《韦伯斯特英文大字典》将“谣言”定义为:一种缺乏事实根据,或未经证实,公众一时难以辨别真伪的闲话、传闻或舆论。

二、谣言的属性探讨中外学者关于谣言的看法中存在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第一,谣言一定是虚假的吗?这个问题涉及具体的价值判断。

从前文所引用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故意捏造”、“没有事实根据”、“假”这几个语词是传统谣言观中的核心定位。

而这种依照传播者的目的、意图所做的界定,在一则消息的流传中很难体现出来,它常常是个人的主观推断,在得到确切的说法之前,人们无法断定谣言的—54—入探讨的范畴。

人来说,首先会加深他对谣言的印象,然后才会产生辟谣的效果。

而对于先前不知道谣言的人来说,首先是获悉谣言的内容,然后才接受辟谣的内容。

所以,辟谣本身是个艰巨而又两难的命题。

从信息处理理论角度分析,谣言的流传本身会加深它的印记,从而影响长期印象。

该理论主要研究人们如何把新的信息和原有经验连接起来进行判断。

其中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当人们接受一个新的信息时,这表明他会把这部分信息和认知结构中属于同一主题的其他信息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总体相关的结构。

当同一主题结构中某个信息被提到或唤醒时,其他的关联信息也会被唤醒。

这意味着,尽管谣言可能消失或被否定,它的“印象”仍会残留在记忆中并成为记忆的一部分。

当相关主题再次被思考时,谣言造成的这部分印象又会和其他相关信息一起,成为判断的依据——因此,谣言一旦波及,就很难消除。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谣言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不断重复、相互传播的沟通方式。

1953年,国外学者克罗斯得出决定谣言产生的公式,R=I*a*c。

其中R=谣言rumor ,I=重要度impor-tance ,a=模糊度ambiguity ,c=听者的批判能力critical ,这具体体现在对其传播内容的信任程度上。

因此,在公众的心理素质不变的前提下,谣言的传播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在人们心目中谣言的事件是重要的;二是人们关注的该重要事件信息模糊。

人们对事件越重视,信息越模糊,谣言的流量就越大,影响就越广。

如何辟谣?根据R=I*a*c,重要度是事件本身的,很难改变,一般只有在自然消失的过程中,传播者兴趣减退或出现否定性的客观事实后重要度才会更改;模糊度则是辟谣者可以大力为之的,传播失误造成的真空,很容易给谣言以可乘之机,所以辟谣时就应该尽快消除模糊度,使事件明朗化;至于听者的批判能力,除了仰仗听者自身的见仁见智之外,辟谣时还应大范围地采用大众传播媒介,这样既能促使多数知道谣言的人迅速知道辟谣的内容,又能增强受众对传播内容的信任程度,有助于提高听者的批判能力。

可问题在于,“谣言的力量之一是它的不断重复。

辟谣要想有效果,也得翻来覆去地说。

遗憾的是,辟谣由于必须严格遵循正式宣布的固定形式,不可能寄希望于让大众传播媒介反复传播。

人们看报和听广播就是为了得到新闻,而不是反复读昨天,或更糟,几个星期前就已经宣布过的事。

”因此,对于谣言,大众应采取平常心的态度去对待,政府权威则要要信息明朗化,这样,谣言的杀伤力,才会有所降低。

参考文献:[1]卡普费雷. 谣言[M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刘建明. 当代中国舆论形态[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1989.[3]周晓虹. 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M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徐锦江. 流言导读[M ]. 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 [5]时蓉华. 社会心理学[M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社科院语言所. 现代汉语词典[M ]商务印书馆,. 北京:1996. [7]陈新汉. 哲学审视中的社会谣言[J ].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2004,33. [8]蔡静. 谣言背后的心理因素——从西方媒体涉藏报道谈起[J ]. 新闻记者,(6)2008.三、谣言的产生及传播机制(一)谣言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社会根源当社会事件或社会危机发生时,恐惧心理在事件经历者与事件相关者中漫溢开来,人们渴望在第一时间了解相关信息,需要对事态发展的进程随时进行了解。

然而在传统的公共信息发布机制之下,如果政府不主动公开信息,公众就难以获得政府所控制的公共信息。

而现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如果政府在公共危机发生后不能及时提供信息或者提供的信息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人们可以通过许多非正式的渠道寻找信息,这样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就不可避免。

(二)谣言的传播涉及心理平衡机制谣言从来不是“客观中立”的,它是具有强烈主观认识的双重属性的传播。

它在传播过程中实际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叙述层面,它主要由事实信息构成,传达的是事实、情景、关系;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层面是示意层面,它是事实信息背后暗含着的情感、意见,它创造了叙述的方式并左右着叙述内容的改变。

谣言之所以会产生,并在传播中出现内容的变形,正是源于这种潜在的心理作用。

在连续传播的过程中,“谣言”和“事实”之间的区别常常是主观选择过程的不同。

对事实的“选择性接受”、对意见的“选择性接受”,使谣言出现了种种变体,并使它在特定的心理氛围下具有极大的顽固性。

例如2008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其时间上的巧合性成了谣言的最好佐证。

民心惶惶之中,恐惧还是接二连三: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不久后,柑橘生虫的谣言让广大民众再一次心惊肉跳。

这类谣言的传播和巩固实际上涉及到了两大心理因素:解释框架和对信源信任度的问题。

从格式塔心理学的一般规律来看,“态度的持有和改变,取决于人的认知在整体上是否一致。

人的认知结构倾向于保持一致,认知不一致就会导致某种解决如改变态度以达到一致”。

当人们需要对异常事件,比如一则不确定其可信度的信息进行判断时,如果符合自己已有的解释框架,则易于接受。

而如果有关事实真相的解释和自己已有的框架差距过大,就会出现认知的不协调。

而为了消除认知因素彼此矛盾而造成的不协调,其中一种选择就是降低不协调要素的重要性,即在相信谣言的状况下,降低“证据”的重要性。

以虫柑橘为例,除了事发地以外,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其他地区的柑橘也受虫灾,实际上大部分地区的柑橘都是绿色健康食品,是可以放心食用的,但是大部分民众还是选择相信谣言。

另一个相关因素是对信源的信任度。

为了批驳谣言,就必须提出证据,但证据的可信度直接来自信源的权威度。

中国政府过去在食品安全问题上遮遮掩掩的态度,使民众趋于相信坊间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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