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下，正处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如何通过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经济理论，设计适应一国经济文化政治的经济运行体制，从而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和良性循环，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试图通过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内涵及特点、核心理论的粗浅探讨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内涵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为了与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威廉姆森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术语。
关于制度的概念，西方学者有数种不同的解释。
舒尔茨将制度定义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凡勃伦则将制度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诺斯认为“制度是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讲，它们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他将制度分为三种类型即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这些规则的执行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派则更多的将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范, 同时也是一种经济资源, 它可以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综上所述，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新制度经济学的内涵应为：经济学家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去研究制度，利用正统的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特点一般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具有以下特点：1.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与继承。
与老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否定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批判的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研究制度的产生、作用及其演变，如新制度经济学吸取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方法如经济人假设、收益最大化和边际替代等，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空间，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发展和补充了新古典经济学。
2.对“经济人”的态度持批判态度。
威廉姆森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会导致机会主义，即经济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为了利己不惜去损人。
他借用西蒙在《管理行为》中提出的人的“有限理性”观点，说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力求理性原则，但是人的理性有限，人们的理性会受到信息传播的效率和他接受信息的能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这种限制使得人们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或接受信息的能力不强而造成市场交易费用的增加。
3.分析方法上的特色。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
比如以个人主义作为它的哲学基础，以理性的经济人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以最大化“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成本收益法分析经济制度产生、演进和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并提出制度改进的途径。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四大核心理论作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之一的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都非同一般。
新制度学派大概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伴随60年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生产扩大过剩、社会矛盾尖锐等特点而兴起。
发展至今，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形成了四大核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
（一）交易费用理论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交易费用理论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和研究经济组织，该理论认为“任何一种能被表述为契约问题的经济或组织问题,都能在节约交易成本的意义上进行深入的探讨”。
1937年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最早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市场机制运行的成本，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降低了”。
通常情况下，交易费用包括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
“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可以说，离开交易费用范畴，就不会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资源的稀缺资性，交易费用理论表明交易活动也具有稀缺性，因而经济学可以将交易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进行研究，从而使经济学进一步透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从交易费用为零到交易费用为正的过程，使得人们可以重新认识市场机制的作用。
另外，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活动需要付出成本，从而也就有如何配置的问题。
资源配置问题就是经济效率问题。
所以，必须改善制度，减少交易费用这部分“内耗”，提高经济效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二）产权理论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
”这揭示了产权的本质是社会关系。
德姆塞茨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一文中对产权的定义是“所谓产权，是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有助于人们形成那些他们可以合理持有的预期”，其强调了产权的行为性和社会关系性质。
诺斯认为“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排他性权利”，强调了产权的排他性。
因而，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
关于产权的最著名的科斯定理，“只要制度是明晰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则无论在开始时将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将是有效的”，表明无论开始将产权赋予谁，市场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产权实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
影响和激励行为，是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
（三）企业理论关于企业的起源问题，科斯运用其首创的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对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与市场并存于现实经济世界这一事实做出了先驱性的解释，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生产制度体系——市场机制，拓展为彼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包括企业与市场的二重生产制度体系。
科斯认为市场上的交易使用价格机制来协调的，企业不同于市场的特征就是用行政命令取代了价格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方式。
企业的存在把原来许多属于市场交易的行为“内部化”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被行政手段所替代，即许多原来要由市场交易的经济行为现在却在企业内部进行协调了。
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不过是两种不同而又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体制。
在科斯看来，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
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
在企业规模的确定问题上，科斯认为，由于企业管理过程本身也会产生有费用，并且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其管理费用也在增加，因而企业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其规模达到它所支付的管理费用和企业扩大所节约的费用相等时，企业就达到了其最大规模。
（四）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代表人物诺斯在《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和《庄园制度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两篇论文中提出一个中心论点：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激励的有效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制度的产生是有代价的，除非其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否则这种新制度不会出现。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因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
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
在看待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因素时，科斯认为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
诺斯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来研究，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使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更为成熟和完善，为人们思考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问题开阔了更广阔的视野与更深刻的思路。
在对国家的作用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诺斯也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析。
诺斯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对产权理论并没用多大发展，可是诺斯的独创之处是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相结合，提出有关国家“暴力潜能”分配论，认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国家；若暴力潜能分配是不平等的，则产生掠夺性国家。
”“国家为取得收入而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和公正的服务做交换。
”即国家暴力以能实现社会合作现实其公正性。
诺斯实质上上市将科斯的企业理论引入国家问题而展开分析：统治者也是一个具有福利或者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经济人”，他们也面临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在竞争和交换过程中，他们也是“有限理性”，其行为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
国家暴力在界定与行使产权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在对意识形态的作用分析中，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
”“一个拥有健全伦理道德的社会，它就会成为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从而使制度的作用发挥更为完善，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诺斯具体的分析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公平的意识形态为社会成员的行为提供一个共同的准绳，减少内耗，提高效率。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转折点，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变革，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
不可否认制度的变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性。
以下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启示。
（一）产权方面。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在我国引起极大的反响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一，对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国的制度结构是开启财富潜力的钥匙。
经济学家张五常作为科斯理论的传播者、继承者和创新者，特意把最近出版的《中国经济制度》一书献给科斯，称“他那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
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就是“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科斯本人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产权没有得到界定，交易费用居高不下，市场经济就难以运转。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在通过改革来界定产权、降低交易费用，显然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2003年, 我国明确提出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
十六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的提出了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
其中受影响最深刻的就是我国的农地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明确产权的产权激励问题，就农民的信息空间或农民承包土地和出卖农产品的信息成本过高提出了通过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建立一个完整的农地产权激励机制，使产权机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实现农地的可持续利用，推动我国农地制度变迁。
（二）制度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方法和政府行为中,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它实际上是公职人员和那些参与腐败交易的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动机驱动下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后得出的合乎理性的选择，而制度通过影响个人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最终影响着个人选择；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提供了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主要途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