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陷入1956-1976之迷茫二十年？
1949年建国之初，中国的经济层面有这样一组数据：1亿户小农经济，并且由于长时间的社会动荡，经济脆弱，民生凋敝，生产水平和前代相比，仍是二牛抬犁的状况（在现在的农村，这种情况仍相当普遍），工业基础只是起步。

全民唯一可以自豪的是：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满腔热情，我们信心满满。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中国如何强国？在这个问题上，民族开始了痛苦的探索历程。

从1951年到1956年，中国在恢复生产与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相当大的成就，完成了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就经济现实来看，这一段时期应该是对当时中国经济各业（主流还是自给自足农业）的修复与发展，并同时发展与建设新生行业。

在经济的发展与延伸——即在中国各业很好地得以恢复之后，进而跨入现代之多元立体交互的网状经济模式（市场经济）时，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决策层，没有将巨大而古老又富有朝气的中国顺势带入现代国家的行列，或者更确切的讲，全国人民都没有做好进入现代国家的准备，没有对现代国家形成比较理性客观的认识，也没有这方面的打算，相关的人才储备与培养都没有进行。

一切因素都要等待历史的再准备。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面临二难抉择：
在政治地位上翻身的农民对现代经济模式几乎一无所知，而借鉴西方现代经济手段与经验至少有两方面的冲突：一、国外列强为了发展多元经济，在从19世纪初、中期开始到20世纪中期的100多年的时间里，对中国极尽蹂躏之能事，从而使全民几代人都对西方充满敌视，包括其经济形式，这方面以美国与日本为代表。

二、几千年受到奴役与压迫的中华民族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而得到解放，但是没有深入地转变经济形式，而片面地对社会主义性质的盲目固持，致使“眼睛里揉不下沙子”，当时国人认为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手段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而再次陷入剥削与压迫的苦海深渊。

受尽几千年官僚、地主压迫，与近代西方列强侵凌和中国新官僚买办资本家剥削的中国百姓，在拒绝了西方的社会模式的同时，将整个现代经济形式也一并置入否决之列，尽管西方经济模式不足以整个地代表现代经济理念，但当时，我们似乎没有看的这么远。

最为主要的是整个中国的经济仍以农业为主、分散生产，对发展多元经济并使之合理交换以刺激经济增长之认识麻木，从经济基础和观念都没有准备好，关于现代国家之方向模糊。

熟悉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应该隐约感觉到中国已经过早来到了“历史周期律”的节点——中国历朝历代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就会走下坡路。

西汉武帝时代、隋文帝杨坚时期、大唐开元盛世时期、大清康乾盛世时期，这些最著名的盛世之后，国家都迅速衰弱并解体。

毛泽东应该有这种深层的恐慌，不然不能解释他何以要一再不切实际地“鼓励”人民积极性搞生产并默许全国性地吹牛皮——一向实事求是的他认为不能伤害人民积极性，过段时间一切会好起来；并祭起他的第一法宝“民主”（当年在延安时期，他回答黄炎培如何摆脱历史周期律时所说）。

毛泽东依赖人民的团结与积极性建立了新中国，他深信再次人民的积极性与“民主”也可以摆脱历史周期律，让中国实现质的飞跃。

由于忽视了基本的经济规律，也忽视了民主的基本基础——市场经济，所以中国不仅搞乱了经济也搞乱了民主（人民的生活方式与基本观念都不具备民主的要求）。

事实上，这些在当时也不可能被认识。

在1956年-1966年这10年的努力过后，中国经济不增反降，固执的毛泽东认为人民思想实现还未转化，需要深度洗礼，于是中国进入了“文革”。

综上，在创造财富，增强经济实力的愿望力驱动下，中国自然而然地忽略了现代经济的诸多要素（即在保证各业能自由公平交换的基础上，刺激各业的再发展，而产生整个经济的繁荣局面。

国家承认并支持私人资产，银行业和保险业加入到经济发展与保障经济风险的行列。

使各方面的人才各自优化集中，以提高经济单元的经济效益与竞争力，闲置资金被尽量用于投资。

用民法约束在经济上普遍发生关联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在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上，在国家计划调配下，开始了使得经济持续增长的“征程”！
所以，尽管中国做了各个方面主观的努力，却只能导致“浮夸风”、“大跃进”、“文革”等一拨未平，一拨又起的社会混乱。

在一方面竭力保持认识粗浅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是可以自给自足地生活！）的同时，幻想在经济实效方面达到盲干之后的预期效果，发展到全国上下的互吹互擂，进而发展到相互攻击的地步。

但经济现实却是不会哄人的，中国在最基本的问题上的认识不清，乱了方寸后，自酿了惨痛的恶果。

由于中国推迟了进入市场经济的时间，所以也就推迟了人民充实到人民政权框架的时间。

但是，历史的形成都有其深刻的原因在，主要是思想观念的滞后，推迟了这一进程——社会是社会结构与思想体系的双变合体。

1956年到1976年，中国最根本的目的是在保持“社会主义”性质（不转变国家“计划”统摄下的“自给自足”经济；生活观念也还是“自给自足”观念；以盲目的“人民民主”给其“镀色”）的前提下，把经济搞上去，增强国家力量。

我们说过，人民民主只有发展市场经济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因为其真正实现还需要用相应的思想体系来引导，以提升民主的程度——实现真正的人民政权。

所以中国的经济走向迂回曲折了二十年，影响到人民政权的建设也滞后了二十年，思想体系的建设也是如此——中国的社会整体前进滞后了。

这是历史的必经之路，谁也不能在如此复杂的局面影响下，将视界准确地拓向未来。

1956年到1966年间，中国最基本的问题是想在茫然强国的愿望驱使下，想借助全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发挥全民的力量，在不改变经济模式（仍旧是自给自足经济）的情况下，把经济搞上去！确实，在之前，正是借助全民的积极性，使得中国走完艰苦的武装革命历程。

但此时，把全民积极性等量代换到经济层面时，却导致了刚恢复的经济层面出现大紊乱。

发展经济得尊重经济自身的规律，高效的现代经济必须要在优化发展各业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市场交换体制，从而刺激各业的再投资，使价值增值，“因天下力生天下财——王安石”。

将所有因素忽视，那只能造成南辕北辙的结果。

1966年到1976年，传统上称之为“文革”时期，由于前一个“十年”内经济上的盲动，又牵涉到文化层面，力图通过思想文化的整肃和提升、转变而渡过难关，从而将盲动的范围与“无序度”增大。

造成整个国家的“十年浩劫”。

56年——66年，中国陷入经济层面的盲动，66年——76年，又将盲动的范围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

此后的两年，是面对盲动之后的一片狼藉而归总教训、理性反思的时间。

关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及经济现代化的问题，在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终于逐渐回到冷静、客观的立场上来（以传统自给自足
生活观念支持的“社会主义”激情趋向衰落）予以面对，开始在重视经济现实的基础上，逐渐正视经济规律，解放思想、谋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