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千年包公观后感看千年包公观后感：家风正官风廉包拯，字希仁，肥东人，是我国北宋时期的名臣。
《千年包公》纪录片根据史实，对包公的成长经历及为官从政进行了生动再现，让人看后深有感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党员廉政教育片。
记录片第一集《清心直道》中再现了包公家传公正，少年读书时即立志清廉，从一个家乡富人请包公及同学吃饭，同学当即答应而包公为避接受别人吃请而不赴宴，这点小事中就可以看出包公在少年时就牢固树立防微杜渐的意识，严格要求自己，而之后他在端州任官结束时，将手下人替他接受的端砚沉江，更是显出他的清廉，在合肥出土的包公家族墓中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这在盛行厚葬的中国古代，无疑是对包公家族清廉的最好说明。
纪录片第二集《铁面无私》正是与众多影视作品中的包公形象所一致，在家乡庐州任官时，对待家族中人犯法依然能做到一视同仁，树立了包公的威信，之后的上谏弹劾权贵更体现了包公铁面无私的气节。
包公对上刚正不阿，对百姓充满深情，纪录片第三集中的“断牛舌案”“匿金案”“沉舟折变”及“不持一砚归”等历史故事，都明明白白的表现出包公的体恤百姓和铁面治贪，正因为包公是这样的好官，中国百姓才将他奉上神龛，成为铁面无私替天行道的神。
《千年包公》纪录片，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包公形象，更重要的是发掘了包公的成长经历，分析了为什么包公能成为一位百姓爱戴的好官，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有良好的家风。
家庭是人们接受教育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第一任老师，包公从小在家接受父母的言传身教，树立了良好的人生观，所以长大后能成为孝子和廉官，虽然时间已过去千年，但这种家庭教育永远不会落伍，反观现在那些锒铛入狱的贪官，有多少是因为家教不严，妻儿利用其官职谋取非法利益，最终致其全家覆亡，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最后用四句话总结这部纪录片带给我的感受：千年包公，家风传承，为官做人，皆为榜样。
看千年包公观后感：从阎罗天子到白面包公，司法领域要消灭造神运动泱泱长史、璀璨华夏，能够驰誉丹青、留名万世的人往往不仅有史书经典的传承记载、更有百姓群众的代代传颂，而学者易中天也曾经把人物形象分为历史形象、文学形象与民间形象。
《千年包公》一片，最大的亮点莫过于把包拯从民间流传的阎罗天子还原成了历史上的白面包公。
很久之前网络上就曾经广为流传一篇文章，题目是《包拯清廉的秘密-年薪一千三百多万》，该文通过考证历史与米价换算，得出包拯年薪千万的结论，并且指出已经超过一个州每年上缴的税收。
观影之前，我曾经猜想本片宣扬包拯清正廉明、刚直不阿自不必多说，但未必会提到包拯的年薪，不料本片不仅提到了包公的待遇，也提到了他不为同僚所喜的事实，提到了他忠孝两难全的无奈，提到了他办案的方式从今天的角度看来也有不科学之处。
从神龛上的金光笼罩的神像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的孝子、谏臣、廉官;这种从神到人蜕变，比之造神运动更加有教育意义。
而作为一名司法工作人员，在这神人之间，最关注的莫过于“断案如神”四个字。
影片中指出，有关包公断案的史料并不多，但在民间，百姓们为什么会把他塑造成一个断案如神的判官形象呢?我认为如果说文学作品中三顾茅庐、白帝托孤的诸葛丞相的形象，是出于文人们崇尚出将入相，希望得到统治者的信任与礼遇，那么日间断人、夜间断鬼的包青天则是出于千百年来普通百姓们呼唤神明、呼唤清官的强烈愿望与精神寄托。
呼唤神明，源自于普通百姓对于公平正义原始、本能的渴求，在古代侦查、取证技术不够发达的情况下，普通群众希望有一个神明式地人物能够辨别所有的是非曲折。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违法手段更加高明，诉争案情也走向多样化、复杂化，同时在现代司法活动中，侦查技术不断提高、监控系统不断完善、讯问技巧不断创新，但无论如何，司法活动也不能查清所有事实的真相。
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比古代相比，现代法治中群众们呼唤的神明与法治当中的公平正义差距越来越大。
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多缺乏法律意识的当事人一味要求案件的处理要符合自己满意的结果，却不顾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不顾法律的具体规定，即使缺乏证据也希望案件处理符合自己认定的“事实”，即使违法也要实现自己认定的“公平”;从根本上说，这是现代法治精神普及工作没有到位的表现。
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基本共识，这是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得以畅行的基础，也是法律文化、法治国家得以建立的根本。
破除公民心中的一已之神，建立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培育法治精神，提升公民意识，司法机关的普法工作任重而道远。
呼唤清官，则是源自于腐败盛行、贪官当道。
宋朝官员黩货暴政，十有六七，所以包公的出现才会像苍穹孤星、苦海明灯一样耀眼。
所以呼唤清官，也就意味着世间鲜有清官。
然而在当代社会特别是司法领域之中，要杜绝呼唤清官的意思不仅是要建立起官员普遍清廉的局面，同时也要摒弃公民心中的清官情结。
清官固然是好的，但如果把希望都寄托在清官身上，认为清官是万能的则与现代政治体制与现代法治社会背道而弛。
从政府角度上说，清官不一定能出政绩，从司法角度上说，清官也不一定能断明案。
历史上也有清苦如海瑞者，名声固然远播，但却没有令人信服的政绩，因此，清廉应该作为一项基本素质普遍存在而非当作最高标准不断严苛，官员应当把健全完善制度、提高执政没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是陶醉于清名远扬。
普通群众要造神，固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与现实背景，在司法领域消灭造神，则是现代法治建设的要求。
《千年包公》一片完成了包公由神到人的转变，每一名司法工作人员，都应该像包公一样先做好人、再做好官，在司法领域内消灭造神。
看千年包公观后感：“清心”“直道”话包公翻开悠悠千年的历史长卷，包拯以其清正廉明、刚正不阿、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不朽清官形象，广为国内外中华儿女和崇尚清正廉明的仁人志士所敬重、所景仰。
“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一句经典唱腔将“包青天”的高大形象与七朝古都开封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开封这座具有丰富人文精神和厚重文化底蕴的城市里，包公书写了他为官生涯中最浓重的一笔，“包公倒坐南衙”、“怒铡陈世美”、“狸猫换太子”、“五鼠闹东京”、“六劾张国丈”等民俗传说和历史故事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近年来，开封市在廉政文化建设工作中，深入挖掘埋藏在历史长河中的廉政文化内涵，精心设计建设以包公文化为主题的“一府(开封府)一湖(包公湖)一祠(包公祠)”廉政教育基地等，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廉政文化品牌。
本文将结合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特征，本着古为今用、传承创新，发扬光大的文化态度，对包公廉政文化和思想进行深入挖掘和提炼。
包公，原名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生于北宋咸平年间，庐州合肥(今肥东县人)人。
他出身官僚之家，二十八岁考上进士，地位显贵，而在为官的道路上兢兢业业，秉公办案，披肝沥胆，赏罚分明，不畏权贵，执政如山，体察民情，心系民生。
一提到“开封府”，人们的脑海中就自然浮现出那悬挂高堂的“正大光明”额匾，以及威严肃穆的衙府大堂。
《开封府志》第十六卷清楚的记载着开封府的位置：“南衙，宋包孝肃公听证处，即开封府是也。
”包拯死后，开封人民为了纪念他，就在副署衙门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如今位于包公湖的西南角位置。
目前，开封市博物馆还保留着一块北宋开封府提名记碑，上面刻着开封府尹一百八十三人的姓名，其中就有包拯。
自古以来对于历史人物人们都会有各自的评价，但只有生前为老百姓做了好事的人，人民才会永远纪念他。
史料为证，包拯在开封时，敞开官府正门，使上讼的百姓得以径直走上堂前自诉曲直。
他杜绝奸吏，立朝刚毅，无论是贵戚还是宦官，一旦目无纲常，他都严惩不贷。
在当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来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
又有文献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作为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曾评价包公：“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
”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则称：“仁宋时，包拯最名正直。
”时至今日，包公祠里的一副楹联，还记录着世人对包公的评价：“赈灾黎，求民隐，断关节，秉政清廉，中原百姓思贤尹;平冤狱，抑豪强，惩污吏，执法严峻，天下几人似我公。
”清廉、清正、清明的包公，俨然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理想的清官。
包公为官时在民间流传和正史记载的故事有很多，从这些事例中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他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
包拯为官期间，从来不收取下级官员的任何贿赂。
《宋史》中记载，包拯在出任端州知州时，那地方出产名贵的端砚,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一定的数额。
历届知州都在定额之外另加几倍、几十倍地征收，中饱私囊，用贪污的赃物去馈赠朝中权贵，以图升官。
而包拯接任端州知州后，只按进贡的定额，不准多增派一砚，直到期满卸任，未带走一个砚石。
象这样清正廉洁的封建官吏，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包拯在做谏官时，直抒胸臆，从不谗言半句。
他让皇帝在许多重大的决策中避免了严重的失误，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
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都采纳施行。
包拯执法不阿，不在刑律面前越池半步。
有一段时间，包拯曾回到他的故乡庐州任知州，他的一些亲朋故友以为有了靠山，就可以无畏的横行霸道，欺压百姓。
包拯的一个叔伯舅父恃着自己的外甥是当地大官，别人奈何他不得，便仗势欺人，无法无天。
结果，包拯把他逮捕法办，从严处理。
于是，其他的一些亲友故旧看到包拯凛然秉直，不徇私情，便都悄悄地收敛起来，谁也不敢冒犯法纪了。
他对亲友如此，对自己的子女就更为严格，他亲笔写了一则著名的“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
亡段之后，不得葬于大莹之中。
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他把这则“家训”刻在石碑上，竖立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至今我们还可以在合肥包公墓的墓碑上面，清楚地看到这几行震慑人心的碑文。
虽然有众多赞美之辞，欧阳修其实也是对包公褒贬不一的，他曾经提到过：“拯者，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但其学问不深。
”包公善理政事，秉公办案，但他并不像苏轼或李清照那样在文学方面才华横溢，但从他所作的一首五言律诗中，足以道出他的思想和为人，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在这寥寥数行的短诗中,表现了他直道而行、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胸怀，他要求自己成为承担重任的栋梁，不屈不挠的纯钢。
这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而是有凭有据的：第一，“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包公“清心“和”直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充分体现了他把廉政为民作为人生奋斗目标的崇高理想和信念，而包公的廉政思想是儒家道德思想的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