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学习资源1
于是就产生两个问题:其一,中国的长期增长趋势是怎样决定的?其二,短期GDP是怎样决定的,为什么会围绕着长期趋势值上下波动?
宏观经济学试图解释怎样以及为什么会有增长与波动。具体说,第一个问题被称为长期问题,对它的回答是现代增长理论的任务。第二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短期GDP是怎样决定的,被称为短期问题;其二是经济怎样回到趋势值,这被称为中期问题。
4.宏观经济学为什么侧重于流量分析?
在宏观经济学中,流量分析和存量分析都是必要的,但侧重于流量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宏观经济学最初的研究重点是经济萧条问题。凯恩斯认为,经济萧条是一种短期现象,其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即这一段时期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必须研究,为什么这一段时期总需求不足,而这正是流量分析。侧重于流量分析的做法实际上反映了一种认识,即认为经济萧条与该经济体系在长时期积累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存量并不具有重要的联系,问题只是出在短期总需求不足。这种认识当然不一定正确,但却可以使分析变得相对简单。因此,从认识论上说,这种分析上的侧重是可取的。当然,更进一步的研究还必须考虑存量因素。宏观经济学对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研究非常注重对存量的分析。显然,对这些长期经济问题的研究是不能撇开存量因素的。
表1—1
年份
真实GDP
(亿元)
真实GDP
增长率(%)
年份
真实GDP
(亿元)
真实GDP
增长率(%)
1978
3605.60
1988
9399.80
11.6
1979
3879.62
7.6
1989
9781.99
4.I
1980
4182.50
7.8
1990
10157.00
3.8
1981
4370.71
4.5
1991
11090.8
2.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主要解决那些经济问题?
该问题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有助于实现那些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等的提法虽有不同,但所要求的回答大体是一致的。若按本题,则可这样回答:宏观经济学要解决资源闲置问题,使产出达到潜在水平;从长期看,应使经济减少波动,实现稳定均衡增长;宏观经济学还要研究怎样实现物价稳定;若考虑开放经济,则还要研究怎样兼顾实现国内目标和改善国际收支。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其基本结论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将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以资源现资源的充分利用,相反,出现了资源的闲置。因此,宏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怎样克服资源的闲置,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
1993年是中国电脑业的灾难年。伴随电脑业步入低谷,巨人集团迫切需要寻找新的产业支柱。史玉柱提出了第二次创业的总体目标:跳出电脑行业,走产业多元化的扩张之路,以发展寻求解决矛盾的出路。史玉柱第二次创业规模太宏大了:在房地方面,投资12亿兴建巨人大厦,投资分8亿在黄山兴建绿谷旅游工程,投资5400万购买装修巨人总部大楼,在上海浦东买下3万平方米土地,准备兴建上海巨人集团总部,在保健品方面:准备投资5个亿,在一年内推出上百个产品。产值总目标:1995年达到10亿,1996年达到50亿,1997年达到100亿。然而,当时的史玉柱的资产规模仅有3个亿。
我们学习与研究宏观经济学不仅为了上述目标,而且是为了加深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解,更好地认识、洞察企业经营的宏观经济环境。
注:资料来源:《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与中国经济;司春林王善造王安宇;东方出版社;P1—4
案例2
巨人集团的兴与衰
巨人集团是个民营企业,它的总裁史玉柱是安徽怀远县人。先在浙江大学数学系读本科,后在深圳大学读软科学管理的研究生。1989年初毕业后回到安徽。同年7月,他辞去安徽省统计局的工作,南下深圳去经商。这时他只有4000元钱和他耗费9个月心血研制的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统。一个月后,他用仅有的4000元钱承包下天津大学科工贸公司电脑部。他用全部的4000元做了一个8400元的广告——“M6401历史性的突破。”2个月后,4000元的广告投入换来10万元的回报。他又将其全部投入广告,4个月后,M6401为他赚回100万元。
因此,对19 7 8年以来中国经济真实GDP的观察可以得到两个结论:
第一,中国经济有长期增长的趋势;
第二,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围绕着长期趋势值波动。
25000
20000
150000
100000
5000
0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图1—1 1978—1997年中国真实GDP增长率
9.2
1982
4742.09
8.5
1992
12670.0
14.2
1983
5224.52
10.2
1993
14379.10
13.5
1984
5985.30
14.5
1994
16200.00
12.6
1985
6955.20
16.2
1995
17901.80
0.5
1986
7330.18
5.4
1996
19621.70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有一个微观经济基础问题。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及其总和是影响宏观经济现象的重要因素。诸如市场结构这样的体制因素极大地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因此,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考虑这样一些微观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微观经济规律不一定等同宏观经济规律,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宏观经济学中的许多问题都是通过均衡分析方法解决的。
为了研究这些问题,宏观经济学还要研究随着GDP增长与波动而变动的通货膨胀率、利率、就业率(或失业率)、汇率、贸易赤字等等。
为什么要研究这些问题呢?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回答是为了确定好的经济政策,改进宏观经济运行,以便增加社会福利。比如说,如果经济萧条,应考虑是否可通过适当的政策避免萧条?如果不可避免,则考虑是否可用政策缩短萧条时间、减缓萧条,或使萧条能温和一些?政府能否通过对各种收入、支出的确定,使经济保持长期增长?能否长期保持低通胀?鼓励出口、住房商品化的有关政策将对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要保证明年8%的经济增长,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增长,但会不会慢下来?如果增长减慢,有没有政策可以减缓?等等。重要的问题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宏观经济研究的最终归宿常常是寻求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
二、分析讨论:
1.微观经济规律能够直接转变为宏观经济规律吗?
一般来说是不能的。第一,二者的前提不同。微观经济学在总量给定的情况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给定的前提恰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总量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扩大。第二,相对价格变动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是微观经济学揭示的最重要的经济规律,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恰恰假定相对价格是不变的。在相对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价格总水平可以不变,也可以同比例上涨或下跌。在相对价格机制不起作用的情况下,调节经济的规律如何,正是宏观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例如,价格总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数量起着调节总产出水平的作用,这种作用称为数量机制。第三,微观经济学研究一般均衡,即各种商品的供求同时达到均衡的状态。宏观经济学研究总量均衡,即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的状态。一般均衡难道不就是总量均衡吗?乍一看,二者似乎是一回事。由于二者关注的重点不同,揭示的规律有很大的不同。在微观经济学中,把一般均衡归结为一系列边际条件的实现;而在宏观经济学中,则把总量均衡归结为注入和漏出即投资和储蓄的相等。第四,由于具有特定的观察视角,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难以进入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诸如货币数量对经济的重要影响、经济的增长与波动,等等。宏观经济学则要研究这些问题,并揭示其中的规律。
3.宏观经济学为何采用总量分析方法?
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相对应。宏观经济学以总量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经济萧条是一个总量经济问题。就是说,不是一些部门萧条,一些部门繁荣,而是各个部门都萧条,都出现了开工不足、工厂倒闭、工人大量失业这些现象。通货膨胀也是一个总量经济问题。在发生通货膨胀的时候,往往不是一些部门价格上涨,一些部门价格下跌,而是几乎各个部门价格都上涨,当然上涨的比率不一定完全一致。既然问题出在总量上,就必须采用总量分析方法来研究这些总量经济问题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为了把总量问题考察清楚,必须暂时撇开结构问题,单纯地考察总量问题。当然,这不是说,一个具体的总量经济问题不包含任何结构因素。例如,某部门相对落后,形成“瓶颈”,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典型的结构制约总量的问题。再如,通货膨胀时,各部门价格上涨的比率并不一致。这说明总量中包含着结构问题。当宏观经济学撇开结构问题而单纯地研究总量经济问题时,它实际上是在说:即使当不存在结构问题时,总量问题依然存在。那么,当存在结构问题时,总量问题是否存在呢?当然存在,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总量问题是以一种叠加的、复合的、变形的面貌出现。和单纯的时候相比,已经不大容易看清楚了。这就说明,当作一般性研究时,必须把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分开,分别进行研究;当研究一个具体经济问题时,必须尽可能考虑多方面因素,综合地进行研究。
1995年初,史玉柱用打“三大战役”的方法进行促销电脑、保健品和药品。一次性推出三大系列的30个产品,广告铺天盖地。不到半年时间,巨人集团的子公司从38个发展到228个,人员从200人发展到2000人。如此大规模的闪电战术,确实创出了奇迹:30个产品上市后的15天内,订货单就突破3亿元。新闻媒介对巨人集团形成了一次大聚焦,上百家新闻单位在1个月内的笔锋全部集中在巨人身上。
1991年他创办了珠海巨人科技公司并邀来全国各地200多名电脑销售商,组织全国电脑汉卡连锁销售会。他为了这次会议,把能动的几十万元全用了进去,最后得到的是一个全国性电脑连锁销售网络。史玉柱的发迹可谓一帆风顺,他以广告开路,一次次成功于促销,走出一条捷径。一年成为百万富翁,两年成为千万富翁,三年成为亿万富翁,五年成为5亿元富翁。并成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成为珠海市重奖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