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乐观主义与媒介悲观主义--以媒介环境学派为分析对象【内容摘要】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作为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比肩而立的传播学三大学派之一，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媒介环境学者虽然研究的重点不同，但都没有偏离媒介环境的变迁及其对人和社会文化影响这一主题。
但学者对于媒介技术对人和社会的影响的效果却有不同的认识，因而形成了媒介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态度。
从这一角度来对比分析媒介环境学各学者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全面的认识媒介环境学派。
【关键字】媒介环境学媒介乐观主义媒介悲观主义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作为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比肩而立的传播学三大学派之一，在欧美和国内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产生了新的社会、政治和思想语境。
与实证主义、微观效果研究的经验学派不同，媒介环境学派注重媒介在宏观和长远效果上对人和社会构成的影响。
同样，与批判学派从政治经济学、文化分析的角度批判大众传媒不同，媒介环境学派从媒介技术角度把媒介当作环境来研究，强调了人在媒介中的重要角色，重点关照如何研究人与传播的关系。
媒介环境学会从1998年组建到现在也仅仅只有十多年的时间，但其惊人的发展速度吸引了全世界传播学界的眼球。
这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学派主要学者理论观点的独到、对社会问题强大的解释力和对未来的预见性。
伊尼斯的"媒介的偏向"论和"知识垄断"对于我们认识媒介具有启发意义、麦克卢汉著名的"信息地球村"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波兹曼对电视媒介造成童年的消逝和大众娱乐至死的宏观社会效果予以尖锐批评，莱文森提出媒介发展"人性化趋势"和"补救性媒介"的概念，对媒介技术的发展持乐观态度。
自伊尼斯以降，媒介环境学者虽然研究的重点不同，但都没有偏离媒介环境的变迁及其对人和社会文化影响这一主题。
媒介环境学通常被分为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多伦多学派是奠基者，代表人物有英尼斯、麦克卢汉等；纽约学派是光大者，代表人物有波兹曼、莱文森、梅罗维茨、林文刚等。
但实际上在媒介环境学派自觉之前，有许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触及到了媒介环境这一领域，他们是环境学派这座大厦的奠基者，或者称他们为先驱更为合适。
他们是刘易斯﹒芒福德、沃尔特﹒翁、雅克﹒艾吕尔、苏珊﹒朗格、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诺伯特﹒维纳等。
相比于传播学其他学派，媒介环境学派无疑是全新的，其思想来源也是多元的，几乎每个学者都有不同的学术背景。
芒福德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格迪斯的人类生态的思想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凡勃伦对其产生重要影响。
伊尼斯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早期研究的重点是政治经济学，后期才转向传播学。
麦克卢汉留学英国学习文学，深受英美新批评的影响，比起媒介环境学专家来，他的另一个身份--大众偶像或公共知识分子--更为人们所熟知。
波兹曼出身英语教育教授，在英语教育方面很有研究、著作颇丰。
也许这就是在媒介环境学派中存在媒介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态度的原因。
威廉·昆斯在《后工业时代的先知》中进一步发挥了伊尼斯的理论，昆斯把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成就和20世纪萌芽的思想传统联系起来，这个传统以媒介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态度评估技术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技术自身如何成为一种环境。
一座思想家的殿堂建立起来，并成为他考察的对象。
在这座殿堂里，位于悲观主义一侧的先知有芒福德、艾吕尔，位于乐观主义一侧的有维纳。
伊尼斯偏向圣殿中批判的一侧，麦克卢汉则和谨慎度较小、面向未来的思想家更接近。
在媒介环境学第二代代表中，波兹曼无疑对电子媒介技术发展的"非人性化"效应忧心忡忡，而莱文森则对人的理性表现出强烈的自信，认为人能够使媒介趋向于人性化，使媒介技术服务于人类。
一、先驱芒福德的媒介观论及芒福德就不能不谈论他的技术历史分期，其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将历史分期建立在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
他把机器和机器文明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前后相继，但相互交叠和相互渗透的阶段："前技术阶段"、"旧技术阶段"和"新技术阶段"。
他所谓旧技术阶段就是以蒸汽机为特征的早期工业化时代；新技术阶段就是以电力为特征的晚期工业化时代。
划分这三个阶段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它们特有的能量、原材料、生产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态；另一个是它们对人类生活和文化造成的影响。
起初芒福德对新技术相对于就技术所拥有的比较优势持乐观态度，认为有了电以后，机器有可能以人类的生活为模式，也可能用来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人类为机器服务。
但他早期对技术的乐观态度随着二战的到来而消解殆尽了。
也许是二战吞噬了他独子的生命，促使芒福德对军事力量的严厉批判，并最终转向媒介悲观主义。
芒福德强调生态平衡和渐进演化，用昆斯的话来说："芒福德将技术看作在一个稳定的宏观框架中的调控方法......他的三个技术发展阶段......并不是要强调变化，而是要强调稳定的首要作用"。
什么才是他所说的稳定呢？那就是人类本身的稳定。
然而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并不断的被强调，使得芒福德所说的稳定成为了幻想。
芒福德曾论述道："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技术从来就不曾脱离整体的文化架构，人总是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活动。
"对他而言，技术和生物之间的分割是人为的，是机械化和工业化的结果。
在《艺术与技术》里，芒福德注意到技术和生物的密切关系："人类的技术发明和生物的活动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蜜蜂按照工程学的原理来筑巢，电鳗能够产生电压很高的点击，蝙蝠用雷达完成夜间飞行的本领摇摇领先于人类"。
在《技术与人类发展》中，他把这个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技术是有机现象的一部分。
这就是芒福德的技术有机论，认为人类应该保持或追求有机力量、审美力量和技术力量之间的平衡；如果过分强调技术的力量，这一平衡就打破了。
自动机器和蒸汽动力的出现打破了这样的平衡，同样，电力和电子媒介的发明同样是对平衡的破坏。
无论是芒福德的关于技术的历史分期，还是技术有机论，其中都包含着其强烈的社会生态平衡观。
在此基础上，芒福德提出了两极对立的机器意识形态和有机论意识形态的观点。
机器意识形态的基础是秩序、控制、效率和权力，相反，有机论意识形态扎根于生命、生存和繁殖。
机器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有机论意识形态的延伸，但这样的延伸最终将切除它所作的延伸，也就是走向它的反面，即社会依赖于机器，人成为机器的零部件，技术像国王一样统治者一切，亦即"王者机器"。
对于"王者机器"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反抗成为芒福德终其一生而未能实现的梦想，芒福德认为，古今王者机器最重要的共同特征是："古今王者机器都有一个潜隐的共同意识形态的纽带，为了加强权力复合体，为了扩大控制范围，它们都忽视生命的需求与宗旨"。
芒福德在技术膨胀看到的是人们渴望权力的非理性驱动，看到了位于其核心的利益驱动。
权力的非理性行为一直在把人推向异化的边缘并导致人性的丧失，正在用战争与环境恶化把人推向毁灭。
显然，在这里芒福德对于技术是抱有悲观态度的，技术被过分强调是导致人的异化、战争和环境的恶化的罪魁祸首。
芒福德对技术的态度由最初的乐观转向悲观，源于他的社会生态平衡观与现实技术发展对平衡的破坏之间的巨大差距，源于他将机器意识形态和有机论意识形态两极对立起来。
他坚定的秉承从其导师格迪斯那里继承来的人类生态思想，并发展成为技术有机论，这是其思想渊源和基本发展走向。
这一点深深的影响了媒介环境学派，也是他被媒介环境学派尊为先驱的重要原因。
二、多伦多学派媒介观之比较根据威廉·昆斯在《后工业时代的先知》中的描述我们可以将伊尼斯放在座思想家的殿堂中偏向圣殿中批判的一侧，而把麦克卢汉归在媒介乐观主义的另一边。
现实也的确是这样，作为在美国求学后会多伦多任教的加拿大人，伊尼斯具有强烈的加拿大名族主义倾向，这使他拥有站在美国媒介环境之外来观照媒介环境的先天优势，以批判的眼光来研究媒介演变和文化垄断的问题。
１、伊尼斯的媒介悲观主义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的论述中就包含了"传播偏向"的思想，尽管其中的格言式的、飘忽不定的陈述方式，思路很难得直截了当的被论说，但其中关于"传播偏向"的概念论述还是清晰可见。
伊尼斯不太关心内容的问题--内容是可以说成是由媒介偏向造成的，他比较关心的是传播的形式可能会对传播的内容产生影响，即媒介偏向。
在伊尼斯看来，任何媒介都存在时间或空间的偏向性，并深刻作用于社会组织形式。
在印刷术到来之前，石头、陶泥、羊皮纸等能经受时间的消蚀，具有时间的偏向性。
结果是，使用这些媒介的社会往往更稳定、长久，趋于保守的宗教势力更强大。
纸张则是空间偏向的媒介，使用纸张的社会世俗制度完善，政治权威倾向于非集中化。
英尼斯的传播偏向论说明，宗教组织注重权威的延续,所以偏好开发时间型媒介，像经久不衰的建筑与雕刻。
政治组织注重疆域的拓殖，所以偏好发展空间型媒介，像邮驿、运河、莎草纸。
空间偏向的媒介产生的后果之一是空头传统的重要性日渐式微，对于喜欢加拿大民族主义和口头传统的伊尼斯来说是不愿意看到的，他为此感到惋惜。
在探讨20世纪的空间偏向是，伊尼斯只略为论及了电子媒介，对广播只是发表了少许的意见，对电视只说了三言两语。
然而他断言，这些媒介的加剧了印刷媒介固有的空间偏向。
在外边看来电子媒介使知识更加普及化和民主化，实际上它们倾向于使知识的主导模式经久不衰；在许多方面，这些媒介产生的主导模式和几个世纪前产生的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里，伊尼斯所说的主导模式就是文化和知识的垄断，他分析了几个古老帝国的案例：希腊复杂成文法的兴起导致令人压抑的司法控制和沉重赋税；罗马的许多著作与其说是用于学习，不如说是用于炫耀地位。
由于受到教会的控制，凡是被认为没有知识的书籍就会被压制甚至销毁。
古老的帝国：埃及、巴比伦、罗马正是由于知识垄断而导致了灭亡。
他认为知识的垄断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今天的我们和埃及、巴比伦、罗马一样，也可能走向衰亡，因为使那些古老文明崩溃的"偏向"并未完全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正是这种"偏向"导致了知识的垄断，只不过媒介形式发生变化而已。
伊尼斯也将美国大众传媒对加拿大文化的强烈冲击称为另一种形式的知识垄断。
２、麦克卢汉的媒介乐观主义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詹姆斯·凯利在《哈罗德·伊尼斯与马歇尔·麦克卢汉》一文中，凯利承认两位加拿大传播理论家的相似之处，但他同时明确界定两人在各自议程上的重大差异：伊尼斯认为，传播技术主要影响社会组织和文化；麦克卢汉则认为，传播技术主要影响感知系统的组织和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