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回归——当代法国政治史的复兴探析吕一民/乐启良【专题名称】世界史【专题号】K5【复印期号】2011年10期【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杭州)2011年4期第123～130页【英文标题】"The Return of Politics": Analysis on the Rebirth of Political History inContemporary France【作者简介】吕一民，男，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310028；乐启良，男，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杭州310028【内容提要】政治史的回归与复兴是当代法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

新政治史和政治概念史共同推动了年鉴学派的批判和政治史的革新，但在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等方面，它们却拥有大相径庭甚至截然对立的主张。

它们的分歧和对立体现了当代法国政治史研究多中心、多方法、多视野的基本趋势；它们各自的缺陷与不足则表明，法国政治史的革新有待于它们打破门户之见、加强彼此之间以及和包括年鉴学派在内其他派别的交流与协作。

【关键词】新政治史/政治概念史/年鉴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结构主义思潮的衰退和马克思主义的暂时退潮，“政治的回归”和“政治史的复兴”成为西方思想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一现象在法国史学界则具体地表现为年鉴学派逐渐丧失其独领风骚的地位，而长期为它抵制的政治史却经历了一场令人瞩目的革新运动。

政治史摆脱了原来的边缘地位，重新成为法国的主流史学。

如今，法国政治史研究已蔚然成风，政治史家似乎也夺取了年鉴学派昔日的话语霸权。

国内有不少学者已注意到了法国史学这一重要的转向，①有的学者还对勒内·雷蒙为代表的新政治史作了相当篇幅的介绍。

②然而，法国政治史的复兴是多中心、多派别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新政治史的一己之功。

而且，把年鉴学派推下史学神坛的齐心协力也不能掩盖各个流派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方面拥有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主张的事实。

此外，它们的某些观点和方法也不无值得商榷之处。

所以，对当代法国政治史的研究现状作更细化、更深入和更系统的论述，仍有相当的必要。

本文将重点比较勒内·雷蒙代表的新政治史和皮埃尔·罗桑瓦龙代表的政治概念史之异同，指出它们的不足及其理论盲点，并作相应的批判。

一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开创并经由费尔南·布罗代尔发扬光大的年鉴学派在二战后一跃成为法国史学研究的新典范，并从此纵横法国史学界半个多世纪。

在结构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年鉴学派史学家主张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塑造人类行为的结构性因素，重点研究属于中长时段范畴的社会、经济、地理以及心态的因素，而对属于短时段范畴的政体类型、政府结构、法律制度以及政治斗争等，则不屑一顾。

年鉴学派之所以漠视甚至反对政治史研究，除了传统政治史自身的缺陷外，还和他们笃信的结构主义或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虽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他们对马克思的经济或社会决定政治深信不疑，认为国家层面上的政治斗争不过是经济竞争和社会斗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是故，他们逻辑地得出结论说，政治史不过是各种偶然事件的拼盘，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在政治现象的背后，才隐藏了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所以，费弗尔坚持，历史研究的使命不在于充当帝王将相的刀笔吏，而应该致力于探讨对社会进步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如地理、经济、社会、知识、宗教，文化等。

年鉴学派的集大成者布罗代尔对被其划归为短时段的政治史、事件史和个人史嗤之以鼻，甚至断言在所有时段中，“短时段最变化莫测、最具欺骗性”③。

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布罗代尔之后仍继续高举反对政治史的大旗，将之斥为“贫乏的、一成不变的、披着迷惑人的假史学外衣的历史学”，④并宣称“废除政治史在史学中的统治地位，乃是《年鉴》杂志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⑤。

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经济史与社会史在法国史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前一直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而政治史则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

随着结构主义的衰退、马克思主义的暂时退潮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法国史学界开始关注为年鉴学派所忽视的政治现象。

与此同时，年鉴史学的危机与自我转向也是政治史复兴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年鉴史学在不断强调“总体史”和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强调数字化和计量化的同时，它的研究对象却在不断走向与“总体史”相悖的碎化和细化。

沉闷的数据取代了鲜活的历史，作品的可读性不强，因而很难得到专业领域之外读者的认可。

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也逐渐认识到史学过于社会科学化的危险，《年鉴》杂志的副标题在1994年由Economies，Société，Civilization(《经济、社会、文明》)改为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历史学、社会科学》)这一事实本身，充分体现了第三代、第四代年鉴学派进行改革的愿望。

⑥随着他们把研究重心从经济史、社会史、地理史转到文化史、心态史，政治史也悄然地成为他们重要的研究对象。

譬如，年鉴学派第四代成员、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前院长让—弗朗索瓦·勒维尔(Jean—Franéois Revel)就是政治史复兴运动的一员干将。

不过，法国政治史复兴运动的主要力量并非来自于年鉴学派。

政治史复兴的领军人物是勒内·雷蒙(法兰西学院院士)。

他团结了大批以研究政治史、政治文化史以及知识分子史见长的名家，如贝达利达(Franéois B edarida)、维诺克(Michel Winock)、佩罗(Michelle Perrot)、普罗斯特(Antoine Prost)、阿泽马(Jean-Pierre Azéma)、贝尔斯坦(Serge Berstein)、贝克(Jean-Jaques Becker)、里乌(Jean-Pierre Rioux)、西里奈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以及朱利亚(Jaques Julliard)等。

1988年，勒内·雷蒙旗帜鲜明地宣称“维护政治史”，系统阐述新政治史的方法、原则及其内涵与外延，并出版了上述历史学家共同参与撰写的同名书籍。

⑦雷蒙为该书撰写的导论《一种现时史》和结语《论政治》堪称是针对年鉴学派的战斗檄文，大张旗鼓地为政治史“平反昭雪”。

勒内·雷蒙坦承，年鉴学派对传统政治史的某些批判不无道理，因为它确有过于关注权力斗争和政治精英之嫌，忽视了底层人民的社会作用，视域太过狭隘，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帝王将相的传记。

但他表示，此种批判已不再适用于革新的政治史，因为新政治史通过对义务兵役制、税收、普选史以及劳工史等领域的研究，大大纠正了传统政治史的个人主义与精英主义倾向。

⑧换言之，政治史在法国的复兴绝不是帝王将相史的复辟，不是精英史学的回归，它在研究对象、研究方面以及研究领域等方面的重要突破，已不是传统政治史所能涵盖。

具体而言，新政治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新政治史拓宽了研究范围。

诚如雅克·勒高夫所言，政治史的革新主要表现为为“阳性政治(le politique)”的历史取代了“阴性政治”(la politique)的历史。

⑨政治从阴性到阳性的词性变化，隐含着深刻的含义。

“阴性政治”是狭义上的政治，专指和权力斗争直接相关的政治活动与政治制度，如议会、选举、政党、司法与战争行为等，这属于传统政治史的研究范畴。

“阳性政治”则不仅包括狭义上的政治，它还包括和政治有关的所有对象，如货币、住房、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社会保障、文化活动、新闻媒体以及新兴的网络世界等。

其次，“现时史”(l' 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成为政治史研究的新内容。

现时史能否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法国史学界曾引发过激烈的讨论。

反对方表示，由于现时史缺乏足够回溯的空间，有的活动甚至还在进行之中，其结果尚未明朗，不能对之盖棺定论，因此，现时史研究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与科学。

弗朗索瓦·贝达利达等人则针锋相对，在1978年创建了“现时史研究所”(IHTP)。

1992年5月14日，在纪念弗朗索瓦·贝达利达的学术研讨会上，勒内·雷蒙对现时史作了全新的诠释，“现时史不是，也不可能是现在的历史或正在生成的历史，也不是现时的历史，而是对我们来说有现时意义的一段历史，无论距离的远近、时间的长短。

”⑩现时史在当代法国兴起的重要标志，就是1985年的教师资格考试破天荒地出现了一道题为“比较1945年至1969年期间法国、德国与英国的政治生活”的试题。

现时史的兴起，表明了事件史、个人史和短时段在法国历史学的回归。

再次，政治文化史的开辟。

由于传统政治史过于偏重事件、个人和短时段因素的叙述，而给年鉴学派留下了把柄，所以新政治史家坚持，政治史的革新还离不开政治文化史或政治表象史的研究。

贝尔斯坦认为，政治与文化交叉的领域即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而所谓政治文化就是“在政治领域把某个人类群体团结在一起的所有表象的总和”，就是“所有人对过去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期望所拥有的一种共同观念”(11)。

西里奈利则指出，研究政治文化史的一个重要好处，就是能够同时结合“对事件的短时段关注和更具结构性的分析”(12)。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政治文化史研究乃是为了纠正传统政治史忽视长时段因素的缺陷。

最后，跨学科的方法。

新政治史家表示，新政治史也需要借鉴和发扬年鉴学派的多学科协作的方法。

除了继续坚持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和齐格弗里德(AndréSiegfried)开创的历史学与地理学的综合外，他们还主张吸收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人口学、风俗史、文学史与家庭史等学科领域的方法与概念。

他们希望，新政治史从此成为学科交叉和学科合作的新平台，借助计量方法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让传统的议会史、选举史、劳工史等也具备年鉴史学的科学性。

由此可见，政治史的复兴不是传统政治史的复辟，它在视野和方法上已打上了年鉴学派的深刻烙印。

然而，政治史的革新不只是对年鉴学派的借鉴与模仿，它还表现为对政治的自主性的强调与坚持。

勒内·雷蒙激烈批判了年鉴学派的唯物史观并以此把社会经济史凌驾政治史之上的做法。

勒内·雷蒙表示，先验地判定政治的肤浅，认为它不能和家庭、社会结构以及惯习等因素相提并论的论断，或许适用于狭义的、和人类生活其他领域割裂的传统政治。

但今时不同往日，谁会相信政治只是社会关系力量的简单体现？谁会相信有关环境、食品、社会保障、核安全以及国防的政策只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谁会否认国有化政策会影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决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走向？不容辩驳的是，政治“拥有一种坚实的内容，甚至还具备某种相对于其他社会现实的自主性”，(13)政治有其“存在的理由(être de rai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