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创新中华财会网() 2002-12-12一、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提出背景及含义自1982年起，在金融自由化、放宽管制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总有各种形式的、无休止的金融动荡相伴。
最初的动荡是1982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它是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爆发的起点，同时还有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美国银行接连倒闭的风波，然后是1987年华尔街股市崩溃、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和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20年中，金融动荡发生越来越频繁，而且破坏性越来越严重。
即使金融冲击大多集中在美国以及与美国联系最紧密的国家经济之中，冲击的后果也往往殃及整个世界。
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家的货币平均贬值约50％，股票价格下跌近70％，房地产价格下跌40％-60％，危机带来的损失约占亚太各国GDP的15％-60％(据估计，危机使东盟国家损失GDP 3万亿美元)Dl，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放慢(1998年全球经济增长从上年的4％急落到2％)，不仅如此，它还使得国际银行业经营效益普遍下降：1997-1999年间，全球1000家大银行的利润总额下降了20％。
金融危机还会带来致命的政治损害。
国际经验显示，作为金融危机的后果，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失去了职位并且他们过去的政绩不再被认可；执政党失去了权利；政权被颠覆；处于危机中的国家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所提出的条件做出让步。
印尼在金融危机后出现的政治动荡就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
金融危机还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损害。
这些损害反映在社会不稳定和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上。
印尼在这方面又是一个例子。
那里的金融危机造成了社会混乱，引发了骚乱和不同种族、宗教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冲突。
在危机发生前的30年，印尼在减少贫困方面做得很好，甚至比中国做得还好，因而它成为世界银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的典型。
但是，印尼的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它从前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的成绩，现在许多穷人回到贫困线以下。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金融冲击似乎只发生在封闭的金融领域以内，金融风波似乎与生产和交换状况联系甚微。
后来发生的金融冲击似乎表明，相对“实际”经济而言，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居于主导地位的特殊的金融行情。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金融危机和金融动荡发生频率越来频繁?范围越来越广泛?我们如何面对这种新情况?面对上述问题，经济学家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各种答案，但是至今也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答案。
对金融体系性质的认识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金融体系本身是不稳定的，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因此，金融风险是普遍存在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金融体系本身是稳定的，具有内在的完备性，金融体系的动荡是由于不确定的随机时间冲击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人认识出发点也是有所区别的：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是完善的，市场机制是完全有效的，市场均衡的破坏是由于受到外来冲击的影响，但这种背离均衡的现象是暂时的，市场在经过调整以后会重新回到原来的均衡位置；第二种是非线性经济学的观点，认为金融体系本身是稳定的，金融动荡来源于系统内部的随机扰动，而并非外在的噪声或冲击。
笔者认为金融体系本身就是脆弱的，正因为它本身的脆弱性，才会容易发生金融危机和金融动荡。
金融体系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本身是稳定的。
而非线性经济学的观点恰恰说明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为既然金融体系内部的随机扰动就能造成金融动荡，那我们还能有什么理由来相信金融体系是稳定的呢？金融脆弱性的基本内涵强调脆弱是金融业的本性，由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所决定，这是狭义的金融脆弱性，有时称为“金融内在脆弱性”。
广义的金融脆弱性，指一种趋于高风险的金融状态，泛指一切融资领域中的风险积聚，包括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
通常所说金融机构负债过多、安全性降低、承受不起市场波动的冲击，即广义金融脆弱性的表现。
另外，还可以从现象上来定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如 I·P·戴维斯写道：“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被用来描述金融市场上出现这样一种冲击：他们可以导致信贷市场或金融资产市场上的价格和流量发生无法预测的变化，使金融公司面临倒闭的危险，这种危险反过来又不断蔓延，以致支解支付机制以及金融体系提供资本的能力。
”而米·阿格利塔则从金融运作者的行为这个角度来说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他认为应把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看作“微观经济行为与由这种行为所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更确切地说，看作“下面这种经济状况所显现的或然性：即个体经济主体对他们感觉到的风险的理性反应，远远不会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更合理地分配风险，而是导致普遍增加不安全感”。
二、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根源分析在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过程中，总有各种形式的、无休无止的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相伴，根据对这些冲击和危机的分析，我们可以尝试概括出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根源：1．金融市场制度再次使证券市场占据了中心地位，这种制度的恢复意味着金融市场特有的运转方式会孕育与其相对应的危机。
这类危机产生于金融领域，然后随着各种机构，特别是随着银行状况和脆弱性程度而向经济的其他领域蔓延。
构成这种金融脆弱性的因素包括：金融资产名义价值出奇地高；重要资产类别与经济中的对应物联系甚微；证券市场上运作者在预期和反应方面模仿性很强；初级证券市场上产生的动荡很可能向衍生市场蔓延。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最重要的股市上，比如1987年华尔街金融风暴和1990年东京日经指数出现金融崩溃，而且在资产小得多的股市上也是这样的，这些小股市上发生的风波有可能危害整个区域的金融体系，比如 1994—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2．新兴金融市场国家被迫实行自由化和放宽管制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使下以及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下)，造成监管原则的不对称性。
对监管对象的一系列差别性监管政策所构成的监管体系是有缺陷的，使遭受较严厉监管的金融机构通过支配相对监管松弛的金融机构而逃避监管，这在金融分业监管时表现为商业银行通过信托部门变相渗透到投资银行业务，而投资银行则通过金融控股公司进入商业银行业务领域，差别性监管就像由一系列长短不一的木条所组成的木桶，监管体系的总体有效监管程度与最短的木条相当，相对严厉的监管政策如同较长的孤立木条，只不过是监管系统的冗余。
同样，用以上“木桶原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对冲基金在东亚的投机性攻击容易取得成功：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的金融监管效能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当局都比较成熟，就相当于组成木桶的较长木条；而新兴国家的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和国际化历程均比较短，其金融机构受政府的直接干预和扶持较多，风险自律电弱—些，市场容量有限，金融监管当局也是在“赶超”中学习，在学习中赶超，因此国家金融监管效能比较低，其框架尚有待完善，这就像组成木桶的较短木条，水首先从此溢出，也就是国际资本流动首先可能在这些金融监管效能相对较弱的国家造成问题。
3．金融全球化造成投机性攻击的不对称性。
我们在谈论亚洲金融危机时，总是习惯地将东亚国家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和投机性攻击后金融机构是否会有普遍恐慌的“羊群效应”作为投机性攻击能否成功的前提。
事实上无论被攻击的国家其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如何，投机性攻击均有取得成功的可能，这是因为被攻击国家的国际储备和国家清偿力总是有限的；而对冲基金依靠的是跨国银行对它的巨大融资，跨国公司所持有的金融资本是全球的和无限的，攻守双方的这种本质差异暴露的不是国家监管体系的问题，而是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
换言之，稳健的金融市场不是受操纵的市场；如果被操纵了，那就是国际金融体系出了问题。
4．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危机救助机制也不对称。
跨国银行之所以能够对对冲基金大量融出资金，并最终造成区域金融动荡，便在于危机救助存在问题：投机性攻击成功了，那么作为资金融出方的跨国银行即可得到丰厚回报；投机性攻击不成功，那么按照现有的IMF救助框架，IMF将资金名义上放贷给受冲击的国家，而实际上则是将资金转付给跨国银行，故跨国银行并不过分忧虑其融出的资金成为呆坏帐，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人们将现有金融全球化下的救助机制称为“事实上不是受冲击国家得到了救助，而是跨国银行得到了救助”。
三、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制是解决金融体系脆弱性的一条出路随着世界各地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往往由有关国家内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引发，但与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也有直接关系。
从根本上说，建立在 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基础上的现存国际金融体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资本运行规律。
为此，国际社会提出要建立适应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需要的国际金融新体制，即所谓“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1997年7月以来各国政府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提出的方案差异很大，需要进一步协调，笔者认为应注意两个问题：(一)遵循有关原则，顺利推进国际货币体制的改革和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1．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改革国际货币体制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
任何国家和集团都想建立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由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成功，新秩序能否建立，关键是能否找到共同利益。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深化的过程说明，在金融自由化和信息技术大发展的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利。
过去常说发达国家打个喷嚏，发展中国家就要感冒；现在发展中国家感冒，也会引起发达国家打喷嚏。
因此，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
这决定了国际货币体制改革，国际金融新秩序建立，都要以此为准绳。
2．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
改革国际货币体制，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是通过制定国际金融规则实现的，因此，这些规则要有利于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否则，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但是，金融自由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使资本的自发性、盲目性弱点无限膨胀，增加了资本流动的竞争和风险，因此，制定的规则要有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减少风险。
这就要求国际货币体制的改革和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要保证国际资本有序流动。
为此，除了规范国际金融运行的一般行为外，还要制定监督国际资本投机的规则，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监控机构，一方面监控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避免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另一方面监控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状况，帮助它们及时解决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