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三次改革失败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预备立宪姜平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请王朝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

应该如何挽救国家的危亡，便成为全国官民最关心的大问题；同时，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批爱国志士，认真开展了对西方列强的研究工作，逐步认识到列强不仅“船坚炮利”，而且其政治、军事、经济制度比中国先进得多，因而提出了必须学外人之长、补我之不足，即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19世纪60年代起，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在半个世纪中、我国曾先后兴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改革运动。

这三次改革都有成功的可能。

但由于统治者方面的原因，三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并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

这段历史是值得后人认真总结、思考和借鉴的。

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三次改革失败的情况。

第一次改革：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王朝中以恭亲王奕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和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些汉族官僚，看到了英、法等国的军舰和洋枪洋炮的厉害。

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出发，为了“求强”、“求富”，开始提倡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他们用大量资金购买洋人的机器和技术，先后在各地创办了一些制造船舰、枪炮和弹药的工厂，并用这些近代武器来训练和装备军队。

后来又陆续办了一些采矿、冶炼和纺织厂等工矿业，以及航运、铁路、电讯等企业。

为了创办这些事业，还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同文馆或西学馆，并派一些人出国留学，来培养人才。

这一切被称为“洋务运动”。

提倡办洋务的人，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虽然比清王朝中那些极端愚昧无知、主张复古守旧的顽固派要开明些，但他们不敢认真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害怕触动我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也不愿放弃封建官僚阶级的特权地位，因而始终没有提出过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改革我国政治制度的主张。

甚至还为封建专制制度唱赞歌。

他们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认为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是绝对不可改变的，只要将西方的近代军事装备和先进技术学过来，中国就一定能富强起来。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洋务派的根本主张。

由于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未做任何改革，在洋务派办的一些近代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也完全采用一套腐败的官僚制度，大小官僚任意安插亲信，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贪污中饱，使先进的机器设备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由于腐败的政治制度的影响，使得洋务派提倡的学习西方的努力收效甚微。

虽然经过了20年之久的所谓“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中国军队在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中仍然打了败仗，中法战争的失败，已经暴露出如不改革落后的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腐败无能的军事制度，仅靠学习外国的一点科学技术，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洋务派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特权，仍然不愿对专制制度进行改革，而是继续坚持走老路。

他们迷信军事力量，认为只要建设好一支强大的军队，国家就能在战争中打胜仗，成为强国。

因此，洋务派官僚李鸿章从60年代开始，花了国家和人民巨大的资金，用了30年时间，先后建立起了一起似乎很强大的陆海军，并建立了军事工业，表面上盛极一时；他们大肆吹嘘标榜，认为这样就能使中国渐臻于富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本来也是一个受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的贫穷落后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小国，但它因认真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和各项制度，并仿效西方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因而日益富强；而我国由于政治军事制度的严重落后，任人唯亲，军官腐败无能，结果在这场战争中，由李鸿章指挥的北洋陆军一败涂地；花费巨资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失败得更惨，全军覆没。

经营多年的旅顺、威海军港，也轻易地落入敌手。

甲午战争的大败，便宣告了经营30多年的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这也证明了不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要实现真正的民富国强是不可能的。

也说明了统治者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不愿认真学习外国经验是完全错误的，结果只能是误国害国，也害了他们自己。

第二次改革：维新变法运动1．康有为等“公车上书”1895年4月，清王朝因甲午战争失败，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

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改革愿望的康有为，因参加会试到了北京，便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

因举人进京会试乘公车，故史称“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虽然未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这个事件对社会的影响很大，“公车上书”的内容被传抄印刷，流传很广，变法维新思想便逐渐传播开来，要求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

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了进士，被清王朝授为“工部主事”。

1895年他再次向光绪皇帝上书，除反复强调必须赶紧变法外，又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等主张，当时光绪帝亲政不久，读了康有为的上书后、感到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有利于挽救清朝的统治危机，因此非常重视，遂命令抄写分送太后慈禧、军机处和各地总督与巡抚。

这是维新派取得光绪帝支持的开始。

康有为的上书得到光绪赞赏之后，很受鼓舞，康、梁等为了争取官吏和知识分子支持维新运动，便立即在京开展了创办报纸和组织学会的活动。

后又克服各种阻力，吃尽千辛万苦，在天津、上海、广州、长沙等全国各地创办报纸，组织团体，建立学堂，宣传维新主张，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四年中，全国各地维新派共创办有学会87个，报馆91家，学堂131所，通过学会、学堂、报纸的宣传，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维新派的政治力量也不断壮大，这就为变法运动准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2．维新派设计的君主立宪国方案康有为是这次维新运动的主角，他继承和总结了我国19世纪下半期以来的改良主义思想，通过7次上书和一系列奏折，设计出了一幅完整的君主立宪国的方案：（1）设议院、开国会康有为在多次上皇帝书中，论述了设立议院的必要性。

他认为，设立了议院制度，不但可以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沟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使人民信任政府；而且人民能够参与政治，就会从经济上及各方面来支持政府，做到军民齐心合力，使国家能兴办各种事业，日益富强起来。

康有为还指出：今吾国有四万万之民众，由于没有国会制度，就使四万万人不能参政，这样，人民自然也就不关心国家，也就等于“有众民而弃之”。

由于没有四万万人民的支持，国家当然也就没有力量。

（2）制定宪法康有为正式向清王朝建议制定宪法。

他认为修铁路、开矿山、办学堂、兴商务，只是“变革”，而非“变法”。

要变法，就应该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而这是推行新政的根据和保障。

康有为还指出：“泰西各国之所以致强者……在其举国君民，合为一体，……而立宪法以同受其治，有国会以会合其议，有司法以保护其民，有责任政府以推行其政治也。

”（3）实行“三权分立”康有为主张实行议会、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

他说：“近泰西诸国，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

三权立，然后政体备”。

“三权”与皇帝个人的君权，关系如何？康有为说：“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

”这就是说，立法、行政、司法大权都有单独的部门去执掌，“人主”虽然名义上“总之”，但在实际上能掌握的权力就不多了，这样君主专制制度就被废除。

3．光绪帝下诏变法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1897年德国出兵强占我国胶洲湾，接着英国要求租借我威海卫，沙俄要求租借我旅顺大连，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我国的大好河山将一块一块被瓜分，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在此严重形势下，康有为于1898年1月再次向光绪帝上书，发出了不变法就可能亡国的警告：“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光绪看后深受感动，立即传谕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

光绪的师傅翁同龢对光绪说：“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更引起光绪的重视。

康有为等人数年中提倡的维新运动和给光绪的多次上书，终于有了效果。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

并在诏书中指责了那些主张墨守成规、排斥变法的顽固派，表示了变法的决心。

从6月11日下诏宣布变法起，到9月下旬的3个多月中，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光绪帝连续颁布了100多道变法的诏令，这些诏令的内容，包括经济、文教、政治、军事诸方面。

（1）经济方面的有：在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务局，保护农、工、商业；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切实开垦荒地；组织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设立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兴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

（2）文教方面有：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取消各种书院，改设各种专科及中小学堂；在北京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民间自由创办报馆，自由组织学会；派人出国留学、考察；等等。

（3）政治方面有：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旧衙门；裁撤部分巡抚及东河总督；取消重叠闲散的官僚机构，裁汰冗员；删定各衙门办事规章；准许旗人自谋生计；等等。

（4）军事方面有：学习洋人方法训练陆海军，裁减腐败不堪的绿营军等等。

尽管上述变法措施还是初步的，但光绪在经济上制定了一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文化教育方面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准许人民自由办报；在政治上准许人民组织团体，给了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这些在我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还是第一次，因而使气息奄奄的中国出现了一片生机。

这些改革诏令的颁布，曾使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鼓舞，维新派人士在这短短的3个多月中，更是无比兴奋，空前活跃，他们认为中国从此有了希望。

4．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光绪虽为皇帝，但当时清王朝的大权实际上仍掌握在退居后宫的皇太后慈禧的手中，她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者的特权、在思想上是反对变法维新的。

在光绪“明定国是”的变法上谕颁布后的第四天，慈禧就强迫光绪撤消同情维新派的军机大臣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勒令其回原籍，给维新派一个沉重的打击。

同时，又命令光绪任命她的亲信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任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队，控制北京。

慈禧这些做法虽未能动摇光绪变法的决心，但却使这次变法运动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严重的危机之中。

为了彻底推翻改革法令，9月21日凌晨，慈禧又带着大批随从，由颐和园赶回皇宫、发动了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宣布自己重新“垂帘听政”。

接着又下令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士。

康有为因已于前一日离京赴沪，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往香港。

梁启超在日本人掩护下化装出京，由天津去日本。

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后曾积极设法营救光绪，很多人劝他逃往外国，他不愿，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