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耿志云 问题的提出胡适于1917年5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从而结束学业，于是年6月启程回国。

但是，事隔六十年后，胡适的博士学位竟成了台湾和海外一部分中国学人互相争论的一个问题。

原来，为纪念哥伦比亚大学建校二百周年，该校的东亚图书馆馆长林顿于1952年着手整理一份材料，叫做《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

这个《目录》于1957年发表。

该《目录》将胡适的博士论文系在1927年之下。

这很使人迷惑。

1961年，中国图书馆学家袁同礼也整理了一份材料，叫做《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

他把胡适的论文列在1917年之下，但后面加注“（1927年）”字样，以示存疑。

费正清的学生格雷德1970年出版的一本重要著作《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1917——1937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英文）一书中，明确提到胡适是1927年才得到博士学位的，此事均仍未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注意。

直到1977年10月，胡适死了十五年又八个月之后，曾与胡适颇有交谊的后辈学者唐德刚，在台北一家发行很广的杂志《传记文学》上发表回忆胡适的文章（《七分传统，三分洋货——回忆胡适之先生的口述历史之三》），其中写明胡适是1927年才拿到博士学位的。

直到这时，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才为社会上广泛知道。

于是议论和争论也就随之而起，差不多已经快要被人忘记了的胡适，又成了学界关心的对象。

这样，问题便归结为胡适为什么迟了十年才拿到博士学位呢？唐、夏两氏的辩争唐德刚，解释这个问题时说，胡适所以迟了十年才拿到博士学位，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在哥大修业时间不足。

但不久他就放弃了这个说法。

他只是坚持认为，胡适的博士论文在当年的口试中没有顺利通过，这是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根本原因。

他并且推断，主考的六教授所给的判决是“大修通过”，即须对论文作重大修改后才能通过。

这就还需要补考，即交上改过的论文，重新经历一次“防卫口试”，合格之后，才可拿到博士学位。

那么，胡适的论文何以没有通过呢？唐德刚认为，胡适在美留学的最后两年，正在热衷于文学革命，经常写长信同朋友们辩论，写作论文送登国内报刊，还苦苦尝试作白话诗。

这些都占去了他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此外，这一时期胡适又因搞恋爱而弄得“神情恍忽”。

鉴于这两种原因，胡适口试便没有考好，没能获得通过。

文学史家夏志清不赞成唐德刚的看法。

他在《传记文学》第198号上发表《胡适博士学位考证》一文，与唐氏辩驳。

他坚认胡适通过了最后考试，主要理由是：（一）胡适学习成绩优异，并已小有名气，杜威很喜欢他，其他主考教授不会逆杜威之意而投反对票。

（二）胡适绝顶聪明，精力过人，搞文学革命和搞恋爱都不致影响他的学业和考试。

唐氏的推断，固欠说服力，但夏先生的考证，也没有提出什么有力的证据。

夏先生搬请一位证人出来。

是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教授富路得。

据说，此人于1927年参加了为胡适补行接受博士学位的仪式。

富氏在回答胡适为什么1917年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问题时说：“事实很简单。

……缘于胡适攻读博士学位时，曾有一项规定，要求每位博士侯选人要向学校当局呈送论文副本一百份。

我想，胡适当时认为，对他来说，在中国同侪中展露才华，定比集中精力去出版他的论文更为重要”。

我们看，这位证人所提供的证据仍是不能令人满意。

第一，现在要弄清的是胡适1917年5月是否通过了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而富路得先生不是当事人，对此，他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可靠的证据。

第二，他说到取得博士学位须交论文副本一百份，这一点诚然确凿可信。

此外便是回忆加推理，都够不上可靠的证据。

以后，唐德刚在发表《胡适的自传》的第五章的译稿时，加了一条长篇注释。

在这个注释里，他抓到了一个真正够得上证据的材料，这就是胡适《留学日记》中有关那次博士学位・・429的最后考试的记载。

我们且摘录于下：“五月廿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

”①这里胡适自记“考过”，而不是记为“通过”。

“最后考试”的结果到底如何胡适的日记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早的，最有价值的证据。

既然胡适自己只说“考过”了最后考试，而没有说“通过”了最后考试，我们谁也无权替他更改。

“考过”，只是说明参加了考试；而“通过”则包含考试合格之意。

如果胡适当日顺利“通过”考试，他决不会只说“考过”。

一字之差，其意大殊。

胡适自己是当事人，用不着费什么斟酌，也断不会用错了词。

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胡适的这篇日记是事隔五天之后追记的。

他为什么当天没有记呢？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因考试不顺利，情绪不佳，不愿记此事；二是当日不知道考试结果，故未记。

这后一种可能性极小。

一般地说，这类考试的结果都是当日当面告知。

所以前一种可能性最大。

就是因考试不顺利，心绪不好而未记。

但过了几天，情绪稍平，又感到“七年留学生活于此作一结束”，乃不可不记。

于是经过五日踌躇之后终于在5月27日，补写了22日的日记。

既然是经过了几日踌躇之后而写的，就更不会发生用词疏忽的问题。

除了胡适的日记以外，还有朱经农的信可以证明我们的判断。

1919年9月7日，即在胡适考过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并已回国之后两年多，那时仍在美国攻读的胡适好友朱经农写信谈到此事。

我们把有关部分摘录如下：“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体不得不告诉你。

近来一般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仇’的先生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神气，说‘老胡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 a s s ’，说‘老胡这样那样’。

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没有关系，只是‘冒充’这两字决不能承受的。

我本不应该把这无聊的话传给你听，使你心中不快。

但因‘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种谣言甚为可恶，所以以直言奉告，我兄也应该设法‘自卫’才是。

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无人相信这种说法。

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现在‘口众我寡’，辩不胜辩，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了。

”②朱经农催促胡适赶紧采取自卫手段，刊布论文。

胡适也没有采取这一行动。

1920年8月9日，隔了将近一年之后，朱经农再次写信给胡适，说“你的博士论文应当设法刊布，此间对于这件事，闹的谣言不少，我真听厌了。

请你早早刊布罢”。

③他的朋友为此事如此着急。

1915年10月3日，胡适已经转入哥大。

他在给母亲的信里解释他迟迟不能归国的原因说：“儿之所以不归者，第一只为学业起见，其次即为学位。

学业已成，学位已得，方可归来。

”可见，胡适对于博士学位，原本是期在必得，得后才肯归国。

所以，不能认为胡适对其博士学位问题无所容心。

更不能认为，在学位问题上，名誉受到损失，他会无动于衷。

我们只能认为，那个说出“老胡口试没有p a s s ”的某人，不是造谣，而是说出了一件事实。

胡适对此无可奈何，无法自卫。

博士论文的命运据胡适日记1917年5月4日所记，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从・034・①②③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10页。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7页。

《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民国36年（1947年）版第四册，第1143页。

1916年8月初属稿，至1917年4月27日写完。

费时近九个月。

从我们上引1915年7月11日的家信中，我们得知，胡适在转学哥伦比亚大学之前已选定了博士论文的题目。

1916年5月1日，胡适在家信中又说：“儿之博士论文略有端绪。

今年暑假中当不他去，拟以全夏之力。

做完论文草稿，徐图修改之，润色之。

”可知，到哥大七个月后，他初步完成搜集材料的工作并形成了提纲。

四个月之后，在9月4日的家信中又说：“儿现方作博士论文，颇忙。

脱稿之期尚遥也。

”这里说的是正式属稿之后不久的情况，与1917年5月4日日记相符。

一篇长九万多字的博士论文，从选题到搜集材料，拟提纲，起草稿，到写成定稿，总得两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大略提示他写作论文的过程，第一，是说明将近两年的时间，胡适把主要精力是用在赶写论文上。

第二，他的博士论文题目确是在转学哥大之前就选定了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胡适在美的最后两年，他一方面要集中心力写博士论文，同时又要分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搞文学革命的尝试。

可以想见，他实际上没有多少时间真正从杜威受学；甚至也没有多少时间更多阅读杜威的著作。

在这两年中，胡适的日记里竟完全没有他与杜威交往的记载。

胡适对杜威思想的了解，大概正如他自己在《口述自传》中所说的，是在康奈尔大学时期，因不满该校哲学教师们对杜威的批判而下决心系统研读了一番杜威的著作。

此后再也不曾系统地下过更多的工夫。

因为他的论文和他的尝试文学革命，都不可能从杜威著作中得到直接的帮助。

杜威对他的影响主要是实验主义的方法，而这方法是胡适已经领会了的。

由于他们师生间接触太少，而胡适的论文题目又是在康大时已选定了的，杜威又毫无汉学基础，对他的论文简直不能起任何指导作用。

因此可以推断，杜威对胡适的论文一直没有多大兴趣，（事实上，杜威对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发挥得最多的是在教育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于思想史或哲学史几乎没有什么重要表见。

）因此很可能一直不曾表示过赞许的态度。

这一点，我们从下面引述的材料中可以得到相当的印证。

1917年4月19日，即胡适的论文已经完成在即的时候，他在家信中说：“连日因赶紧将论文钞完，故极忙，不能多作书矣。

论文五日内可成。

论文完后，即须预备大考。

此次大考，乃是面试。

……试者为本科各教长，及旁习各科之教员。

但想不甚难耳。

”接着说：“此时论文已了，一切事都不在意中。

考试得失已非所注意矣。

这几年内，因在外国，不在国内政潮之中，故颇能读书求学问。

即此一事已足满意，学位乃末事耳。

但既已来此，亦不得不应大考，以了一事而已。

”这里，一反常态，对学位事表示出满不在乎的态度，此点已大可注意。

同时我们看到他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考试无把握的悲观情绪。

其实口试就是论文答辩。

只要论文写得好，导师满意，口试一般没有通不过的道理。

胡适之所以悲观，极可能是因为迄至考试期近，杜威对他的论文始终未曾赞一词。

好名之心特盛的胡适，不能不担心到考试的结果，并为不测的结果预作思想准备。

我们把他这封信同从前家信中每每以学业和学位为念的口气加以比较，其间不是大有值得玩味的余地吗？许多人认为，胡适在美是杜威最得意的弟子。

其实完全是想当然，是根据后来杜威与胡适的关系倒推而得的结论，并无事实根据。

事实很可能相反，在当时，杜威很可能把胡适看作是不务正业的浮浪青年。

胡适口试没有通过，决心回国干自己的事业去。

5月30日，他向杜威辞行。

这次见面，距离口试只隔八日。

谈话间丝毫不及考试与论文事。

杜威表示：“其关心于国际政局之问题乃过于他事。

嘱（胡）适有关于远东时局之言论，若寄彼处，当代为觅善地发表之。

”这里，前一句显然表明杜威有意回避考试与论文的话题；后一句则是对一个考试受挫的学生的・・431一种安慰。

如果我们拿两年之后杜威对胡适论文所表示的态度来作一比照，就更可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