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如何成为胡适（中）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是众所周知的孟子励志语，胡适好像是其另类执行者：孟子侧重外在打击和历练，胡适强调自我发展和塑造。

我觉得，从十五岁起，胡适就大致设计出了未来的知识分子人生，随后他有条不紊，朝着既定目标稳步前行，悠然扎营，以“吾道一以贯之”、“‘今日之我’从不与‘昨日之我’挑战”的方式，成就了自己“民主男神”（唐德刚语）的形象。

广告inRead invented by Teads胡适三岁丧父，童年飘零，但父亲胡铁花留给儿子的精神遗产，仍属丰厚。

在父亲回忆录里，胡适读到北宋大儒张载（世称“横渠先生”）的名言：“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如醍醐灌顶，终身受用。

——胡适一旦接受了什么，通常都是“一百年不动摇”的。

以张载奉祀孔庙的显赫身份，意外的是，这句令少年胡适一见倾心的治学心经，竟无人知晓，好像偌大中国唯有胡适一人对它啧啧称道。

唐德刚自是饱学之士，又曾面聆胡适说出这句名言，却茫然不知所自，遍寻无着后，怀疑“或出宋儒其他语录”。

王元化再接再厉，终于在张载《经学理窟·义理》中觅得出处（“观书者释己之疑，明至之未逮，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遂证“胡适所记不误”。

两位学者的态度固然可敬，但他们的努力只是证明了胡适的“别具只眼”：胡适奉为座右铭的这句话，曾长期遭到其他学者的忽视。

忽视“不疑处有疑”的其他学者，对张载另一句靓语往往刻骨铭心，即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的那段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传统知识分子——包括生活在当代、思维方式滞留往昔者——遇到这类华丽豪迈语，容易丧失分析力，输心折服，膝盖痒痒地显出“崇拜和倾倒的肌肉特别发达”（俾斯麦语）的模样。

倒是胡适，本着“不疑处有疑”的精神，对它反感。

据胡颂平记载：（胡适）先生又说：“前几天，高平子的孙儿来，他引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空洞的话。

我问他：‘怎么叫“为天地立心”？你解说给我听。

’我对他说：‘你的祖父是学天文的，你不应该再引这些不可解的话。

’”一进一出，一拒一纳之间，适见出胡适的另类和“异量”。

一句兼具辉煌和不着边际特点的语录体格言，会给引用者增加道德筹码，降低乃至卸除其质疑责任，在偏爱瑰伟词藻者眼里，似乎谁放弃引用，谁就明摆着吃亏。

当你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必担心有人质疑你表述的可靠性，谁都知道那是修辞性夸饰；叫君王“万岁”也比“百岁”“千岁”来得安全，尽管“百岁”已经够意思了，中国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长命百岁的君王。

但“为天地立心”和“为万世开太平”不然，它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样，实质是强调知识分子使命，而使命与梦想不同，唯有具备可行性才有捍卫和履践价值。

劈头盖脸就是“天地”、“万世”和“天下”，等于把使命嫁接成梦想，把语言魔化为喃喃作法的旌旗。

钱锺书曾归纳“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如属“虚而非伪”，“为天地立心”即属“诚而不实”，我们不必质疑张载的坦诚，但他的号召未能踩实大地，无法内在地恢宏知识分子使命——整天以“为天地立心”来自我鞭策，不可避免地会滑向颠狂梦呓。

所以，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老旧知识人热衷引用它，严守知识分子言论本分、心底默念着“拿证据来”的胡适则断然排斥。

经胡适铭记并向国人郑重推出的名言还有不少，据余英时考证，得到国人一致认同的原则“实事求是”，也是胡适率先推荐给国人的，在胡适介绍之前，这个伟大的汉字组合曾沉睡在汉语的海底，无人问津。

助推了大陆改革开放的著名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胡适也有隐伏关联，胡适不止一次说过：“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华美的格言，由于好为人师者总是多于从善如流者，我们甚至生活在格言过盛的时代。

因此，你将什么话牢记在心，多半意味着你是何等样人。

胡适镂刻心版的那些简明原则和方法，多不曾藏匿在孤本僻典里，而是像“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那样，属于“吾与子所共适”。

考察胡适“民主男神”的发韧史，国文教员杨千里当年在他作文稿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也许算得上“第一推动”，那毕竟是1905年，中国尚在大清朝，胡适只有十五岁。

胡适另两句终身信奉的格言，即“拿证据来”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前一句如唐德刚所说：“胡博士读《天演论》也有独到的心得。

赫胥黎叫了一声‘拿证据来！’胡适一听，大有道理，因而也跟着大叫——自北大红楼一直叫到台北大礼堂，叫到死为止！”后一句话更是当年欧美知识界的集体认知，胡适又是从大众工具书《大英百科全书》里偶然翻到的，乍闻之下，如遭电击，从此念兹在兹，“叫到死为止！”说到“拿证据来”，这本是人类的理性本能，初听并无卓颖之处。

王安石曾坚信“鼠实无牙”，有人遂“捕一鼠”和他对质，柏拉图给人类下了“无羽毛之两足动物”的定义，有人就“拿着一只拔了毛的鸡向柏拉图去质问”，但胡适的倡议结合了现代科学方法，非比等闲，故一经“大叫”，在老大中国顿时产生巨大的方法示范回响。

胡适俨然拥有一种特殊的精神血缘，他的阐述和论证方式，易令西方学者感到可亲可信，他们会从胡适的文字里嗅出同道气息。

我们提到过罗素对他的评价：“（胡适）英文写作之佳则和多数美国的教授没有分别。

”据江勇振介绍，英国翻译家阿瑟·韦利眼里的“胡适虽然形体上是中国人的样子，他根本上等于就是西方人”。

另一位美国学者认为“胡适写起英文来，行文立论根本就是美国人的思维”。

——尽管，胡适也有着不凡的国学根基和兴味，胡适夫人江冬秀的日常消遣是打麻将（胡适偶尔也打两圈），胡适的日常消遣则是写点考据文字，那是他无法隐去的中国印记。

五在长文《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里，余英时提到胡适和王国维的一次谈话，时为1923年12月16日。

胡适在日记里写道：从访王静庵先生，谈了一点多钟。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也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

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

胡适缺乏王国维“兼通世界之学术”的大师抱负，误会了“静庵先生”的提问方向。

实情恐怕是：追踪欧陆最新学术发展的王国维，留意到当年在西方“髦得合时”的弗洛伊德学说，试图从中国传统典籍里找到弗氏“俄底浦斯情结”（以“恋母弑父”为主题）的对应物，以作进一步推敲验证。

王国维不曾留学欧美，他以为在美留学多年的胡适博士对此显学定然不陌生，故甫一见面，即不耻下问。

谁知仅仅读过些古希腊悲剧、对西洋最新学科发展殊少关注的胡博士，摸不着头脑，“只能漫应之。

”（余英时语）金岳霖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刘文典说：“适之先生样样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唐德刚说：“西洋史学亦非胡先生之所长。

”夏志清说：“胡先生返国以后，早无意追逐西洋文学的现代潮流，现代西洋文学批评他也一窍不通。

”……胡适年少成名，且很早拥有了领袖群伦的学术地位，但不管说到哪一门具体学科，哪一项学术论述或文学创作，他好像都难称翘楚，与自己学生相比也未见优势。

胡适留学美国时，曾招待当年知名教育家马君武“在宿舍里住了五天”，他在日记里如此评论这位学界前辈：先生留此五日，聚谈之时甚多，其所专治之学术，非吾所能测其浅深。

然颇觉其通常之思想眼光，十年以来，似无甚进步。

其于欧洲之思想文学，似亦无所心得。

先生负中国重望，大有可为，顾十年之预备不过如此，吾不独为先生惜，亦为社会国家惜也。

悲催的是，若干年后他的学生唐德刚竟用同样的词——“没有进步”——来盖棺胡适：“胡适思想四十年来无太大的变动。

这从好处来说，是胡适思想的前后一致性；从坏处来说，则是胡适之没有进步。

”唐德刚有个难称“得体”的怪癖，他不能容忍别人批评胡适，自己却不时对“胡老师”来几句突兀狠话，类似这样：“就凭（胡适）那几篇烂文章，便能煽起一代文风，两朝开继，成佛成祖，这在阮籍看来，就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了！”——埃斯库罗斯说过：“老来受教训多么难堪！”好在胡适泉下有灵，未必感到难堪，因为，他走的道，源于自己的坚定选择，“不惮浅显”正是胡适的突出强项。

“我的朋友都不看我的书，”胡适心知肚明。

此外，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之父”（语出当年英国一张介绍胡适到访的海报）和“中国的伏尔泰”，胡适又能深度不足广度补，至少在学问的表面上显出面面俱到的样子。

从启蒙者的角度，广度确实比深度更加要紧，胡适这方面的成就也堪称斐然。

对胡适褒贬不定的唐德刚又赞叹道：就学问的“宽度”来说，胡适真是个新旧、中西、文言、白话及诗、词、歌、赋，样样都来的“一脚踢”的槃槃大材。

他的确具备一个“开山大师”的条件，只有像他这样的学者才能纵观古今，盱衡全局，而不至于闭门造车，坐井观天。

六如果以“三个公共”（即面对公共大众，谈论公共话题，指向公共正义）为衡量标准，世之所谓知识分子，大抵另有专攻，他们成为知识分子只是激于偶发事件，感于良知觉醒，临时客串，不得不为。

如爱弥尔·左拉，他在创作小说间歇听闻法国军方迫害犹太人上尉德雷福斯，拍案而起，写出震动全欧洲的《我控诉》。

此事一了，他即退回书斋，继续小说创作——小说才是他的主业。

除了专职为报刊写时政评论的作者，在伟大知识分子群体里，我们很难找到一位以“知识分子”为主业的人物，有之，则自胡适之始。

胡适从事的大量工作，不是从自身的爱好、兴趣和专长着手，而是优先考虑该项工作的启蒙及文明教化价值。

只要认定其中蕴含价值，哪怕他本人并非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他也勇于尝试，不辞前驱。

这是一份不多见的决心，想必包含着巨大的志向调整和性情舍弃，只有将唤醒民众、改造文明视为人生首务，才会作此选择。

胡适把自己定位成文明的改造者、庶民的启蒙者，该身份决定了他的对象是普通民众，他的使命是传播文明通识，而非与顶尖的学界专家切磋学理。

就一名彻底的启蒙者而言，保留王国维式的学术爱好，也许是一种“搏二兔，不得一兔”的两难；就一名充满知识饥渴的学者来说，舍弃王国维式的高端求索，又会构成一种心灵折磨。

我不清楚胡适如何平衡这份两难和折磨，由于胡适日记似乎专为发表而写，他尽管记得很勤，窥探他的隐秘心声却并不容易。

——胡适偶尔给朋友写信吐露心事（比如涉及对半文盲妻子江冬秀的负面评价），他会要求收信人阅后即焚。

大致说来，胡适认定自己二十岁前后在美国学到的若干原则和方法，对中国社会及其民众长期适用。

他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推崇者，社会的需求就是他的路标，民众的困惑就是他的方向；若民众困惑不变，他的启蒙方式就不必改变。

胡适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既然该复兴暂时不需弗洛伊德援手，他也落得省事，对弗氏不闻不问。

我无法想象胡适阅读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小说的模样，他擅长简化学术抱负，以便锁定目标，即使付出“四十年来”“没有进步”的代价，也咬定青山，不动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