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诗歌的公共性与个人性李铜飞（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摘要：在穆旦的诗歌中，“我”的言说、理性的思辨色彩以及独特的受难意识等使他的诗歌充满复杂性和智性，他用各种强烈的个人经验（个人性）来表达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公共性），并且能够保持其经验的独特性，使他的诗歌走出自我宣泄的个人性而走向具有普遍真理的公共性，上升到对生命的追问，对人生的终极关怀的高度，创建了属于穆旦的独特的诗歌体系。
关键词：公共性；个人性；苦难意识；智性化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13）05-0084-04穆旦是九叶诗派中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但他却没能逃脱生前寂寞死后热闹的境遇，直到八十年代他才开始受到重视，他的诗歌所传达的各个方面都是极其复杂的，正是这种复杂给予了穆旦无可替代的诗歌史地位，也正是这种复杂成就了穆旦。
陈敬容认为，中国新诗史上存在着两个“传统”：“一个尽唱的是‘爱呀、玫瑰呀、眼泪呀，’一个尽吼的是‘愤怒呀、热血呀、光明呀，’结果前者是走出了人生，后者走出了艺术。
”[1]穆旦的复杂就在于把陈敬容所谓的“人生”与“艺术”相结合，艺术创作不可避免地带有创作者的主观看法和自我体验的痕迹，但是穆旦却在他的诗歌中将生活化为一种哲理化的高度，强调描绘生活和表达情感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使诗歌实现了从个人性向公共性的转化，并且将这二者融为一体，创建了属于穆旦的独特的诗歌体系。
唐晓渡认为：“如何定义‘公共诗人’或‘诗歌的公共性’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极端地说，无论某一公共问题怎样尖锐和紧迫，牺牲诗美和个人风格都未必是一个诗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因为他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反过来，一首即便是具有充分公共性的好诗，其中也必定有无法以公共方式解读的、类似隐私那样的语言成分。
”[2]39在穆旦的诗歌中，“我”的言说、理性的思辨色彩以及独特的受难意识等方面都具有唐晓渡所说的复杂性存在，但是其中包括的历史性和民族性特点以及他通过诗歌所传达的种种矛盾使他的诗歌达到了智性化的高度，也因此一定程度地消弥了自我的痕迹，表达了人类所共通的真理与情感。
一、“我”的言说在《致郭保卫的信》中穆旦说：“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
问题是，首先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写出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
”[3]227我想这里说的其实就是公共性与个人性的握手言和，在穆旦的诗歌作品里，明显地显露出生存的困境与自我难题纠结的两难，但是仔细分析过后会恍然大悟，表面上的两难其实是内涵的融洽与和谐。
他创作于1940年的《我》就是这样的表现：“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
”[4]62-63收稿日期：2013-05-13作者简介：李铜飞（1988-），女，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中国新诗的公共性研究”（编号：2012YBWX087，主持人：向天渊）阶段性成果 -84--85-字出现，却时时展现着“我”的分裂和怀疑、绝望和仇恨，“我”“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是个体离开群体之后的无助之人，这是现代的“我”，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失去了中心，自我在发问，不相信任何虚幻的希望，传达了找不到自我的生存困境，永远承受着矛盾，永远苦苦地找寻。
就像郑敏说的：“它扭曲，多节，内涵几乎要突破文字，满载到几乎超载。
正是艺术的协调。
”[5]33在自我的矛盾与纠结当中，我们看到诗人忠于自己的内心，他不回避，真诚面对，以敏锐的眼光洞见世界的真实，发出的声音是由代表诗人自我的这个主体发出，展现的是自我的矛盾与纠结。
有学者把穆旦《赞美》一诗中的“为了他我要拥抱一切，为了他我失去拥抱的安慰”一句解释为：“不但是字面的矛盾语，也揭示了穆旦的内心矛盾：外在世界是混乱带血的，但却是唯一可触可感的具体真实，他不得不爱，然而他同时也意识到这种拥抱不是最终的安慰和解脱。
”[6]50虽然难免会充满孤独与绝望，但是在这首诗中我们隐约看到了诗人的内省与自信，正是这种交织着对生命体验的感悟、对历史浮沉与人类命运的矛盾，才使得他的诗歌突出了生存本质，获得了一种清醒而深刻的力量，我们才在穆旦诗歌的独特复杂中感受到了共性与个性的完美融合。
王佐良曾经评价穆旦说：“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7]诗人具有极其明显的现代西方自我意识，他对于生命充满了好奇，认真探索大自然和个体存在的意义，而他所有的品质又使他深入思考到现代人类生存的困境。
在《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中前面的叙述视角都是以“他”的眼光来看的，笔锋一转，“我想起大街上疯狂的跑着的人们，/那些个残酷的，为死亡恫吓的人们，/像是蜂拥的昆虫，向我们的洞里挤。
”[4]22从“我”的内心世界，看到了战争异化下的人们的生存状况，“他”的事不关己与“我”的担忧痛苦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诗人难能可贵的高度自省。
穆旦诗歌中的“我”一次次逼迫着他进行自我探索，进而在探求个体生命价值的过程中获得意义，虽是非中国的，但也受时代与历史的限制，使得他的诗歌传达了对民族、时代和生命存在的思考，虽处于特殊的年代，但依然发出自己独特的铿锵之声。
而我们的感触则更多的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即公共性与个人性的关系。
二、理性的思辨精神穆旦的一生都伴随着苦难，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放弃对人生价值、生存困境的理性思考与追问，使他的诗歌带有很强的理性思辨色彩。
穆旦是一位反抗传统、自觉面对矛盾、关注现代生活的诗人，从1940年代开始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非个人化原则和崇尚智力的风尚有深刻反思，提出了让感情渗透智力的“新的抒情”诗歌主张，他的诗歌，智性与情感结合中有一种沉雄聪慧而动人心弦的情感，无论是民族的还是个人的。
“污泥里的猪梦见生了翅膀，∕从天降生的渴望着飞扬，∕当他醒来时悲痛地呼喊。
∕胸里燃烧了却不能起床，∕跳蚤，耗子，在他的身上粘着：∕你爱我吗？我爱你，他说。
∕八小时工作，挖成一颗空壳，∕荡在尘网里，害怕把丝弄断，∕蜘蛛嗅过了，知道没有用处。
”[4]58穆旦的《还原作用》中，“污泥里的猪”生存非常艰难与痛苦，它以“渴望着飞扬”的想象方式来寻求解脱，结果却是“悲痛的呼喊”，从想象回到现实，在现实的残酷与解脱的无效中我们体会到失落、愤怒、矛盾等心灵的挣扎。
在第二段中以问答的方式来展示异化这个体验过程，使“爱”没有了浪漫的意味，更凸显了现实世界的非诗性特质。
第三段的“八小时工作”是现代生活的一个标志，是在体验的基础上对异化现实世界的理性反思，同时也寄寓了诗人的理想，即人类实现向深沉厚重的人性的回归。
这首诗中所体现的诗人的态度是复杂含混的，可以理解为作者是在还原自我，他坦然面对自己内心的挣扎，将希望寄托于完善的理想国的建立，最后，他选择了面对自我，将自己的个性与诗歌融为一体，反叛传统，对现代人的内心体验进行了细微的刻画。
穆旦曾对孙志鸣说：“诗歌是诗人心灵对生活的最真诚的反映。
如果你把它变成了敲门砖，就无异于用才能毁了自己。
因为你失掉了人格……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在任何环境中，都要耐得住寂寞……”[8]236正因为穆旦把自己的人格融入他的诗歌创作中，所以他从未失掉他的人格，他把个人的独特品质通过创作技巧表达于诗歌中，智性、血性、诗性和谐应和，为我们再造了一个丰富而紧张的宇宙，即便是对自我如此隐晦地表达，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从未离开过中国现实的土壤，体验到他自我感受中更为本质的世界，其探索和深切的反抗性才智，为我们捧出了一颗在苦难中沥血的诗心。
他“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86-其他人的苦难。
[9]41”这是他公共性与个人性完美融合的主要体现，即理性思辨精神。
穆旦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他的诗歌带有明显而深刻的时代情感，但是他的大多数诗作并不是直接表现时代，而是从自我心灵的搏斗中开掘隐秘的思想情感，把抽象与具象相结合，介入理性成分。
创作方法的独特，使他的诗歌具有了大时代下的个人色彩。
《诗八首》就是这样的代表作之一。
穆旦说：“我的那首《诗八首》，那是写在我二十三四岁的时候，那里也充满爱情的绝望之感。
”[3]225这首诗不仅是自我爱情的写照，同时把个人的爱置于一个更大的范畴，用他的整个生命体验向我们展示了永恒的爱情赞歌。
我们看到他以他特有的超越生活层面以上的清醒的智性，对自身的也是人类的恋爱的情感及其整体过程，作了充满理性成分的分析和很大强度的客观化的处理，这不能离开诗人对爱情的独特感悟。
穆旦揭示了爱情历程中相爱与“隔膜”、“相同”与“陌生”、情感的“小野兽”与“理智”的“殿堂”等种种的矛盾，从泯灭与永恒、有限与无限的哲学层次上，对爱情给予审视、思考和认同，诗歌的结尾与其说是试图对人生中的“二律背反”作出解释，不如说是在更深的层次作出悖论式的解嘲，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他是一位思辨性极强的诗人。
他的思辨性使得穆旦不同于他同时期的民族性诗人，他的诗歌带有更多的理性思考，在当时的特定年代，诗人无疑又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些让他的个人性与公共性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全部都凸显出来，也就是这样，穆旦的诗歌才具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
三、独特的受难意识穆旦诗歌开创了中国诗歌传统的新的内涵，带着“悲怆的‘受难品格’”[6]60，穆旦抗战时期的诗歌是他对人生与生命苦难体验的发掘与反思，凝结着诗人的痛苦与智慧。
他的诗歌所传达出来的丰富而复杂的民族情绪、对民族未来命运的希望与隐忧是建立在他内心矛盾的情感之中的，他将自己在战争年代中所经受的种种苦难，上升为“人与战争”“生命与战争”等形而上的问题。
《出发》一诗写于1942年抗战的关键阶段，除了知识分子的爱国良知和热情外，还隐藏着诗人深沉的复杂心绪，正因为这首诗写于这样一次严峻现实家国的忧患和对个体灵魂的探询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充分体现了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完美结合。
诗的第一句提出了两个悖论式的命题，“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须杀戮，∕而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欢喜。
∕知道了‘人’不够，我们再学习∕蹂躏它的方法，排成机械的阵式，∕蠕动着像一群野兽”，[4]168“和平与杀戮”、“可厌与欢喜”两对反义词被强力扭结在一起，产生巨大的断裂和张力，这里的“它”和“人”都是抽象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指的是人的动物性，而“蹂躏”一词使人读起来有一种危机感和分裂感，指自身的一种自我否定与颠覆，传达着对于战争和杀戮的无奈，同时又暗示着人性的丑陋与自我残杀的可能。
“告诉我们这是新的美。
因为∕我们吻过的已经失去了自由；∕好的日子去了，可是接近未来，∕给我们失望和希望，给我们死，∕因为那死的制造必须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