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AL SCIENCE RESEARCH 法学研究2009年07月（总第130期）今日南国THE SOUTH OF CHINA TODAYNO.07，2009（Cumulatively ，NO.130）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从小饱受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对官吏贪污腐败恨之入骨。

因此，在赶走元帝并彻底消灭各地割据势力后，他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和“重点治吏”运动。

一、明朝重典治吏的原因及其指导思想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总结了元朝败亡的教训：纲纪废弛，官吏放纵，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从而引发农民起义。

他说：“以前我在民间，凡遇官吏贪污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着实恨透。

如今要严厉法禁，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决不宽恕。

”朱元璋把吏治腐败视为严重弊病，认为“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

另外，朱元璋个人心里极端地认为自己所处的是“乱世”，一定要用“重典”，因此极力主张“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

在这些思想认识的驱动之下，“重典治吏”便顺理成章的成为明初治国治吏的指导思想，始终奉行。

二、“重典治吏”的措施及其失败的原因（一）重点治吏的措施明朝初期的“重典治吏”，可以用“除恶务尽”和“严酷刑罚”来简要概括。

朱元璋作为一个出身社会底层的皇帝，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为了整治吏治腐败可谓费尽心思。

其反腐措施无所不用其极，“命官吏犯赃者罪勿贷”，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

1.制定律条，用法严苛。

明初的第一部官方法典是《大明律》，由朱元璋亲自主持修订。

明初同时颁布了《大明令》，洪武十八年（1385年）至二十一年（1388年）又相继颁行《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四编共二百三十六条，80%以上是针对官吏，特别针对贪官污吏。

明律中规定对负责监察之责人的都察院、监察道、在外按察御史之官贪赃枉法枉法的，要加重处罚。

在执法上，朱元璋将“重典治吏”的手段推向极致，远远超出了《大明律》中所规制的范围，实施律外重刑，充分印证了“无所不用其极”这句话。

按照明律的正式规定，对于刑事犯罪者（包括贪官污吏）的惩罚，为五种刑罚：笞、杖、徒、流、死。

朱元璋为提高震撼力，推出了更为残酷的刑罚，例如刷洗，将不断沸腾着的开水浇在人体上，然后用铁刷子刷，直到剩下一具骨骼；抽肠，于肛门处将人的肠子抽出直到掏空内脏；等等。

此外，朱元璋最广泛推广使用的，则是剥皮实草。

他下令各州县设立“皮场庙”，在众人围观之下活剥贪官的皮，然后实之衣草，制成人皮草袋悬挂于官府门前，以示警戒。

其核心理念是震慑那些心存贪渎之念的官吏。

2.重教育，亲廉吏。

严刑酷罚并非说明朱元璋不教而诛，他一直注重对官吏廉洁的教育。

《大明律》开篇便是尊崇儒学的《六礼图》，显示了明立国思想仍然是儒学礼教。

此外，为唤醒官吏的良心，朱元璋亲自编写《醒贪简要录》，赐给官吏，“望做官的懂得体恤吾民”。

其言词切切，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3.广开言路，支持“民告官”。

朱元璋深知官场官官相护的黑暗，为了使下言能上达，民苦能尽知，他广开言路，设立“鸣冤鼓”，民间若有冤屈，可以向他直接申诉，他亲自审理过问案情。

朱元璋允许人民对“巧立名目，害民取财”的省、府、州、县官吏，连名赴京状奏，力图借民众力监戒和惩治贪官。

洪武年间，仅贪污秋粮一案，贪官“系死者，数万人”。

朱元璋打破只有大员才能上早朝的规矩，规定不论朝廷官员品级、隶属，均可参加早朝，上殿言事，有隐情还可单独召见。

他准许百姓密封奏事，直接向他上奏。

朱元璋还对各级握有实权的司吏进行监视，校检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随时上奏。

4.秉公执法，不徇私情。

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不分亲疏，他下令凡贪官污吏都要治罪，不容宽待，并身体力行的为天下做表率。

明初有人检举他的侄儿朱文正违法乱纪，朱元璋立即罢他的官。

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出使办事时私贩茶叶（茶叶按规定需要官卖），朱元璋下令依法将其处死。

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二）重典治吏失败的原因朱元璋实施的一系列廉政法制和监察制度，对肃整当时明朝吏治、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为何最终仍不能摆脱失败的命运呢？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简要分析：首先，最根本的原因即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至高无上的皇权。

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以任何手段防止贪污腐败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尤其是以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反动和倒退的手段防止贪污腐败，更突出地反映出了封建社会晚期专制统治本身的腐朽和没落。

其次，从现代法的精神看，为了达到惩治腐败的功利目的，不区分犯罪情节轻重和危害大小都施以重刑，“挑筋去指”、“剥皮实草”、“族诛”都是人类文明史的反动和倒退，这样做不但使法令丧重典治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浅析朱元璋吏治失败的制度根源及当今借鉴意义孙钰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74）[摘要]朱元璋时期是封建历史上有名的“法制”时期，他在元朝灭亡中吸取教训，强调“刑乱国用重典，重典治吏”，这种治国思想也使明朝成为中国法制史上治吏手段最严厉的朝代，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然而，重典治吏却以失败告终。

是什么原因使朱元璋发出“我欲除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的感慨呢？笔者将从几个方面来阐释，以古鉴今，希望对读者可以有些启迪。

[关键词]重典治吏；制度建设；以古鉴今；反腐倡廉[中图分类号]DF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190-（2009）07-0151-01[作者简介]孙钰涵（1988-），山东临淄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6级法学学生。

[下转第159页]LEGAL SCIENCE RESEARCH法学研究家庭“冷暴力”的治理则更需要时间，更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配合。

1.在全社会形成遏制家庭冷暴力的良好氛围。

家庭“冷暴力”之所以会愈演愈烈而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能得到社会的关注，缺乏公众的监督。

因此必须呼吁全社会在关注家庭暴力的同时要更加关注家庭“冷暴力”。

要遏制“冷暴力”就必须唤醒公众的意识，“冷暴力”的危害虽然是看不见的，但是长期积累会对家庭、对社会都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此，我们要让公众意识到“冷暴力”并不是子虚乌有的空论，而是可以危害人，甚至危害生命的大事。

亲朋好友、邻里、同事之间对这种隐蔽的暴力现象更应该加以劝阻和给受害者以安慰。

2.从家庭入手，加强现代家庭伦理道德建设。

提高个体道德素质，营造“反冷暴力”社会风尚。

在家庭成员之间必须树立平等、和睦的观念，夫妻、父母与子女之间应该多沟通，互相体谅对方。

在遇到挫折和困难时能及时跟家里人沟通，避免在心里形成障碍。

要加强家庭伦理美德教育，倡导正确的家庭道德观念和社会意识。

3.制止家庭暴力，还要坚持“德治”和“法治”相结合。

要治理家庭“冷暴力”，“德治”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道德规范本身有软弱性，以及当前我国道德调控机制尚不健全，因此又必须借助于“法治”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对社会成员的普遍的约束力。

当前，要尽快加强反家庭冷暴力的立法工作，使家庭冷暴力的处理有章可循。

不但有助于个体捍卫自身意识的觉醒，而且通过对合法行为的鼓励和背德行为的制裁，能培养人们守法意识并能把家庭美德观念灌输给人们，培养人们的道德意识。

在法治的基础上反对冷暴力行为的同时，我们要看到公民自身所持有的“反冷暴力”伦理观的影响。

法律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公开的，这就与“冷暴力”行为产生的环境———公民私有家庭环境相冲突。

为此，需要鼓励公民转变以往的“家庭至上”的伦理观，走出私有空间的限制。

总结相较于家庭暴力对身体的伤害，对人的精神折磨的家庭“冷暴力”对社会、对人自身的危害都更为巨大，而这样一种隐蔽的伤害又极其容易被人们所忽视。

家庭“冷暴力”的发生和增多有其深刻的伦理背景，同时，由于这些原因将长期存在，使得“冷暴力”绝非一朝一夕的现象，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参考文献][1]邓名瑛，喻权良家庭暴力的成因及其对策—一个伦理的视角，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2]喻权良，对妇女家庭暴力的伦理思考，池州师专学报，2003，（8.[3]仰滢，马建青，家庭“冷暴力”的主要特征与成因分析，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2）.[4]张宏军，浅谈家庭冷暴力的危害于对策，承德职业学院学报，2007.[5]曹秀谦，关于家庭暴力的法治思考，政法学刊，2000，（12）.[6]藏祥俊，储兆瑞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江汉论坛，1998，（5）.失了公正价值，而且违背了罪责相适应的立法基本原则，以致陷入重刑主义的误区。

再次，监督腐败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也是治吏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表现在朱元璋开创了用特务机构反腐败的“先例”，设立巡检司和锦衣卫，广布耳目。

反腐败监督权的恶性膨胀，最终造成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更加黑暗。

在监督腐败权得不到有效制约的情况下，加之最高决策者和监督执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必将造成监督执行者和被监督者相互勾结，共同腐败，最终导致整个官场腐败的不可收拾。

第四，明朝的的廉政文化建设落后于廉政制度建设。

因为廉政文化与廉政制度、廉政实践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仅有符合时代潮流的先进的法律制度，而缺少法律文化的支撑和民众心理的认同，那么再好的法律制度也只能成为一种摆设。

实践已证明，廉政制度的建立及其履行过程，离不开廉政文化的参与。

最后，明朝实施的“重典治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

官吏对朝廷离心离德，对重刑诚惶诚恐，大大挫伤了官吏行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知识分子不愿入仕，影响了选拔官员的质量。

三、关于明初“重典治吏”的一点思考对于一个法制社会来说，严格治吏永远是正确的。

明君治吏而不治民，重典应当针对的是官吏，而不是百姓。

依法治吏，才能促进国家更快的走上法治的轨道，激发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推动整个社会形成依法办事的良好风尚。

因此，我们今人可以从历史的视角来为今天法治和反腐倡廉工作寻找新的思路。

笔者从以下几点加以浅析。

1.当今社会的反腐倡廉，要从根本上防止或者说减少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只有依赖于我们的民主法治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逐步地构建和完善包括反映“民意”的舆论在内的对权力的各种监督和制约机制。

2.仅有法律制度是不够的，当今需要的是健全的制度，而且还要有更加完备的民主程序设计加以配合，但立法需注意不要使法律条文过于庞大繁复；另外，完备的制度加上高素质的执法队伍，才能有清明的吏治。

从某总程度上说，执法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立法的效果。

诚如沈家本所言“法之善者，仍在于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

在反腐败问题上任何时期都不可以姑息养奸，一定要严格执法，打击刑事犯罪和违法行为是必须及时、准确、严厉。

3.中国古代各朝代有政治远见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吏的廉洁问题，当今法制社会的建设也应当加强官吏的廉洁德性的修养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