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地弓形虫（Ｔｏｘｏｐｌａｓｍａｇｏｎｄｉｉ）是寄生于人类和许多动物组织细胞内的原虫，可侵犯脊椎动物的多种细胞，并在细胞内繁殖，最后破坏宿主细胞，释放出虫体导致一系列的病理变化［１］。
弓形虫病是重要的人畜共患疾病，已呈全球性流行，对人类健康和畜牧业生产构成严重威胁，引起医学界和兽医界的普遍重视［２］。
有一些病例感染是无症状的。
在一些健康人群和动物中弓形体血清抗体阳性率相当高，平均为２５％～５０％。
急性弓形体病例则主要见于免疫缺陷的病人，据报道，５０％爱滋病（ＡＩＤＳ）病人都患有本病［３］。
本文主要对弓形虫病的流行病学的最新研究和发展进行综述。
１流行因素１．１地区分布本病是一种世界性流行的人畜共患病，没有严格的地区分布，但在一些卫生条件差的农村，本病的感染率比城市显著较高。
Ｋａｗａｒａｂａｙａｓｈｉ（８１－１３６０）在巴西卫生条件差的农村调查，阳性率４８．０８％，城市２６．１４％；Ｆｒｅｎｋｅｌ（８２－７０４）发现哥斯达黎加城市阳性率比农村高，因城市养猫数量比农村高１０～２５０倍，猫的感染率亦高。
一些作者报告气候潮湿地区比干旱地区人的感染率高，认为可能与卵囊在湿润土壤存活时间长，利于传播有关［４］。
１．２传播途径弓形虫病按其传播途径可分为先天性弓形虫病和获得性弓形虫病。
所谓先天性弓形虫病是指孕妇在妊娠期弓形体隐性感染或隐性感染时弓形体通过胎盘屏障或羊水进入胎儿胃肠道而感染的，胎儿的发育可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甚至死亡。
获得性弓形体病多通过消化道感染或经损伤的皮肤、粘膜感染，输血或器官移植也可传播［５］。
１．２．１人—人。
主要是垂直传播，受弓形体感染的孕妇经胎盘传给胎儿。
由于胎膜能保护胚胎，弓形体直接侵入胚胎不易，可通过母体血液循环而感染，感染时间在母体急性感染的原虫血症期。
其他感染途径有通过隐性感染母体子宫内膜中包囊传播，阴道分泌物中的虫体在分娩时感染新生儿，弓形虫随羊水进入胎儿胃肠道引起感染等。
引起先天性弓形虫感染的先决条件是孕妇先有原发感染［５］。
１．２．２动物—动物。
被认为是终宿主猫传播给中间宿主猪、绵羊、山羊等的过程。
主要有三种途径：①动物食物和饮水中污染了猫粪便中孢子化卵囊；②动物食用受弓形虫组织包囊污染的肌肉和脏器；③先天性感染，动物在交配妊娠分娩过程中的水平和垂直传播。
１．２．３动物—人。
饲养宠物的人与猫接触的机会较多，尤其是孕妇与猫的直接接触，猫粪便中弓形虫卵囊对人类的饮水、肉食品、蔬菜及土壤等的污染，人食用含有弓形体组织包囊的未经煮熟的肉食品和动物内脏，用未经处理的山羊奶喂婴儿也是弓形虫传播人类的重要途径，儿童在动物园中与动物的接触提供了弓形虫的传播机会［４］。
１．３贮存宿主弓形虫的中间宿主非常广泛。
人、畜、禽以及许多野生动物对弓形虫都有易感性。
一般认为，猫科动物是终宿主，人类及其他哺乳类动物均易感［６］。
实验动物中以小白鼠、地鼠最敏感。
一般认为猫是弓形虫的最终宿主。
根据一篇关于弓形虫病动物宿主的调查显示，在调查的１０种动物中均发现感染（表１）［２］。
Ｆｒｅｎｋｅｌ认为鸡的感染率最高［２］，感染年龄小，与吞吃土壤中卵囊有关，蚯蚓则利于卵囊在土壤中散播。
１．４季节分布一般来说弓形虫的流行没有严格的季节性，但秋冬季和早春发病率最高，可能与动物机体的抵抗力因寒冷、运输、妊娠而降低有关［４］。
１．５人群分布一般无差异性，各种年龄阶段的人均可感染。
研究表明，免疫缺陷患者或免疫功能低下者弓形虫感染率明显高于正常人，目前美国约有３％～２０％的爱滋病患者死于弓形虫病［１］。
１．５．１性别。
一般无差异，Ａｒｅｎｅ（８７－４２５）调查尼日尔河三角洲居民，抗体阳性率女性６４．８％，男性５３．０％；Ｋｈａｄｒｅ（８８－国家、地区试验方法感染率∥％报告者（年份－序号）猫其他动物约旦ＩＨＡ１８０Ｍｏｒｓｙ（８１－１７０）哥斯达黎加－３７～４７．５小鼠３．５Ｆｒｅｍｋｅｌ（８２－７０４）大鼠１２．５麻雀１６．０小鸡５４．０蚯蚓２５．０尼日利亚ＩＨＡ牛３．０Ａｇａｎｇａ（８２－１０３５）羊４．５～９．０猪６．７９～９．０２沙特阿拉伯ＩＨＡ１５．０狗３．０Ｈｏｓｓａｉｎ（８６－３３０９）黎巴嫩ＩＦＡ７８．１－Ｄｅｅｂ（８６－２６３９）毛里塔尼亚ＩＦＡ－羊２４．０Ｍｏｎｊｏｕ（８４－１０７５）尼日尔河三角洲ＤＴ９４．２鼠１００．０Ａｒｅｎｅ（８６－１６５）（８６－２６４０）表１各地动物弓形体血清学调查结果弓形虫病的流行病学研究概况许青华（安徽省滁州市畜牧兽医站，安徽滁州２３９０００）摘要弓形虫病是主要的人畜共患疾病，对人类健康和畜牧业生产构成了严重威胁，已受到全球医学界和兽医界的高度重视。
从流行因素和防治措施两个方面综述了弓形虫病的流行病学的最新研究和发展。
关键词弓形虫；流行病学；防治《现代农业科技》２００６年９月动物科学１４７１４３１）报告利比亚男性５１．６％，女性４３．３％［２］。
１．５．２年龄。
随着年龄增长抗体阳性率增高，但新生儿组与成人近似。
Ｊａｍｒａ巴西圣保罗１岁以内阳性率５３．３％，１～３岁均阳性，３～４岁１３．３％，１４～１５岁达４３．３％［２］。
２防治措施学者们对防止弓形虫传播和蔓延进行了许多研究，主要是疫苗防治和其他环境治理措施。
２．１疫苗接种２．１．１猫（终宿主）的疫苗接种。
防止猫排放卵囊是控制刚地弓形虫的关键。
猫感染刚地弓形虫主要是从动物肌肉摄入组织包囊，猫排放卵囊通常在初次感染后１～２周内，然后就获得对重复排放的免疫；但最近的研究证实（Ｄａｂｅｙ，１９９５），这种免疫并不是终生的，猫能重复排放卵囊，要获得对卵囊排放的免疫力就必须摄入活的缓殖子。
因为非肠道途径获得任何阶段刚地弓形虫都不能诱导对排放卵囊的保护性免疫力。
最新研究用于猫的疫苗已问世，它是刚地弓形虫的变异株Ｔ－２６３株活的缓殖子，口服接种Ｔ－２６３缓殖子后，球虫期生长在有性期阶段受到阻碍，因为只产生一个配子体，卵囊则不会产生。
Ｆｒｅｎｋｅｌ等１９９１年的实验证实８４％猫接种了Ｔ－２６３缓殖子，在攻击后都不排放卵囊。
这种疫苗必须冷冻保存，在室温几个小时之后缓殖子便不能存活，疫苗诱导猫体内的免疫持续时间尚未有肯定研究结果，野生猫的免疫接种将是主要难题之一，特别在农村广泛地域［１］。
２．１．２家畜（中间宿主）的疫苗接种。
一是减少绵羊和山羊经胎盘感染而引起的流产；二是减少人类因摄入受弓形虫感染的肉食品的危险性。
为此而研究弓形虫的非持久性疫苗株。
速殖子Ｓ－４８株已在欧洲和新西兰问世，这种非持久性疫苗在绵羊组织内不能持久，可减少感染刚地弓形虫野外株而引起的胎儿损失，但不能防止胎儿感染。
母羊接种Ｓ－４８株后至少可保持１８个月的免疫力，产下羔羊先天性刚地弓形虫感染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该疫苗由流产的绵羊胎儿中分离的弓形虫制成。
自１９５８年以来，经小鼠每周两次腹膜内传代，完整保留在速殖子阶段。
Ｓ－４８株刚地弓形虫速殖子失去在猫体内形成卵囊的能力。
用手感的小鼠腹膜渗液中的Ｓ－４８活速殖子在绵羊肌肉接种，每次接种１０６或１０４个弓形虫速殖子。
另一株ＲＨ株为猪组织内的非持久株，能诱导抗刚地弓形虫的免疫力（Ｄａｂｅｙ，１９９４）。
ＲＨ的一株变异株ｔｓ－４株是最近开发、用于中间宿主的疫苗，它在３３℃比在３７℃更易培育，ｔｓ－４株是非致病性的，甚至对哺乳猪也是如此（Ｌｉｎｄｓａｙ等１９９３，Ｐｉｎｃｋｎｅｙ等１９９４），这些刚地弓形虫非持久株（Ｓ－４８、ＲＨ、ｔｓ－４）都不会诱导猫体内排放卵囊，但有些活的致病性速殖子，能杀死高易感宿主，如澳大利亚袋鼠［１］。
２．２物理方法主要目的是杀死肉类中的刚地弓形虫。
肉类中的组织包囊可通过烹煮、冷冻和γ－射线杀灭。
从试验结果来看，温度在６７℃或－１２℃时，刚地弓形虫失去活性，家用冰箱冷冻１ｄ，其组织包囊不能存活，但微波处理因为加热不均，不能杀死所有弓形虫，以０．５ＫＧＹ铯１３７照射剂量能杀死虫体［１］。
２．３环境污染治理猫是刚地弓形虫的终宿主，是能排放卵囊的唯一宿主，在向人类和其他中间宿主传播刚地弓形虫中起关键作用。
猫经粪便排放弓形虫卵囊。
卵囊在不利环境中能存活１８个月，对大部分消毒剂有较强抵抗力。
人和其他动物的初次感染是摄入受卵囊污染的食物、水和含弓形虫包囊的动物组织。
因此，首先要控制猫的感染，对养猫要采取一定的监测措施。
研究者们从猪饲料及猪舍土壤中分离到刚地弓形虫，证实猪场内猫和啮齿类动物的活动是造成猪场弓形虫污染的危险因素，应加强对猪场综合性防疫管理。
血清学调查表明，大型现代化养猪系统是使刚地弓形虫传播减少的有效措施。
喝未经处理的山羊奶是人弓形虫病患病率增加，故对山羊奶应进行巴氏消毒。
婴儿对弓形虫更为易感，因婴儿肠道内蛋白水解酶浓度比成人低，刚地弓形虫在婴儿体内存活时间比成人体内长。
喝牛奶得弓形虫病机会少，但也要进行巴氏消毒或煮沸，并可避免其他病原体。
２．４化学治疗目前治疗弓形虫病主要有磺胺类制剂或抗生素类药物及其联合疗法，如磺胺甲吡嗪（ＳＭＰＺ）＋甲氧苄胺嘧啶（ＴＭＰ）３９ｍｇ／ｋｇ；复方磺胺甲氧吡嗪注射液５０ｍｇ／ｋｇ，肌肉注射每天１次。
但不同国家有各自的方案，美国传统联合应用乙胺嘧啶及磺胺嘧啶，英国则多用螺旋霉素大环内酯抗生素，具有口服吸收好、组织中浓度高、体外排泄缓慢等优点。
强力霉素（ｄｏｘｙｃｙｃｌｉｎｅ）和二甲胺四环素（ｔｈｉｎｏｃｙｃｌｉｎｅ）都具有明显抗弓形虫作用。
甲氧嘌呤类药物如三甲氧嘌呤（ＴＭＴＸ）和吡哆嘌呤（ＰＩＲＩ）对弓形虫的二氢叶酸还原酶（ＤＨＦＲ）的抑制作用；比甲氧共胺嘧啶（ＴＭＰ）强４０～１０００倍。
此外氯氟卞腺嘌呤（ａｒｐｒｉｎｎｏｃｉｄ）和氯苯胍（ｒｏｂｅｎｉｄｉｎｅ）也是ＤＨＦＲ抑制剂，对组织培养和动物体内弓形虫有高度抑制作用，可影响虫体性能，抑制虫体穿透宿主的能力和在细胞内增殖。
近年来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白细胞介素－１（ＩＬ－１）、白细胞介素－２（ＩＦ－２、ｒ干扰素（ＩＦＮ－ｒ）等免疫治疗也实验应用于抗弓形虫病，免疫治疗与化疗联合应用具有协同作用；但研究表明，最终控制严重弓形虫感染，还是要依靠细胞介导的免疫功能。
Ｊ．Ｐ．Ｄｕｂｅｙ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药物能完全杀死人类和动物组织中的刚地弓形虫包囊［１］。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６－２４）３参考文献［１］李秉鸿．弓形虫流行病学及防疫措施研究进展［Ｊ］．广西畜牧兽医杂志，１９９７，１３（３）：５５－５６．［２］李连信．弓形体病研究进展［Ｊ］．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１９９０，６（５）：４５－４６．［３］魏德琼，涂育发，叶玉美．云南省人畜弓形体病流行病学特点［Ｊ］．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１９８７，３（５）：４３－４５．［４］李国清．兽医寄生虫学［Ｍ］．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５］卢慎．我国５１例弓形体病临床分析［Ｊ］．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１９８９，５（３）：３６－３７．［６］李宝良．阎惠平．国外弓形虫研究的最新进展［Ｊ］．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１９８７，３（４）：３９－４０．动物科学《现代农业科技》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４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