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4007/ki.cjpl.2011.05.016《产经评论》2011年9月第5期创业理论研究：一个文献综述蔡晓珊张耀辉［摘要］创业是一个受到学术界密切关注的研究领域，众多学者运用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对创业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解释。
本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回顾和梳理了创业理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创业研究的未来方向。
［关键词］创业理论；创业研究；文献回顾［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298（2011）05-0055-12一引言回顾创业研究的历程，不难看出学者们对创业现象的关注由来已久，自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Cantillon第一次使用“entrepreneur”这个词以来，创业研究开始崭露头角。
至今，创业仍是一个极具创新性与挑战性的新兴研究领域，不少学者试图透过创业现象挖掘创业的本质。
现有的创业研究不仅从宏观层面上意识到创业、创新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重视微观层面的创业者行为特征和创业本身特殊的运行机理，并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和创业主体的变化涌现出许多新的研究主题，形成了多侧面、多角度的丰富的研究视角，迸发出闪亮的思想火花，形成了创业研究的“丛林”现象，因此创业研究至今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范式和清晰的框架。
本文将从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进行创业研究的文献回顾，梳理创业研究的脉络。
二宏观层面的创业研究宏观层面的创业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二是制度环境与创业。
（一）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Birch在规范的统计分析基础上指出，新创企业和小企业在1969－1976年间提供了美国经济中82%的新增就业岗位（方世建、桂玲，2009）［1］。
Drucker（1985）［2］在他的《创新与创业精神》一书中确认了创业拉动经济增长的趋势，并提出了“创业型经济”的概念，认为“创业型经济”主要是指大量新创成长型中小企业为支撑的经济形态。
实践中创业推动经济和促进就业的大量案例使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焦点和重点。
梳理创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本文归纳出创业与经济增长理论的三种思路：创业者与经济增长；创业精神与经济增长；创业行为效果与经济增长。
下面将对这几种思路的文献观点进行归纳。
［收稿日期］2011－08－04［基金项目］广东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广东创业环境与政策有效性评估（08JDTDXM63001）”［作者简介］蔡晓珊，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理论、创业与创新；张耀辉，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系主任，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研究。
1．创业者与经济增长创业者是创业活动的灵魂人物，也是创业研究的核心议题，研究创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离不开创业活动的主体，即创业者（张青，2009）［3］。
最早将创业纳入经济学研究的Richard Cantillon开启了早期注重创业者个性、素质及其社会经济职能的创业研究视角（邓强，2009），在他看来，创业者是指在不确定条件下开拓新事业的人，创业的根源在于别人缺乏很好的远见（充分的信息）（张青，2009）［3］。
继Cantillon之后，一批突出创业者个性特征和能力的学者们试图建立创业者个性能力和经济增长之间联系的模型。
他们认为：创业是人的行为特征（Carree，2002）。
Carree用古诺模型探讨了创业者风险态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得出创业者对风险厌恶的结果是产量的降低（邓强，2009）［4］。
Wennerkers和Thurik（1999）则借助中间变量建立了微观经济个体行为与宏观经济产出的联系模型。
Schumpeter是最早研究创业者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学者，他认为创业者通过创新，打破市场均衡，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是因为“生产扩张的外部因素”，创业者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才是完成这个过程的内在驱动力，创新是增长的灵魂，而创业者和创业精神则是“创新的原动力”（秦剑、王迎军，2008）。
此后，以Menger、Von Mises和Kirzner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将创业视为一种市场过程，创业者作为推动市场过程的主体，利用异质信息导致的价格差异来获得创业利润，推动经济由非均衡走向均衡。
Leibenstein（1968）［5］则对Schumpeter的创业与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补充，他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经济活动的运行发展主要依赖于创业者发现与评估市场机会、组合资源、提供管理与生产并承担最终风险的能力，承载人力资本和知识存量并富有创业精神的创业者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
2．创业精神与经济增长创业者所拥有的价值观念、心理素质、冒险精神、成就需要等个人特质和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业者是否具有创业精神。
创业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形成企业家精神的基础（叶勤，2000）［6］。
创业精神是指任何建立新企业的行为，包括自我雇佣、建立新企业等（李宏彬等，2009）。
Holcombe（1998）宣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创业精神。
目前学术界普遍用自我雇佣比率、企业所有权比率、小企业产出或就业份额、自有企业的比率、企业进入率和退出率等指标来衡量创业精神。
基于创业精神的重要作用，许多学者对创业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际的多方面论证，而大多数文献都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一个经济体所拥有的创业精神对其长期持续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在创业精神配置与经济增长关联性方面，Baumol（1990）［7］在长期、广泛搜集、整理各国创业精神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地指出：对一个特定国家来说，具备创业精神的人口比例在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事实上是相对稳定的；由政府政策和社会制度环境建构的经济支付结构才是诱致创业精神以生产性、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三种不同方式释放的决定因素，也因此造成了经济增长态势的前后差异。
Baumol进一步通过引用大量古罗马、古代中国和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历史文献，试图论证：要想用创业精神来推动经济增长，有效的方法不是扩大创业者在人口中的比重，而是设计有利于创业者的支付结构，优化创业精神资源的配置，让有能力成为创业者的人都真正成为创业者。
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要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将创业精神配置到创新等生产性活动中。
然而，Baumol的分析只停留在历史观察，还缺乏严格的理论分析，因此，国内学者庄子银（2007）［8］在Baumol理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Shumpeter关于创业精神的思想，将创业精神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内生技术创新模式，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一国从事生产性创新活动的企业家数量越多，则该国R＆D投入水平就越高，从而技术创新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就越高，反之亦然。
在创业精神与经济增长的线性关系方面，清华大学李宏彬等人（2009）［9］利用中国1983－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实证，得出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地正效应：企业家创业精神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提高年均增长率2．88个百分点。
并用这个结论解释了所谓的“浙江现象”：就自然资源禀赋和国家的资本投入而言，浙江省并不优越甚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凭借活跃的私营经济，浙江自改革开放来的经济发展速度远高于其他大多数省份，这表明能否制定有利于发挥创业精神的制度和政策对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David B．Audretsch和Max Keilbach （2005）参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数量模型，运用西德327个地区1992年 2000年的数据证实了创业精神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无独有偶，何予平（2006）［10］也将创业精神纳入到C－D函数中，利用1994－2003年间中国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创业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
靳卫东、高波（2008）［11］通过考察国民创新性和抗风险性，得出了创业精神与经济增长正向相关的结论。
在创业精神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方面，赵奉军、高波（2009）利用GEM（全球创业观察组织）提供的35个国家2005年的截面数据，通过实证考察了创业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创业精神与经济增长水平存在非线性的U型关系，即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劳动者的就业意愿和方式将有不同的选择，在“谋生”阶段，经济增长将带来创业精神的降低，在“谋利”阶段，经济增长将带来创业精神的提高。
从而得出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民众的创业精神内生于该国的经济发展，一个国家在某一阶段的经济增长水平决定了该国的创业者活动水平。
在创业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方面，杨宇、郑垂勇（2007，2008）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定量分析创业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这两组变量的关联性，得出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紧密相连的结论，并进一步通过定量分析我国东部、中部及西部的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得出不同地区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不同：经济发达的地区，两者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经济欠发达地区，两者存在中度的正相关性。
Beugelsdijk和Noorderhaven（2004）［12］使用自我雇用率（self－employ-ment rate）作为创业精神的代理指标，分析了战后欧洲54个地区的增长差异，发现创业精神是导致这些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Glaeser（2007）基于美国城市级数据的实证研究也显示创业精神有助于解释美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
3．创业行为效果与经济增长创业是有别于一般经济管理行为的一种活动，创业促进经济增长有其内在的机制和途径，通过创业带来的诸如增加就业，增进市场竞争，产品和服务创新等一系列变化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将创业者的创业精神付诸实践。
因此，一些学者从创业行为效果出发，探讨了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
梳理相关的文献，创业行为效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通过知识溢出、产业结构变迁、促进竞争和增加就业这几个方面来体现。
（1）知识溢出。
知识溢出是指当一个企业能够从另外一个企业从事的R＆D活动中获得经济收益，并且不承担研发企业的研究成本的一种现象，这些溢出的知识给接受溢出企业创造了重要的机会资源，改善了产品质量，增加了生产效率，并且诱发了生产技术和组织创新（王立平、陈琛，2009）［13］。
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溢出会产生经济外部性，这是促进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机制（方世建、桂玲，2009）①。
不少学者都认为，创业是促进知识溢出的重要机制（Audretsch和Thurik，2004；石书德、高建，2009）［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