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创作思想湛江师范基础教育学院中文系1236班张秋珠摘要:通过对白居易不同时期诗歌内容的分析,来审视其一生创作的影响。
白居易一生分前后两个时期,晚年时,甚至寄情山水、礼僧拜佛,道佛儒三家思想三位一体地影响着诗人,其诗歌创作少了原有的战斗意味,多了几许感伤、几许惆怅。
尽管这样,后人也可以通过诗歌的不平、苦寂,来品味其人生,反观其社会,也会给人以一种独特的审美力量。
关键词:白居易;前期后期;诗歌创作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下邽人(今陕西渭南),出生于河南新郑,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
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公元846年白居易于洛阳去世,葬于洛阳香山。
一、白居易前期创作思想和社会价值遭贬之前的白居易,由于多年饱受离乱,加以当时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悉心洞察社会,深入剖析人生。
作为士人的他,深受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影响,以济沧生为己任,把文学当作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力求其诗文创作能“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实践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这种自觉的理论意识,冲破了以后部分诗人专写风花雪月逃避现实的不良倾向,开创了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新局面。
值得关注的是白居易的讽喻诗,它们能够反映国事民生,发挥政治上的美刺作用。
首先.诗人在盩庢县做县尉之时,有更多机会接触农民,亲眼目睹了黑暗社会给农民带来的深重苦难。
清醒地意识到豪门权贵挥金如土,广大农民啼饥号寒。
这便引起了诗人的沉思和激愤。
他把斗争的笔锋伸展到时代的洪流。
诗人本着“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目的。
结合切身感受写下两首著名的诗歌:其一《宿紫阁北村》、其二《观刈表》。
《宿紫阁北村》描写军吏“抢酒食”“砍树”两个场面,他们依仗皇帝的“恩幸”,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结尾运用画龙点睛的笔法,借“我”被吓坏,悄声告村老“主任慎勿语,中尉正承恩”把矛头透过暴卒,刺向其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此诗一出便令“握军要者切齿”。
第二首《观刈表》,所描绘的两幅画面形成强烈反差,前者揭示农民生活的艰辛,后者揭示赋税的繁重,然两者又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即今日的割麦者未必不是明朝的拾麦者,诗中渗透着强烈的讽喻意味。
值得称道的是,诗人有农民的痛苦联想到自己生活的安适,“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无疑是触景生情的产物,寄托诗人对农民的同情,因而诗人在整个创作生涯中便步入了一个新天地。
值得注意的诗作《轻肥》(源于《论语·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内臣行乐图,已具有暴露意义。
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
他又“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笔锋骤然一转,当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在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新的高度。
同样遭遇旱灾,而一乐一悲,却判若天壤。
这首诗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并列在一起,诗人不作任何说明,不发一句议论,而让读者通过鲜明的对比,得出应有的结论。
这比直接发议论更能使人接受诗人所要阐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说服力。
末二句直赋其事,奇峰突起,使全诗顿起波澜,使读者动魄惊心,确是十分精采的一笔!其次,元和三年至元和五年的三年间,白居易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之下,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勇猛奋斗。
有名的政治讽喻诗——《秦中吟》和《新乐府》,即写于此时。
下面我仅对其中名作《卖炭翁》作以浅析,进而体味白居易的良苦用心。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这首诗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艺术上也很有特色。
诗人以“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两句展现了几乎濒于生活绝境的老翁所能有的唯一希望,──又是多么可怜的希望!这是全诗的诗眼。
其他一切描写,都集中于这个诗眼。
在表现手法上,则灵活地运用了陪衬和反衬。
以“两鬓苍苍”突出年迈,以“满面尘灰烟火色”突出“伐薪、烧炭”的艰辛,再以荒凉险恶的南山作陪衬,老翁的命运就更激起了人们的同情。
而这一切,正反衬出老翁希望之火的炽烈:卖炭得钱,买衣买食。
老翁“衣正单”,再以夜来的“一尺雪”和路上的“冰辙”作陪衬,使人更感到老翁的“可怜”。
而这一切,正反衬了老翁希望之火的炽烈:天寒炭贵,可以多换些衣和食。
接下去,“牛困人饥”和“翩翩两骑”,反衬出劳动者与统治者境遇的悬殊:“一车炭,千余斤”和“半匹红纱一丈绫”,反衬出“宫市”掠夺的残酷。
而就全诗来说,前面表现希望之火的炽烈,正是为了反衬后面希望化为泡影的可悲可痛。
这篇诗没有象《新乐府》中的有些篇那样“卒章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
这首诗千百年来万口传诵,并不是偶然的。
除了体现这一理论的《卖炭翁》外,还有《重赋》、《杜陵叟》、《红线毯》、《缭绫》等。
最后白居易任周至县尉之时,写下了伤感诗《长恨歌》,此诗奠定了白居易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坚定基础。
《长恨歌》创作于元和元年,主要根据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来结构全文同时,其中还有作者因与自己所爱的女子不能结合而产生的深挚情感,略有遗憾的投射。
《长恨歌》的创作目的是:“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其物(美女,指杨贵妃),窒乱阶(防止导致祸乱),垂于将来也”。
《长恨歌》之所以能给人以审美享受,首先是诗中那个婉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
全篇中心是歌“长恨”,却从“重色”说起,并且极力铺陈和渲染。
唐玄宗荒淫误国,引发安史之乱,这不仅导致政治上的悲剧,也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玄宗入蜀,杨贵妃身亡。
其次是将叙事、写景、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诗情为沉重哀伤的悲剧所笼罩,回环往复,层层渲染,流利而又隽永,几乎字字珠玑。
还有,诗的最后一段,笔锋再转,杨贵妃竟在缥缈的仙境中出现,净化为一个理想的女神。
然而,“比翼鸟”“连理枝”的愿望虽然美好,此生却难以实现,那么剩下的只有永难消解的“长恨”了。
三、后期白居易创作思想和审美价值元和十年,丞相武元衡被刺死,白居易上书奏论,主张捕贼雪耻,因而得罪重臣,便被贬为江洲司马。
白居易那种“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遭受了粉碎性骨折般的打击,他在为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努力奋战中,悲壮地败阵了。
因此,中隐思想对他晚年的诗歌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特点。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让他学会逃避社会现实,追求独立的人格,探索生命中的美,演变出一种理性思考的产物。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体现身处历史变革中的文人士大夫不断调整自我定位。
他的思想的变化发展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他的诗,使他的晚年的诗作出现了新的特点。
1.以不材为自我定位白居易“不材”的观念一直贯穿于其诗歌之中,而其将“不材”作为自身定位,则是在现实失意后,在中隐思想的影响下,从自己实际生活出发,融合前人理论所做的一种调和。
江州降级使白居易看到了官场的黑暗,开始怀疑他自己最初的“兼济”理想,原有的价值体系出现了松动。
各种危机的爆发,长庆年间,白居易身处各种危机不断出现,他“忠诚进谏,不见听”的结果使他感到沮丧,他不再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宁愿碌碌无为,要避免卷入政治纷争。
当然,全面摆脱官僚斗争既是归隐,但由于白居易的经济和地位的显示状况,使他难以完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归隐。
这方面的经验使他能够体会到生活的窘迫和艰辛,面对不满的现实,但他无法从中逃脱的情况,他与现实妥协,这是他走向“隐藏”道路的动机之一。
现实中进退两难的困境,他试图找出的方法来摆脱这种困境,那便是抑制他所选择的不甘不材的心理躁动的生活,以不才作为自己的定位,是自己安于现状,以感性适意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通过调整自己的内心来摆脱,在大和元年创作的《与僧智如夜话》中,懒钝尤知命,幽栖渐得朋。
门闲无谒客,室静有禅僧。
炉向初冬火,笼停半夜灯。
忧劳缘智巧,自喜百无能。
通过“知命”说明了自己安于现状,将自己的个性总结为“懒钝”,智巧的个性将产生忧虑和辛劳,自己是一个无能的人,将自己的舒适与安逸归因于他的“懒钝”与“无能”,努力降低对自己的定位和摆脱个人的心理欲望以实现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的安逸。
白居易给自己的定位是“不才”,其实实质上是争取忘记自己的“兼济”的理想,为自己满足现在安逸的生活寻找理论上的依据,是自己更加坚定当下的安逸生活。
此外,禅宗的影响也使白居易给自己以“不才”作为自我定位,并尽情享受休闲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
白居易所生活的唐朝是自凋敝走向“中兴”,又急剧走向没落,这一时期大家世族的力量逐步衰落。
在现实中失意后,白居易受到中隐思想的影响也开始渐渐的关注身边的琐碎之事,他对佛教的态度从早年《八渐倡》的纯理论的兴趣逐渐转向了直接的人生问题,佛教思想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思想,佛教思想更加自然的融入到他的精神生活中。
2.以知足为满足由于白居易早期的经验使他具有情感丰富的个性特征,所处的时代和其生长的环境促使其产生感伤的情怀,他的多愁善感的情怀,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使他更加关注个体的生命。
与此同时,由于对现实的不满,以及为了生计有不能彻底实现归隐,使他更加注重内心的超脱,他在江州被贬的早期诗作中可以看出,诗人试图转变内心世界对外在世界的感受和认知,注重“心”的适意,以实现心灵上的超脱。
他重视精神,看轻外在以及强调精神自由的思维和超脱的精神特点成为其中隐思想的伏笔。
白居易在经过仕宦的颠簸和起伏后,为自己设计身居留司官的“中隐”的人生道路,这是他对现实的及其不满,极度失望想入仕而不能的情况下,做的折中的调节,为了自我生存的现实而作的一个非常真实,非常世俗的选择,进退的矛盾没有在更深的层面,精神实质上消融,因此,他选择“中隐”的人生道路,他的内心始终感到难过,此外,白居易“知足”的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在悠闲的个人生活中,达到逃避黑暗现实的目的。
在其开成元年《春来频与李二十宾客郭外同游,因赠长句》一诗中,风光引步酒开颜,送老消春嵩洛间。
朝踏落花相伴出,暮随飞鸟一时还。
我为病叟诚宜退,君是才臣岂合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