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70期2003年10月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Jour nal of 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General No.70Oct.,2003收稿日期:2003-08-15作者简介:严 军(1965)),女,重庆人市,甘肃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诉讼法学研究。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几个问题严 军(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摘 要:供述作为一种法定的证据种类一直受到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关注,本文在分析了供述的证据价值后,认为应当在充分肯定供述的证据价值的同时,更要理性的认识供述的特征,从而确定供述的证据资格,使供述能在诉讼中真正发挥证据的证明作用。
关键词:供述;证据价值;证据资格中图分类号:D F 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88X(2003)0520083204On the Crime Suspect,the Accused,s CofessionYan jun(Law School,Gansu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 w Institute,Lanzhou,Gansu 730070)Abstract:A s a kind of legal evidence,The coufession is al w ays paid more attention by the academic and prac tice body.in this article,After analyzing the evidence,s valuation of the conf ession,It is pointe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f es 2sion shoud be more realized at the time w hen the evidence,s valuation of the confession is fully positive,so that it can make sure about the evidence qualification of the confession,and make the confession really practised during the prosecu 2tion.Key words:Confession;Evidence,s valuation;Evidence qdualification一、供述的证据价值及对证据价值的不同认识关于供述的概念,我们可以界定为受到刑事追诉者在刑事诉讼中所作的有罪的陈述和自认。
自阶级国家出现,产生诉讼以来,关于供述的证据价值从未被动摇过,不论在何种国家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证据制度下,供述一直被作为一种证明案情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但是,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人们对供述的诉讼价值取向却存在差异。
在奴隶制国家,由于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诉讼地位平等,所以如果原告向法官提出刑事诉请,原告必须向法官举证,而被告在刑事诉讼中对原告的指控要进行辩驳、质证,对法官的提问也必须回答,且要对自己的陈述负责。
例如,我国1975年出土的铭文记载/有狱者,则使之盟诅0,可见用盟诅的方式以表示双方的真诚,这种方式以笔者之见是为了促使双方当事人如实举证和如实陈述,如果诉讼中尚有疑虑,不排除对当事人采用刑讯的方法以获得支持认定案情之证据。
5礼记#月令6载/毋肆掠,止狱讼。
0虽然不提倡肆意刑讯,但据此可见供述的证据价值是被认可的。
我国西周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的认识能力受到限制,虽然由富有经验的/老吏决狱0[1],但要查清案情,当事人的陈述特别是被告的供述就其价值而言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才有/民之观,罔不中听狱之两辞0。
[2]要求法官要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弃虚从实,这也许就是供述作为证据在当时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古罗马时期,由于诉讼实行言词直接原则,法官必须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供述的证据价值是被认可的,而且特别重视被告人的承认,如果被告一方承认原告的请求,在法律审查阶段裁判官可自行裁判,不再移交民选法官,此案即为终结。
在封建制国家形态下,国家意识被强化,追究犯罪被认为是国家的职能,国家开始主动追究犯罪,并集控、审、判于一身,被告作为诉讼客体,负有自证其罪的义务,被告供述的证据价值受到极端的重视,而辩解的证据价值却被忽视乃至抹杀了。
为了获取供述,国家法律允许刑讯逼供,而且,刑讯的对象不仅限于被告,必要时可以刑讯原告甚至证人,并可以用刑讯获得的供述作为定案的根据,此种方式中外大抵一致。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刑事诉讼制度上进行了改革,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控审分离原则、自由心证原则等。
在证据学理论上,他们认为被控方是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作为一方当事人他们是诉讼主体而非客体,在诉讼中享有以辩护权为中心的各项权利,不仅被控方在诉讼中基于权利所作的辩解是具有证据价值的,而且被告在诉讼中所作的有罪的承认和叙述同样也具有证据价值。
但是对这种证据的形式资格各国都做了严格的限制,首先,他们认为任何人在诉讼中都不必自我归罪,被告的供述辩解都应当是出于自愿的,否则,将不能作为证据被采纳。
因此在诉讼中被告方一方面可以基于辩护权在诉讼中自愿的供述辩解,另一方面也可以基于沉默权对控方或者法官的讯问给予回答或不回答,在这一点上西方各国是一致的;其次,对供述作为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各国有不同的做法。
在大陆法系各国,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是有明确区分的,证人在诉讼中是基于义务而做出陈述的,所以证人作证必须宣誓,且要为此负法律责任;而被告人在诉讼中是基于权利而做出陈述的,所以被告人如自愿做出供述,则不必宣誓,被告人供述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由法官自由心证。
因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供述是被作为一种证据种类而承认其证据资格的。
如法国刑事诉讼中,无论重罪法庭还是轻罪的审判,供述都可以成为证据,5法国刑事诉讼法典6第328条第1款规定/审判长讯问被告人,并且接受其供述。
0第428条规定/供词与任何证据一样,只供法官自由判断。
0[3]德国5刑事诉讼法典6第243条规定/(四)随后告知被告人,可以自行决定对公诉作答辩还是对案情不予陈述。
被告人愿作答辩时,以第136条第2款为准对他就案情予以讯问[4]0。
在英美法系国家,被告人的自愿供述往往被作为证人证言,被告人作证时可以宣誓,并接受交叉询问。
但是,被告人与普通证人相比也有区别。
在英国被告只能成为辩方证人,且不得被强迫作证或强迫宣誓。
如英国1898年5刑事证据法6第1条第8款就明确规定被告可以在被告席不经宣誓而做出陈述,起诉方不能就此进行反询问。
对此英国法学家罗纳德#沃克认为/这是一种很少行使的权利,因为某人不愿宣誓和不愿接受反询问,无疑会大大减少陪审团对被告陈述的信任。
再者,由于免除了反询问,,被告在被告席作出的陈述,其证明地位是难以确定的0。
[5]当然如果被告宣誓作证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美国,由于联邦宪法5第五修正案6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他自己的证人0,因此被告享有反对自我归罪特免权。
但是,/一旦被告通过选择出庭作证和自由陈述证言便放弃了被告人的特免权,,因而可以强迫陈述更多的事实,除非该陈述会明显地增大其被起诉的危险0。
[6]可见,如果被告自愿弃权,那么该特免权终止,被告将出庭作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总之,由于价值观的不同,导致供述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表现出不同的价值。
在奴隶制时期,犯罪被认为是侵犯私人利益的行为,因此,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被告的供述便有了证据价值。
但是,这一时期由于法律文明初开,对于供述作为证据的价值观的基础缺乏理论上的抽象研究。
封建时期,国家追究犯罪并承担起诉讼中的控诉职能,国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集控、审、判于一身,在诉讼中实行有罪推定,被告负有自证其罪的义务,供述作为证据的价值观的基础便在于此,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诉讼中被告如不履行自证其罪的义务,代表国家的控审机关就可以对其刑讯逼供,这种使诉讼充满野蛮和暴力的方式,一方面加重了国家与民众的对立,不利于维护统治秩序;另一方面,/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被告即无真实之陈述,徒多诬服之罪人0。
[7]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无罪推定,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被告在诉讼中享有以辩护权为中心的各项权利,供述作为证据的价值观的基础便在于被告拥有自白自愿的权利,只有自愿且符合真实性要求的供述才具有证据资格。
这种价值观从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出发,一方面可以控制警察的不法取证行为,以保护当事人的人权,体现司法的民主性和公正性,维护司法的尊严;另一方面,将被告自愿的供述作为证据,有利于及时结案,提高诉讼效率。
我国5刑事诉讼法6第42条第1款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辩解作为一种法定的证据种类加以规定,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成为定案的根据。
所以,我国对供述的证据价值也是肯定的,但是,对于供述的证据资格我国法律则缺乏明确的规定。
二、供述的特征与证据资格现代刑事诉讼中,只要是客观存在的且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供述,其证据价值便得到人们的广泛承认。
但是,证据仅有相关性是不能进入诉讼程序的,证据还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才具有证据资格。
作为证据的供述也不例外,供述仅具备证据价值并不能成为其进入诉讼轨道并成为定案根据的前提条件。
因为,就供述的本质而言,它应该是人的一种陈述,是在刑事诉讼中受到刑事追诉的人的一种陈述,这种陈述必然有以下特征:第一,任何陈述都是陈述者经过感知、记忆、想象、思维(判断)、复述这样一个过程后形成的,因此,一方面,这种陈述可以对事物的起因、发展情况、结果等做出生动的描述,极便于人们对这种事物的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陈述必然带有陈述者的主观倾向性,他的需要、他的情绪、他的判断等无不影响着他的陈述,再加上客观条件对人的认识水平的限制,这使得人们对陈述的客观性产生怀疑,特别是刑事诉讼中的被追诉者,由于他们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就其本身而言其陈述之倾向性是难免的;第二,由于涉嫌犯罪,作为被追诉者往往处于一种弱势,如果对其权利不加以保护的话,他们很容易受到或者接受外力的影响,其陈述的真实性就很难保证;第三,供述是由有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的诉讼主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的,就供述本身是一种证据的方法或手段,但是作出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诉讼主体,其诉讼权利必须受到保护,包括他的人身权利和自由。
鉴于供述具有上述特点,现代各国在刑事诉讼中就不得不考虑对供述的证据资格加以限制,这种限制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此政策趋向于不得以侵犯人权的方法获取供述,于是,不得以非法方法收集供述便成为一种立法原则,并以此作为供述是否具有证据资格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