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小镇的研究背景一、研究背景1 浙江情况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浙江省较早遇到了资源、环境、劳动力成本等各方挑战。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浙江外向型经济受到较大冲击,政府通过“五水共治”、“节能减排”等引导企业主动转型升级,改变发展模式。

从2013年开始,浙江省已提前进入了新常态。

2014年浙江省发现其产业投资不断下降,每年2000多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量里大多是基础设施投资,产业投资占比不高,且增幅仅在5%左右。

再加上浙江本身产业结构不合理,长期处于产业链、价值链底端,导致企业利润空间被挤压。

因此,省政府着手特色小镇研究工作,以期推动产业有效投资和结构优化。

2015年特色小镇创建活动正式启动。

2016年,浙江省特色小镇上升为国家战略。

近年来,国际国内环境区域复杂严峻,浙江省已经到了寻求突破的新阶段。

浙江虽然综合实力领先全国,但一直受制于经济规模和地理条件:(1)相对于江苏,浙江没有广阔的平原,境内以山地为主,土地资源有限,其他资源同样匮乏,属于“地不大物不博”——多山的地形带来的交通不便,阻碍了南部县市的发展;而嘉湖地区虽为平原,但为了保证土地指标承担耕地红线,落后于环太湖的苏锡常地区。

(2)相对于广东,浙江的特大城市辐射作用不够强——杭州、宁波在创新、服务、资金运作能力等方面比起广州、深圳存在不少落差;浙江在与广东等省份的竞争过程中,一部分高素质人才流失。

同样,在多年来转型升级过程中,浙江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产业体系上相对完备,“块状经济”造就了发达的“县域经济”,有“义乌小商品”、“海宁皮革城”等著名的专业市场。

(2)辖内的宁波舟山港是全球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也是全国深水泊位最多的港口,国际枢纽地位基本确立,有利于浙江经济贸易的发展。

(3)浙江藏富于民,浙商拥有雄厚的资本力量。

(4)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网商经济呈现出新经济业态。

浙江省为主动引领经济新常态打出了一系列转型升级组合拳中,特色小镇绝对是最为亮眼瞩目的动作。

根据浙江统计信息网,2016年度浙江省的经济运行、结构效益、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都取得积极成效:(1)增长速度总体平稳,快于全国水平——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7.5%,高于全国0.8个百分点;三大产业增加值比例为4.2∶44.2∶51.6,其中服务业增加值增速9.4%,超出GDP增速的1.9%;三大需求中,投资和投资稳定增长,出口增速明显领先全国,进口额从11月起扭转了2014年7月以来连续27个月的下降势头。

(2)结构动力转型升级态势强劲——新产业、新产品较快增长;新业态、新方式蓬勃发展;新服务、新模式不断涌现;创新创业氛围愈浓,浙商回归项目、引进外资及对外投资稳步提升;大型企业、大项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民营经济的优势和活力继续提升。

(3)增长质量上企业增效、百姓增收,生态良好——财政收入稳增,民生支出有力;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百姓获得感提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五水共治”、“三改一拆”成效显著;(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扎实推进——去产能有新进展,1年完成国家下达的5年钢铁压减任务;去库存有新成绩,商品房销售面积增大,去化周期加快;去杠杆有新起色,企业负债率逐渐下降;降成本有新成效,制定实施了50条有关政策;补短板有新作为,进一步激发经济内生动力。

(5)要素供给上存贷款、用电量和货运量回升——存贷款同比多增,其中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一改连续5年下滑的趋势,同比增加103亿元;用电量增速回升;货运量增速回升。

(6)从市场价格看,总体温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1.9%,低于全国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降幅明显收窄;全省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环比涨幅回落。

(7)民众工作和生活稳定——就业和保障切实加强,消费者收入信心等上升;平安浙江建设得益于G20而进一步深入,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为96.43%,绝大多数人在治安和生态环境领域有安全感;人口适度增长,城市化率同比有所提高。

2 国际范围内产业生态化的兴起工业文明推动了科技进步,带来了人类物质生活的繁荣。

但同时,也付出了资源环境的代价。

1960年以来,工业发展和环境改善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两种诉求间彼此制约,高消耗的发展模式致使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这意味着人类牺牲了一定程度的卫生、健康,也让这种经济发展越来越难以为续。

人类开始寻求一种新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由此迈入生态文明时代。

“可持续发展”成为关于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

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表的《寂静的春天》,是人类反思的发端,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率先行动,采用“末端治理”方式整治环境,用了20年时间建立健全了有关的政策法律体系。

随着“末端治理”的不足,这些国家转而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清洁生产”预防污染。

1989年,联合国正式提出并推广清洁生产的概念。

不久后,人类发现消费的反弹可能会抵消生产端的努力,因此以“产品”为导向制定环境政策。

最后,人类必将转型到“整体系统可持续”的管理模式。

环境管理模式的优化塑造了不同形态的产业体系,在不同空间和时间上调合了经济效益和资源环境效益。

工业化进程中,人类一直在试图走出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两难困境。

“世界三大智囊集团”之一的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于1972年发表报告《增长的极限》——成功预测出严重冲击各国经济的石油危机。

然而其所提议的“零增长”发展模式,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

联合国虽然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但实际中鱼和熊掌难以兼得。

而产业生态系统能为这一矛盾提供新思路。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乃是第一要务,过度强调“生态”不符合国情,但也不能不重视“生态”。

当前国内产业集聚效应尚未完全发挥,更少提及生态效益。

中国虽然正在开展不同程度的生态治理,但远未达到能大面积牺牲经济利益的能力。

而浙江的发展处于中国领先水平,已经到了从发展速度考虑质量的阶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观,在浙江人心中牢固扎根,“五水共治”、“四换三名”等政策措施协同助力浙江改革创新。

应运而生的特色小镇——“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是破解现实发展难题的需要,是构建长远竞争力的战略抉择。

特色小镇是否符合广义上的产业生态系统,是否能从生态位理论得到启迪,值得深入探究。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1 特色小镇基本理论特色小镇还未正式推出之时,政府已经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调研并进行政策制定。

这些探究渗透着对浙江经济的深刻认识和国外经验的理解学习(现在已有学者整理了部分国外小镇的经典案例,总结它们的特征及路径,从提出构想到落地深化,一系列文件清楚列明了特色小镇的定义、使命及申报要求。

可以说,文件本身所阐述的内容,就是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物。

特色小镇别具一格的理念创新引来学界大量关注和讨论。

2016年,《浙江社会科学》3月刊和《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0月刊都对特色小镇进行了专题报道。

两本刊物及所选学者皆贴合浙江情况,参考价值比较大。

首先,特色小镇是什么?卫龙宝、史新杰认为特色小镇的理论基石是产业集群,而它又与卫星城具有相似之处,所以增长极理论是另一个分析思路。

张蔚文通过政府的定位、到位、补位,形象论述了特色小镇中政府的职能,并在文末表示小镇和“点轴增长极”理论的关系需要更深入思考。

盛世豪、张伟明提出特色小镇是浙江产业集聚水平在经历块状经济、传统产业集群之后的3.0升级版本,是一种产业空间组织形式。

马斌表示特色小镇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产城人文”功能融合的新平台、制度供给的新空间。

白小虎等提议可以基于中国国情,站在生产力空间布局理论的基础上,从中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讨论特色小镇诞生的演变之路。

再者,推进区域发展上,区域空间规划和建设用地供给是政府重要的政策工具。

卓勇良认为特色小镇能建构和优化区域产业体系,是政府公共政策供给创新。

陈宇峰、黄冠表示“特色小镇”是将供给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二合一的有益制度创新。

它立足各地资源禀赋,能提高经济部门模块化水平和运转效率, 可向全国推广。

徐剑锋提议特色小镇主题要突出,聚焦“创新”二字。

因为技术创在于人才, 所以特色小镇要以宜人的生态环境和便捷的交通设施等得吸引人才入驻。

徐梦周、王祖强将创新生态系统观理论引入到特色小镇的分析方法中,剖析特色小镇的培育内涵,并结合梦想小镇说明关键要素内在契合以及相应的机制是小镇良好运行的重要保障。

陈立旭指出,不止人才、资本、环境,特色小镇也要破解“文化”瓶颈,彰显“文化”特色,培育创新创业文化,用文化凝聚力支撑小镇发展全过程。

王小章建议,特色小镇要因地制宜,不能为特色而捏造特色;要以人为本,让居民生活更好;要尊重社群意愿,强调公众参与。

此外,汤海孺认为特色小镇在浙江背景下是一种空间的创新,在生成机理上又是创新的空间,能够增加有效供给、聚集高端要素、优化居住环境、协同城乡统筹水平。

郑新立建议可以把特色小镇作为一种城市化的重要模式,解决国内面临城镇化进程中的大城市病,优化当前的城镇布局。

2 产业生态系统与生态位基本理论德国生物学家Ernst Haeckel正式定义“生态学“的概念才一个半世纪,但其系统的思维、方法、技术早已应用甚广。

在经济发展目标与生态环境目标的抉择中,人们类比自然界生态系统工作原理,构建出具有物质代谢关系的产业群落形成的产业生态系统。

两个概念之间具有相似性,但产业生态系统受人的影响力更大。

Allenby B R 和Cooper W E.早曾指出,产业系统利用资源的方式上尤其像生物群落。

产业生态系统的运营目标是双重的,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充分考虑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

产业生态系统由企业或组织在某个区域或体系内形成,成员间物质与能量相互依赖形成的共生关系,可以获取传统产业模式所不能实现的成本、效率、环境等收益。

1989年,Frosch 与Gallopoulos 在《制造业的战略》中界定产业生态系统的概念为:不同于传统简单的“加工、生产、排放”模式,而是优化能量和物质消耗的一体化综合产业系统。

己有的研究成果中,产业生态系统的定义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倾向:(1)广义上,只要系统中有类比自然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并存的局面,成员间存在资源上下流动(无论是废弃物还是初级产品),都算是产业生态系统;(2)狭义上,产业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是对废弃物、能量等无害化处理,主要目标是将废物最小化。

这种定义显然不包括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初级产品的深加工。

本文所讨论的内容,倾向于广义上的产业生态系统。

生态位(niche)最早源于生态学,指一个生物单位(个体、种群或物种)适应性总和(包括利用改造周边环境资源的能力),体现了生物和环境的彼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