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的民族志”实践及其方法论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在历史人类学领域，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实践大概是基本的作业项目，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民族志实践构成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全部内容。

就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民族志实践看，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视角和进路有很大不同。

历史学家或完全依赖文献资料，“在档案馆中做田野工作”。

而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实践，如果纳人历史的纬度，则可能有两种进路，或者完全面对文献资料，做人类学的历史研究;或者面对当下，但将“过去”和“现在”融通起来，“在田野工作中做历史研究”。

前两种民族志实践模式，可以概括为“历史民族志( ethnography of history )”，后一种可以称之为“历史的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 )”。

本文试图就历史人类学中的民族志实践形态进行比较，并重点探讨“历史的民族志”实践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一、历史人类学中民族志的实践形态有很多人类学的初学者也尝试在民族志实践中运用“历史”，但尚未领悟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还达不到本文所说的这三种民族志的实践形态。

萧凤霞归纳了在民族志文本中对“历史”浅薄运用的情况:“人类学者对‘历史’的运用有以下几种:许多关注当代论题的学者干脆就忽略历史;有的在书中开头加插一点历史背景，然后认马进人当下的田野记述中(ethnographic present );还有就是从文献—例如方志和族谱一一中捡出过去的‘经验’事实，以讨论文化变迁;”这些还谈不卜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就更称不卜是历史民族志或历史的民族志。

萧凤霞所期待的是这样一种民族志:“只有少数会批判地解构历史材料，从中揭示深藏在当下田野记述地层中的结构过程一一这正是我认为历史学和人类学可以交相结合的地方。

”萧凤霞还只是在解读、利用史料的层面谈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民族志方法的运用，而对于民族志实践方法论的探讨还远远不够。

简单地在人类学研究中纳人历史的纬度，并不能使民族志实践走向成功。

国内法律人类学者所用的法律民族志延伸个案方法，或者“描述‘内于时间’的个案的‘延伸’及其对农民社区的后来发展的影响”，或者将个案的“前历史”作为理的“行业标准”，西佛曼和格里福所概括的三个关键特征以及克莫洛夫夫妇所总结的方法论要点，也仅是其一家之言。

但由此，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历史的民族志”实践的基本形态和方法论取向。

也许没有必要刻意区分“历史的民族志”和“历史民族志”，我们也可以将历史民族志涵括在“历史的民族志”实践形态中。

二、融通“过去”与“现在”:在当下发现历史“历史的民族志”实践所面对的时间纬度是“当下”，但“当下”也蕴涵了历史，历史活在当下。

“为了现时实验的纵深发展，我们需要在传统民族志写作惯例的范围之内，探讨历史意识及其场景问题。

……我们遇到的挑战，不是废除共时性民族志的构架，而是充分地发掘民族志架构范围内的历史意义。

”如此，才能融通“过去”与“现在”，处理好结构与过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辩证关系，真正做到如萨林斯所说的在民族志中呈现“文化界定历史”的历史实践逻辑。

处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仅仅将历史理解为变迁的过程是远远不够的。

英国人类学家普里查德重复法律史学家梅特兰的话，“人类学要么成为历史学，要么什么都不是”，“人类学家探索一个社会的过去，只是为了发现他目前正在调查研究的内容是否在长时期内具有不变的特点，从而确定他认为能够证明的相互关系确实是相互依赖的，确定一些社会运动是重复的，而且，不是通过先例和起源解释现在。

而法国结构主义大师莱维一斯特劳斯更主张人类学“在历史的垃圾箱中找寻历史”，“只有对历史发展的研究才使人们得以去衡量和评价当今社会的各个构成成份之间的相互关系。

只有历史学，通过展示处于转化过程中的各种制度，使人们有可能将蕴含在许多现象后面并始终存在于事件的连续过程中的结构抽取出来。

rr [ll](p26，很可惜，他们都没有在其民族志实践中贯彻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理念，这也许和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本身的方法论有关，此不赘述。

利奇则试图在克钦社会研究的民族志中纳人历史的纬度，“任何有关社会变迁的理论必然是一个有关历史过程的理论。

我是断言目前在发生作用的某些‘力量’很可能导致个别克钦社区组织卜的修正;我也坚称相同的或非常类似的‘力量’在过去也发生作用。

若然，则有关克钦历史的事实应与我的理论符合。

在此，至少我是在相当安全的认足点卜，因为克钦历史已被记录下来的事实是如此支离破碎，以至于几乎可被加以任何一种诊释。

”但他也只是将克钦人的过去当作“已知历史”和理解当下的背景。

真正在民族志实践中融通结构与过程的是马歇尔·萨林斯，他曾将偶发性的事件和结构复发性放在文化系统中理解，并认为事件由此获得一种历史意义，“现在超越过去、同时又保持忠实于过去的这一可能性，取决于文化秩序以及现实情境，m [l3](p195)就比较好地处理了过程与结构的关系·“共时性层面卜的事件登录也有其历时性层面的对应物。

事件也根据其社会重要性的逻辑被记忆。

和文化叙述一样，过去的故事也是事件真实结果的选择性记述，但这种选择并非毫无章法。

”而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提倡一种“长时段”结构分析的总体历史社会科学研究，将对应的“短时段”事件看作“转瞬即逝的尘埃”，在某种意义卜割裂了事件与结构的内在关联。

而整体史书写的意义在于，将事件史纳人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进行理解，正像保罗·利科批评布罗代尔对事件史的偏见时所说的，事件虽被赶出了大门，却又飞进了窗户。

rr [l6](p42)“整体的历史”不仅要整合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编史学，更要融通“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二元论。

西敏司认为:“社会现象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历史的，也就是说在‘某一时刻’，事件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从它们的过去和未来中被抽象出来。

……是人类创造了社会结构，并赋予其活动以意义;然而这些结构和意义自有它们的历史源流。

正是这历史源流在塑造、制约并最终帮助我们去解释卜述人类创造力。

“历史的民族志”就其方法论本质而言，就是一种整体史书写。

“历史的民族志”虽也要运用地方历史文献和口述历史资料，但所面对的是“当下”，因为历史活在当下，所以，当下也富有历史的厚重感。

如果不消融“过去”和“现在”的二分，“历史民族志”运用再多的历史文献资料，也至多成为静态的“民族志过去时”，同样是无“历史感的”。

三、“制作历史”:实践抑或书写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伍德语)。

这一历史哲学问题在“历史的民族志”实践层面，则转化为“制作历史”( Making History )的方法论。

历史不仅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心中的历史”，更是“他者”的历史，“历史的民族志”更多地是要呈现“他者”的历史主体性。

约翰·戴维斯在评论E·沃尔夫对历史人类学的贡献时说:“如果我们想要解释过去在某个当代异国社会所发挥的形塑力量时，我们就必须要牢记:那个历史中的行动者，对过去可能会有与我们不一样但首尾一贯的看法。

我们必须打破粗糙的主观史与客观史的二元界分，真正将历史制作看作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实践过程。

台湾学者贾士衡将Making History翻译成“制作历史”，也许来自于对Making History英文原词的理解。

人类学家安唐·布洛克(Anton Blok)就指出了“制作历史”的“建构论”倾向:“‘制作历史’(making history)这话，并非没有语病。

首先，它带有唯意志论的弦外之音。

……其次，就算‘制作历史’指的是‘建构’、‘组成’、‘塑造’或仅是单纯的‘书写’历史，我们也必须同样小心。

过去并不只是一种建构，而就算它只是建构(或重构或解构)，我们也必须指出它是谁的建构，并且要描绘出其中的权力安排:谁对过去的声明得到承认和接受?凭什么?为什么?敌对的小派系竞相争取历史的真相。

我们熟知马克思的那段经典表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2}}(P003)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安唐·布洛克也引用了这段话，“人民制作他们的历史，但是他们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制作”，但又加注释进行解释，贾士衡将其译为:“人类制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以随便的事实来制造，或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而是以被给予的和留下来的直接事实进行制造。

这里，仅安唐·布洛克的文章里，就出现了“制作历史”和“制造历史”两个概念，后者和《马恩选集》“创造历史”的译法相近，较多“决定论”色彩。

不管是“制作历史”，还是“创造历史”，都既有“决定论”成分，也有“建构论”的意义，两个面向都融合在历史实践的整体结构中，正如克斯汀·海斯翠普所言:“历史人类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是生产‘历史’的模式会随着脉络的不同而不同。

除了环境、经济和社会组织卜的明显差异以外，历史的制作也有一部分取决于当地对于历史的思考方式。

人们系同时从概念及物质两方面来体验这个世界。

“制作历史”的整体实践意义，可以进一步从历史主体性和历史性(Historicity)的讨论得到阐发。

黄应贵在总结台湾人类学家关于时间与历史记忆的研究时，曾指出:“有关历史主体性的讨论，不只是指出它是当地人主观卜为其主观历史的建构者及其历史过程的活动者与主导者，而为其历史的建构、运转与再现的主体，更指出作为文化认同的主要文化观念与其历史的长期发展经验所形成的历史发展趋势与特色，均共同塑造其历史性与历史主体性。

也因此，历史主体性的建构并非完全只是当地人主观的意识而已。

由此可知，历史主体性的概念融合了建构论和决定论两种视角。

而“历史性”则带有更多的建构论和象征论倾向。

“大贯惠美子(Emiko Ohunki-Tierney)综合归纳出‘历史性’( historicity )的胜质如下:1，历史性是指涉历史意识，是一个文化得以经验及了解历史的模式化方式。

2，它具有高度的选择性。

3，在历史性中，过去与现在透过隐喻及换喻关系相互依赖与相互决定。

4，历史性包含多样的历史再现。

5，历史行动者的企图与动机，会影响历史的结构化。

6，历史性是历史建构与再现的关键角色。

7，由历史性来探讨文化界定历史的历史人类学课题，最终的关怀还是文化本身。

张原特别推崇大贯惠美子的“历史性”概念和方法，他将其译为“历史感”，认为:“就方法而言，象征人类学的历史研究已经超越了‘文字中心主义’的研究，在研究中他们已经关注到一些公共的象征符号和浓缩的意义形式在实践中的演变，象征人类学的历史研究也突破了以往对符号象征较为静态的研究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