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本法的启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事关当代中国内政和外交，事关中国统一大业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部重要法律。

它的作用如何，应该由法律适用范围内的群众以及国际社会的检验才能得出准确结论。

香港回归10年来保持了长期繁荣和稳定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基本法不仅在世界法制史和中国法制史上有着特殊地位，是无愧于有国际意义的一部伟大法律，而且在世界和中国的政治发展史上也是具有开拓意义的政治文献。

在基本法实施10年后的今天抚今追昔，基本法的成功制定和成功实施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继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有着许多重要启示。

1．集思广益，殚精竭虑古今中外任何一部伟大的法律，无不是集思广益与殚精竭虑的产物，基本法也是如此。

说基本法是殚精竭虑和集思广益的产物，是因为它是在党和国家以及香港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全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下，全国人大专门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集中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全国一大批一流法律专家与政治学和经济学以及其他方面的专家共同参与起草完成的。

当时基本法的起草专家队伍可以说是群贤毕至。

不仅如此，党和国家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重要成员都十分关心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对基本法的起草发表了多次重要讲话，及时为基本法的起草指明了方向，为一些重要条款进行了准确定位。

说基本法是殚精竭虑和集思广益的产物，还在于它是经过5年时间兢兢业业的反复研究、修改和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才最终形成的。

可以说，世界上很少有一部一国的国内法能够得到如此的重视和关注，持续酝酿如此长的时间和精雕细刻到如此精致的程度。

基本法制定的领导机构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参与基本法制定的专家队伍的代表性和学术性，征求意见的广泛性和反复性，凝聚共识的全面性和长期性，法律内容的求实性和严谨性等，对澳门基本法的制定具有直接。

的借鉴作用。

这种范例作用已经被实践所证明。

尽管台湾的政治情况比港澳更复杂，牵涉的外交和国防问题也比较多，但毫无疑问，香港基本法制定的以上经验对将来台湾基本法的制定会有直接的借鉴价值。

2．突出重点，粗细相宜基本法的制定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中国政府恢复和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二是使中国在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能够保持长期的繁荣和稳定。

实现这两个目的就要求基本法要突出重点和粗细相宜，即解决主要问题的条文要详尽，要十分周密细致，在枝节问题的解决上则要简略，不要过于铺陈。

确保中国政府顺利恢复行使主权，是制定基本法的首要和最主要的目的。

而且，也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

基本法的最成功之处，正是在于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与对“一国”的内容所作的详尽规定相比，基本法对“两制”方面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叙述则比较简略。

个中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央政府给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比在英国统治时期的香港拥有更大的权力，二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原来香港的个别与中国行使国家主权不相符的权力和法律条文予以取消外，其他的权力与法律都予以保留，香港回归后与香港回归前经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不变，也就不会使回归后的香港产生大的震荡。

因此，基本法也就无须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内部的事务规定得很细很全。

基本法内容的粗细相宜还表现在，对香港民生和民权的问题上对民生规定的比较细，对民权则规定得比较粗。

这是因为中央给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比在英国统治时更大的自治权，给香港人民比在英国统治下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力。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这条经验，对将来台湾基本法的制定也有借鉴作用。

虽说台湾问题有其更加特殊的地方，台湾特别行政区在成立后会拥有更多的自治权，但台湾基本法要对国家主权在台湾的恢复行使作出详尽的规定则是肯定的。

3．实事求是，兼顾各方邓小平在1987年4月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提出了从实际出发制定基本法的明确要求。

他指出：“基本法是个重要文件，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

”邓小平说的要从实际出发，就是讲，制定基本法要依据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来考虑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香港的实际出发，还要考虑英国的情况，才能把基本法制定得好，使基本法对回归后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发挥决定性作用。

对这个问题，邓小平1984年10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作了具体说明：“‘一国两制’是从中国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

解决问题只有两种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

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

”⋯30基本法的制定，正是根据邓小平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兼顾各方(主要是中、英、港三方的利益)的思想，从而使基本法的内容三方都能接受，进而保证了基本法能够顺利实施。

就中国的利益而言，基本法对代表中国国家主权的国防、外交、领土、领空等重大事项作出了系统而详尽的规定，对涉及国家主权的其他问题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确保了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

对英国而言，也考虑到英国与香港业已存在的特殊关系，对英国在香港的若干特殊利益予以了特殊照顾。

比如，基本法规定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等几个不变，英国本身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对香港而言，基本法对香港居民的权利和义务作了详细的规定。

比如，基本法第三章就是专讲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权利和义务的。

其中对香港居民权利的详细规定，使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不仅可以享受大陆人民在大陆现行条件下无法享受的许多权利，而且可以享受几乎超过所有国家居民所能享受的权利。

澳门基本法的制定，就是借鉴了香港基本法“实事求是兼顾各方”的经验，既兼顾到澳门居民的利益，也兼顾到相关国家的特殊利益。

将来台湾基本法的制定也完全可以借鉴这个经验。

4．立足当前，放眼未来基本法制定伊始，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就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求，就是不仅要使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中国顺利恢复对香港行使国家主权和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起到根本保证作用，而且对解决澳门和台湾问题立一个榜样。

邓小平在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时强调：“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做出一个范例。

”¨悌也就是说，基本法既要立足于解决当时要解决的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问题和此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问题，又要对将来澳门和台湾问题的解决有启发和引领作用。

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香港基本法要为澳门基本法和台湾基本法的制定起到确定章节框架和主要内容的作用。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正是以香港基本法为蓝本制定的。

前者与后者大同小异，不仅框架结构相同，各章的标题也是一样的。

稍有不同的是个别章中节的标题有增加。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内容方面，全国人大考虑到澳门的具体情况，在澳门基本法中的极个别的地方采取了不同于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在某些章节的内容上有所增减或改变。

比如，澳门基本法对土地的规定有所不同，澳门基本法第七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已依法确认的私有土地”的私有权，国家予以承认¨Jl跖。

又如，澳门基本法第五章第一百一十八条有“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本地整体利益自行制定旅游娱乐业的政策”¨J抛的规定，香港基本法中就没有类似条款。

至于对将来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而言，香港基本法在整个法律框架和内容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台湾基本法由全国人大制定，台湾基本法必须在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时，要像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那样突出“一国”的内容。

鉴于台独分子在台湾长期进行台独宣传和台独实质活动，已经在台湾造成了很大混乱，特别是搞乱了许多台湾人的思想，这就要求将来台湾基本法应有规定在台湾进行正确历史观教育的相应条款，以利维护台湾的长期繁荣和稳定。

二是高度自治，但不是完全自治。

“从国家真正统一的意义上讲，如果台湾‘完全自治’，要怎么着就怎么着，也就没有中国的统一可言”，因此，“从维护统一的国家利益来说，台湾不能搞‘完全自治”“2M8。

台湾“完全自治”，就必然与国家的一些核心利益产生重大冲突，也给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提供了借口。

比如说，有关台湾的重大外交事务还是应由中央决定，有些要经中央授权。

三是台湾基本法要像香港基本法那样，对将来特别行政区的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的活动内容作一些限制。

比如说，香港基本法有对香港应禁止危害国家的活动和香港政治组织或团体不得与外国政治组织和团体建立联系的相关规定，在台湾基本法中也应作相应的规定。

国家可以容许台湾的一些政党和政治人物的不同政见，但不能容许破坏和颠覆国家的行为，也不能容许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行为。

“无论从维护国家主权上讲，还是从国家经济利益上讲，都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外国某些势力对中国统一大业的干涉”[2]髂2。

台湾司法部门可以有终审权，但法律判决不能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台湾可以拥有比世界上任何一个联邦国家的加盟共和国或者联邦更大的自治权，但只能与外国建立非官方的关系，如经济关系等，而不能建立官方的外交关系‘2]875“76。

历久弥坚，随着时间的推移，体现“一国两制”的香港基本法的历史和国际意义必将越发彰显。

2、审议强制管辖权的问题无论有没有香港的回归，中国也已到了非正视强制管辖权不可的时候。

迄今为止，中国对于各项条约中赋予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或提交强制仲裁的条款一律作保留。

这一政策1997年后将面师三种选择:(1)继续不承认强制管辖权，把这种保留扩大适用于香港。

(2)改变传统立场，接受强制管辖权。

这对于解决多边条约如何在香港对接的难题是十分有利的。

现在，无论是从国际法院本身的变化，还是从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履行国际义务的情况来看，接受强制管辖权应是可行的。

就目前的国际情况来看，有些条约如1982年《联台国海洋法公约》(尚未生效)规定对于强制管辖权不允许缔约国作保留，因此，中国事实上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也回避不了这一难题。

(3)与香港有关又在强制管辖事项范围内的争端接受强制管辖权，其它事项仍坚持过去的立场。

这一折衷作法实践上恐怕难以区分哪些事项“与香港有关”。

而且，即使是可行的，中国仍然摆脱不了在国际法院当诉讼主体的处境，因为香港作为一个地区没有进入国际法院的资格。

综上所述，建议中国尽快考虑改变不接受强制管辖权的政策。

在这方面，中国将面临着大量的外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