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市三乡的由来
梅州市三乡分别是：文化之乡、华侨之乡、足球之乡。
文化之乡：
①客家人是从北方中原地区，“衣冠南迁”，经历了5次大迁徙而来，迁徙的原因是因为躲避战乱、饥荒等，而迁徙的主体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以及中原地区的书香门第，长久以来，都延续着“耕读传家”的传统。
②文化之乡的“文化”代表了客家文化的最高境界，包括精神、思想、居住、建筑、服饰、饮食、语言、文艺、教育、信仰、习俗等方面，尤其是在教育方面。
一是倡办教育，二是送子上学堂，三是英才辈出。
倡办教育：在宋代，梅州人就喜欢读书，且因“无植产”，靠读
书而谋生，这种风气一直流传下来。
梅州科举最末一科进士杨沅著的《梅谚汇笺》里有一首极为流行的儿歌：“蟾蜍罗，背驼驼，唔读书，冇老婆。
”人们认为不读书是没有出息的。
连贫家寡妇，也千辛万苦，积资供儿女读书。
宋代以来，广东梅州书院林立、文风鼎盛，东山书院、蓝田书院、桂岭书院、兴宁墨池书院等均见证着梅州“文化之乡”的历史地位。
自清顺治至光绪五年（1879）止，梅城境内共有书院9间，分别为先贤书院、立诚书院、周溪书院、培风书院、义学书院、东山书院、培南书院、梅东书院、崇实书院，其中以东山书院最为称著。
光绪年间，梅城第一所新式小学于道前街创办；黄遵宪等人设立嘉应新学会议所，
大力倡办新学；梁春在附城“耕耘小筑”创办女校；女诗人叶璧华创办懿德女校。
据不完全统计，至清末废科举前，梅州有书院24所、义学14所、社学20所、官学4所，私塾遍及城乡。
此外，梅州地区其它各区县均在较早时期广泛办学兴学，书院、学宫、学校等教育机构遍地开花。
较著名的学宫有：梅州学宫，兴宁学宫，长乐学宫，镇平学宫，大埔学宫等。
据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报告全国教育普查情况，梅县区学校总数、学生人数名列全国两千多个县（区/市）中的第二位。
改革开放以来，高考升学率稳居全省前列。
民国初在梅州传经20余年的法国天主教神父赖理查斯在《客法词典》中惊叹：“全境有六七百个村落，也就有六七百个学校，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按人口比例来说，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相比较，就是较之欧美各国也毫不逊色。
”1935年，广东省教育厅考查全省国民教育，梅县区列居第一。
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报告全国普及教育情况，江苏武进名列第一，梅县区位居第二。
送子上学堂：客家人自古以来有“重文教、薄农工”、“耕读传家”的观念，加上梅州地处山区，资源不丰富，土地不肥沃，耕地缺乏，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生产生活长期处在落后状态。
为了摆脱这样的困境，客家人都十分重视读书求学的仕途之路，这也是摆脱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连流行的童谣都唱到：“蟾蜍罗，背驼驼，唔读书，没老婆。
”为人父母者也非常具有远识，把儿子读书作为自己的天职，再穷也要勒紧裤带，咬紧牙关送子上学。
英才辈出：客家人在迁徙中既极其谨慎保持了中原文化，又吸收迁徙地土著文化，取长补短，形成了自己多彩的客家文化。
梅州虽然在农业耕耘上土地贫瘠，却在播种文化方面有无穷无尽的沃土。
正是这块沃土上培育出大批杰出人才，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梅州院试》载：“自宋以来，代产伟人”，如“五科五解”、“一腹三翰院”、“一科五解”。
《梅州院试》载：“自宋以来，代产伟人”，如“五科五解”、“一腹三翰院”、“一科五解”。
乾隆十三年（1748年），梅州因“人文为岭南冠”，嘉应州官王之正在署前树立“人文秀区”牌坊，文化之乡美誉不胫而走。
梅花香自苦寒来，梅花为百花魁首，激励着莘莘学子要历苦寒后成为文章的魁首。
华侨之乡：
华侨之乡指的是全国重点侨乡，国内权威专家指出，构成侨乡的“硬件”必须有：①华侨、归侨、侨眷人数较多；②与海外亲友在经济、文化、思想教育诸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③侨汇、侨资多，侨资企业较发达；④华侨素有捐资办学传统，原乡教育水平较高。
早在清朝后期，梅州地区的人们由于政治原因或生活所迫，不得不千里出洋谋生，经现在梅县松口镇的火船码头远赴重洋，通过“卖猪仔”的形式出国当劳工，或者是婚配出洋，继承产业、求学出洋。
目前，梅州地区走出去的华侨分布于世界各地，从事于各行各业，共计有3366442多人。
有人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此话一点不假。
单说梅州。
梅州各个县级均有
人出国，有的县乡华侨侨户占三分之一左右。
如五华华城镇有590户3170人，其中侨属205户，1138人，归侨262人，港澳台胞17户712人，在外华侨1832人，分布在美、苏、英、法、日、泰、马来西业、印尼、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1个国家。
几乎村村都有“南风窗”，户户皆连海外亲。
海外华侨有崇敬怀念祖先和热爱家乡的优良传统。
各华侨同胞为侨居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不忘祖国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为梅州当地同样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捐资助学，投资发展当地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兴办工厂和兴建学校和医疗机构，为当地人民办好事，做实事！
他们中间不乏远近闻名极具影响力的侨胞，有熊德龙先生，曾宪梓先生，刘宇新先生，田家炳先生、罗焕昌先生等等。
例如罗焕昌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听到嘉应大学要复办，自己独自捐了30万元给当时的嘉应大学创造美好的校园环境，另外还与曾宪梓等30多名华侨发起募捐，筹集了千万港元，为梅州市建成了一座“嘉应大桥”，方便人们出行，同时会收取过桥费，受益全给当时的嘉应大学用作办学经费，该过桥费直至2003年才停止收费。
现嘉应学院南区德龙会堂与丽群图书馆中间有个小园子，名作焕昌园，为的是纪念罗焕昌先生以及众多侨乡捐资为梅州市、为嘉应大学作出巨大的贡献。
足球之乡：
在中国，足球之乡并不多，而梅州就是其中之一。
梅州是中国足
球运动开展较早的地区之一。
早在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德（国）瑞（士）巴色教会到五华传教，在五华长布的元坑设教堂，创办新式学校——元坑中书馆起，就开始有现代体育活动，将近代足球技术传授进来。
1903年，巴色教会渗透到梅县，并在梅城设教堂，创办方言学校（后改为乐育方言学校），足球运动也随之传入到梅城。
1914年，乐育中学校长、原德国国家队队员万保全亲自教学生踢足球，并起草了《梅县中学足球联合会临时简章》，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现代足球比赛规则文字记录。
接着在梅城内的东山中学、梅州中学、广益中学等中学，也相继开展足球运动，足球运动迅速在遍布梅州城乡的中小学校中传播开来。
促进了梅州足球运动的普及和提高。
1914年起，足球运动在梅州蓬勃开展，从学校到工厂，从城市到农村，到处都有人踢足球。
没有橡皮球的孩子，把未成熟的柚子当球踢。
没有球场，就在禾坪上角逐。
足球成为梅州人民群众最为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
当然，梅州也出了一个足球名人，就是“亚洲球王李惠堂”。
1922年，年仅17岁的李惠堂被选入香港最有名气的足球劲旅--南华队，出任主力前锋。
他身高1.82米，速度快，动作敏捷，控球技术尤为出色。
1922年夏天，李惠堂代表南华队参加香港甲级足球联赛，出任左内锋，因其球艺娴熟刁钻，出神入化，常有惊人之举，香港球迷称之为"球怪"。
1923年5月，李惠堂第一次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获冠军。
18岁的李惠堂在4场比赛中初露锋芒，名声大振。
从此开始了他献身足球的光荣生涯。
同
年8月，李惠堂随南华去澳大利亚，与全澳冠军新南威尔士队交锋。
开场仅5分钟李惠堂就梅开二度，这场比赛他一人独中三元，澳州当局专门授予他金质奖章。
香港当地报刊以特大号标题，称李惠堂为"球王"，并有"万人声里叫球王，碧眼紫髯也颂扬"的诗句。
1926年，李惠堂率乐华足球队参加上海举行的"史考托杯"足球赛，以4∶1的悬殊比分大胜蝉联9届冠军的英国猎克斯队，首开上海华人足球队击败外国球队的记录，使李惠堂在绿茵场上的威望大增。
洗雪了"东亚病夫"的耻辱,为中华民族争了光。
1927年，李惠堂所在的球队如日中天，相继荣获西联甲组联赛、首届高级杯赛和中联甲组联赛的冠军，李惠堂成为大名鼎鼎的"一代球王"。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在旧中国，一位足球明星能够和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名字相提并论，确实超乎寻常。
可见他以顽强的拼搏，高超的球艺，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与喜爱。
梅州能得到足球之乡的称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位名誉世界的亚洲球王李惠堂。
同时，改革开放以后，梅州足球运动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1979年，国家体委确定梅州为全国重点开展足球运动的16个地区之一。
1979～2000年，梅州共组建足球班(队)108个，运动员2056人；参加省级以上比赛获冠军41个、亚军33个、季军31个。
运动设施也得到明显改善。
梅州每年例行的“市长杯”、“梅雁杯”、“强民杯”、“梅州杯”、“球王杯”，兴宁的“南丰杯”等足球比赛，也有力地推动了梅州足球运动的发展。
有了一位“亚洲球王”和梅州遍地开花的“足球场”、“足球之风”，
梅州获得“足球之乡”这一称号是实至名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