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识的觉醒？
--《秋菊打官司》的法律反思
摘要：秋菊，一位普通的乡村妇女，为讨说法不辞艰辛依次到县里、市里申诉。

最终结果却与她的期望相反。

这一部带给我们的，
不仅是文艺上的享受，更多的是深思。

思考秋菊的法律意识，
考究当代人的法律意识，涉及了法律意识薄弱的讨论以及普法
的相关内容。

关键词：法律意识讨说法人情法律效率法治
正文：
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北的一个小山村里面。

秋菊的丈夫王庆来因承包地的事与村长发生了争执，被村长一脚踢中了要害，导致卧伤在床无法劳动。

秋菊于是找村长要求道歉遭到拒绝。

在李公安调解下村长同意赔偿，但态度傲慢把钱丢到地上。

秋菊不服，依次上诉到县公安局和市公安局，无果，在严局长帮助下委托了律师走上司法程序。

年三十晚，秋菊难产，最终在村长帮助下才顺利产下一名男婴。

本想就此不再计较，却在男婴满月的那天，警车到了村庄，将村长带走了。

追着警车，秋菊只剩一脸茫然。

我们不禁想问，谁错了？秋菊的丈夫被村长踢了，心里一直想要个说法，这是她心里最质朴的渴求，她没错。

各公安局或者公安做的调解，是对村长面子的处处照顾，最终是对公家和私家双重利益的小心维护，反映的是“村长的面子”对中国行政体制运作和基层秩序维护的双重意义[1]，也没错。

法律不近人情，公正判决，将伤人的村长
依法拘留，也没错。

只是当这些都纠结在一起时，人情出现了，便出现了差错。

秋菊一路坚持讨要说法，即使大腹便便依然带上家里的辣子去卖，到县里、市里去上诉，似乎她已经知道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但是当她追着警车时的茫然便可知道，她对法律并不了解，更何谈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意识？而即使在秋菊“讨要说法”的过程中，人情社会的影子依然十分浓烈。

首先，秋菊不理解案件的性质，也不清楚司法程序。

本来村长踢人了导致了轻伤，只是单纯的民事案件，可以通过调解来解决。

不管是李公安还是县公安局的判决，秋菊一直不服，终于在严局长的帮助下走上了诉讼的道路。

当法医经过鉴定后，将事件定位为刑事案件，性质因此升级。

程序也开始变得繁琐。

而秋菊对此一无所知。

在帮助之下，秋菊找到了吴律师，吴律师答应全权负责此案，秋菊虽疑惑但还是接受。

到后来，秋菊原谅了村长，但当初的诉讼仍未撤销，法院宣布了判决，警车依然来到了村庄，把村长带走了。

对程序的不清楚使她以为原谅不原谅村长只在于说法讨到了没有，故在村长帮了她以后便决定不再提起此事，殊不知程序已经启动了，但她没有料想过结果，也没去阻止。

要是秋菊知道案件的性质之分，或许她也有权以第三人的身份或是代表自己丈夫，提起这样的民事诉讼，其结果正正是她想要的赔礼道歉[2]。

其次，秋菊不了解律师的职业，也不完全信任律师。

当她讨说法一直讨到律师那儿。

在见到吴律师后，秋菊有一百个疑问，犹豫再三，出门之后犹豫再三，仍推门进去，她还是那一句话：“我乡里、县里、市上都跑了一个冬天了，都没个说法，我到你
这里来，你就能给我一个说法了？”最终的认可也是十分勉强。

[3]接下来的便是交织在故事发展中的人情。

我国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人治的社会，社会上处处都是人情。

所谓出外靠朋友。

有人情的帮助，什么事都可以变得方便简单。

在秋菊那个贫困的小山村更是如此。

秋菊打官司很大程度上不是法律意识强化的表现，她打官司只是为了“讨个说法”，维护自己的“面子”，而村长之所以不道歉也是因为“面子”的缘故。

李公安也好，局长也好，他们那些“公家人”在调解的时候，也往往顾全到了面子，因为对于他们而言，面子就是权威，即使是村长这些小的干部，也是需要的。

人情一级级传递，直到严局长建议秋菊走诉讼道路才到了头。

因为法律是不讲人情的。

等到村长救了秋菊，秋菊便忘记了当初的恩怨，热情邀请村长来喝满月酒而把诉讼的是抛诸脑后，这也是人情，她心里还没有法律这个意识。

法律意识的缺失使得最终的“说法”与秋菊的意愿背道而驰。

回到我们现实中来，秋菊其实只是我们中某一个的缩影，有的人往往没比秋菊有更多法律意识，甚至还不如那么多年前的秋菊。

若干年前的海珠桥跳桥事件便是印证。

从农村来到广州打工的农民工，被老板诈骗、拖欠工资。

苦苦追索无果，迫于无奈上海珠桥想要自杀，而事实确是想要得到媒体的关注，通过媒体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深入了解过后才发现，他们未曾试过走法律的道路。

只是单纯地在工地制造干扰，在公司闹事，法律意识之淡薄让人唏嘘。

在农村里边这样的事情更多。

甚至还有人包庇犯了罪的亲人。

我国实行以法治国走到了现在，似乎仍存在很多需要加强的地方，其中一项便是法律的普及。

可以看见的是，法律的普及有一定效果，但仍远远不够。

人们总是抱着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悲剧，轮到自己时却又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向何处表达诉求。

这便是普法要做到的一大任务。

数据显示，以农民工为例，电视、广播、报刊、杂志这些传统媒体仍然是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占到了被调查人数的54.64%；通过法制宣传橱窗获取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占到了总数的25.24%；以互联网为载体获得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只占到了总数的1.6%。

[4]故宣传法律知识的方式便值得加强。

既然普法已有一定成果，那么是否民众都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呢？答案，却是不一定。

虽知法律的存在于作用而不敢去用，不可谓之具有法律意识。

而知法而不用法者，原因有三。

其一，法律效率。

诉讼的效率性价值要求司法审判加快处理案件的速度，效益性价值则强调诉讼过程应尽可能地节省诉讼成本，防止诉讼成本大于诉讼收益。

[5]法律效率的高低是人们决定是否采用法律途径的重要参考之一。

生活中我们有这些案例，有些女性被歹徒强暴，因畏惧名声的破坏而不敢报案把歹徒绳之于法，因为名声的破裂对于她们而言是莫大的成本。

又或是消费者权益被侵害，因担心走法律手段太麻烦、时间太长而决定放弃投诉商家，私下获得赔偿，导致下一个受害者的出现。

其二，法律援助。

目前我国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治国家，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因此在进行司法
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配套改革，以切实保障当事人进行诉讼的机会与权利，其中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只重要的内容。

[6]完善法律援助，有利于帮助向秋菊一样的社会弱势群体。

这项制度对于农民特别是经济困难、无钱诉讼的农民来说，显得特别重要。

它使农民的权利得以维护，充分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应大力发展这一制度，不断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切实为农民利益服务。

不少农民工即使有意去执起法律武器，但却因其高昂费用而却步。

法律援助则是对他们极好的帮助。

其三，人情社会。

事情的解决往往通过走侧门，而非法律这条光明大道。

当收到侵害时，明明可以用法律的武器去回击，有的人害怕事件曝光以后会被报复，选择大事化小或是忍气吞声。

事件的态势往往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一旦走上例如法律诉讼的道路，就必然会在一定的区域内引起反响。

而反向的效果不可估量，当事人也不确定能否承受得住。

或是碍于情面，日后或许还要相见；或是碍于日后尚要合作，等等。

由此可得，莫说秋菊，即便是现代的人，也并非真正拥有法律意识。

除去法学专业或是司法、律师行业的人，又有多少个是了解现行法律的呢？忘了在哪处可得到的法律宣传册，又有多少人取阅过？从我自身觉得，法律离我很近，因为它常在耳边提起，各种各样的修订版，各种各样的领域，我却连其中的一条的大概都说不上；法律离我很远，因为它是我间接地不知通过多少次地“被”代表后制定，修订出来的。

相信对很多人来说，法律就像一部字典，需要的时候去查阅，
你只要想起有这么一部字典，里边的条文可用，就足够了。

对于我们，或许不仅需要知道它的存在，还应该关心我们的司法程序是怎么一回事，关注法律的修改内容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或是抽空去听听法官是如何进行审判，了解司法机关的职能，这样对我们的法律意识才是莫大的培养。

法律是不近人情的，这正好与我们传统的人情相对立。

但是它们既对立又统一。

最终，秋菊始终没有要到她想要的说法。

一方面，不论是会扼杀了“救人的村长”的法治，还是会姑息“打人的村长”的人治，都不是秋菊想要的政治。

另一方面，传统的人治也好，现代的法治也好，都没能给受了欺负但又得了救的老百姓一个他们想要的说法，也没能给欺负了人但也救了人的官员们一个他们应得的处理。

如今的法治社会，人治不再，人情依旧。

法律意识将会是什么形态，每个人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们都必须都有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
[1] 村长的困惑：《秋菊打官司》再思考2011年02月22日
[2] 村长的困惑：《秋菊打官司》再思考2011年02月22日
[3] 含泪的微笑——《秋菊打官司》之法律思考吴园妹 2010-12-10
[4] 北京宣武区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调查报告杨振秀刘晓京
[5] 《法律基础》P349
[6] 《法律基础》P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