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秦国崛起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战国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东周瓦解，群雄逐鹿，战事不断，诸侯兼并，弱肉强食，异常险恶的局势使各诸侯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强者并非总是强者，弱者也可以通过有效的变法成为强者，而秦国的崛起尤其出人意料，这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奇迹，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数百年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得以建立，自此，中国以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西安市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对于秦国的崛起充满了好奇，究竟是什么使它实现了由蛮荒小国到无敌强国的惊天逆转。

第十七集秦国崛起公元前9世纪末，嬴姓族长非子因擅长养马得到周孝王的重用，封为附庸，在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秦地建造城邑，从此称作秦。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至丰水之间的土地，秦国从此正式跻身于东周诸侯之列。

然而，周平王其实只给秦襄公一张空头支票，此时的秦国封地实际上处在游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秦经过几代人的浴血奋战才夺回这块土地，此后在西戎的包围下，秦国艰难地寻求着生存与发展，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秦国独特的发展史和封闭落后的状态，使一向以文明开化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曾振宇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因为当时秦国地处西陲，落后，立国时间呢比中原国家晚了大概有两个多世纪，和西戎杂居在一块，所以中原国家盟会的时候往往是不会邀请秦国参加的，认为秦国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

在秦国的历史中，秦穆公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公元前659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在百里傒、骞叔等贤臣的辅佐下，秦国在对其东部强大的邻国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秦穆公还成功地将西戎的使臣由余招致麾下，大败西戎。

然而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不能仅靠一个强势的君主，要想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秦国更需要先进的制度和法律，秦穆公去世后的三百年里，秦国曾一度陷入混乱之中，经历了厉公、躁公、简公、出子四代乱政，国力衰弱，而此时，中国社会正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大变革，各诸侯国纷纷变法，从早期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转型。

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被分为三个国家，其中魏国率先由李悝推行变法，发展农业生产，并不各国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经》，使魏国迅速跃升为最强大的诸侯国，秦国内部却千疮百孔，长期内乱和落后的体制导致农业凋敝，经济萧条，王权斗争使君臣失和，吏治混乱，拖沓成风，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威信，秦国民风虽然彪悍，但百姓热衷于私斗而不愿为国作战。

公元前5世纪初，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这对于秦人来说不仅是莫大的耻辱，更加剧了强烈的危机感，然而，危机也可能变成最大的动力，公元前362年，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秦孝公登上君位，他立誓要复穆公之故地，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卑秦的局面，要达到这些目的，秦孝公意识到必须要改变秦国混乱落后的局面，否则将没有生存之路，他迫切需要一位目光远大，能够通盘考虑并执行有力的贤才，能够对秦国实行全面的改革，于是秦孝公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开出了最优厚的待遇，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一位身在魏国的青年闻听此令，怦然心动，他就是商鞅。

商鞅原名公孙鞅，出身卫国公族，所以也被称为卫鞅，后来因秦孝公将商邑封给他，才被称为商鞅或商君。

商鞅自幼喜欢刑名之学，他来到最早实行变法的魏国学习《法经》，希望能大展宏图，但是，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得到魏王的青睐，当商鞅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毅然携带《法经》来到秦国。

史载，商鞅见到孝公后先说以帝道、王道，即实行仁政，以德化民，这样的治国措施需要很好的基础，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而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帝道、王道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务实的孝公迫切希望自己在位时，就能够实现强国理想，所以对帝道、王道并不感兴趣，商鞅最后讲述以霸道为核心的强国之术，顿时深深吸引了孝公，不由自主地膝盖前移，离开了坐席，语数日不厌。

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就是变法，即通过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强国之路，对秦孝公而言，商鞅为他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变法蓝图，孝公为此深深折服，正是这种世间难得的君臣之间的相知和默契，成就了这项奠定秦统一大业的改革。

任何改革，都会遭到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质疑与阻挠，早在商鞅之前，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推行变法，尽管取得了部分成效，但最终都因无法彻底贯彻而以失败告终，商鞅虽然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在秦国全面推行变法，同样困难重重，变法还未开始，商鞅就面临着秦国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和质疑。

杨振红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杨：当时旧贵族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就是甘龙和杜挚，他们就坚决地反对变法，他们的主张就是说，你如果进行变法的话，一定会引起天下大乱，商鞅进行了坚决地驳斥，他认为三代的这个圣王都是不拘于过去的礼节，而达到了一个王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他认为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拘泥于这样的一个过去的法制，而只有圣明的人才是一个开启一个时代，创造一个制度的这样的状态。

在现在的三秦大地，一出关于商鞅变法的戏剧即将登上舞台，作为经典保留剧目，《商鞅变法》曾多次获得秦腔戏曲界大奖，如今这个剧目最后一次演出距今已经五年，似乎已经和商鞅变法一样成为了历史，然而编剧王军武和主演刘志政却想要改编剧本，把这出戏重新搬上舞台。

王军武秦腔历史剧《商鞅变法》编剧王：当然咱提倡这个以史为鉴，历史上发生的这些有名的事件，或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有很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把这种精神呀，以这个秦代的那一种历史故事反映出来，对咱们这个现实来说有一个启迪作用，有一个推动作用。

秦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源于西周，成熟于秦，如今，这种以唱腔高昂激越，曲风刚劲急促著称的艺术，仍在陕西各地盛行，然而，重新把《商鞅变法》搬上舞台，仍面临着不小的困难，最大的问题是，三秦大地没有多少人看好《商鞅变法》这出戏，现实历史中，商鞅所面临的困难更加巨大，在制定好变法之策后，商鞅并没有立即公布，他希望以一种巧妙的方式精彩亮相，以便将他的立法精神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

这是一件看似微小，但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商鞅让官吏在市场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谁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10斤黄金，对于这样的好事百姓实在难以置信，商鞅将赏金加到50斤，一时间全城轰动，百姓纷纷围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走了过去将木头搬到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以此向国民宣示变法的决心和信用，它像一根细小的杠杆一样，撬动起庞大的变法机器，一幕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就此拉开大幕。

商鞅变法历时十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

这是流传久远的《商君书》，它记载着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强调以法治国，将奖惩机制贯彻到法令的各个方面，为了使秦国迅速强大，商鞅将举国之力集中到农业和军事上，实行强有力的农战结合的战略，然而，由于《商君书》内容芜杂等原因，一般认为此书不是出于商鞅之手，而是商鞅信徒和后世法家的综合之作，更有学者将《商君书》视为伪书，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荡涤之后，除了这本《商君书》，商鞅时代的典籍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后人对于商鞅变法的研究，因物证的缺失难以取得进展。

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西安市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秦国故地，这里收藏着大量秦国时期的文物，然而却无法找到直接记录商鞅变法的只言片语，不止这里，整个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关于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录都荡然无存。

青铜爵上海博物馆这些古老的器皿，尽管形态、时代、材质各异，却都做工精巧，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爵，爵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形状像雀，古代贵族祭祀宗庙时，要向先祖献上美酒，爵因此成为贵族专用之物，也成为身份的象征，用以排列贵族士人地位的高下。

商鞅将秦国原有的爵制加以改造，整齐为二十等级，重新制定爵位的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其基本精神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芳华，即以军功作为赏爵的惟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都可以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时则要削夺爵级，男子成丁时只能降若干等级继承父亲的爵位，若想得到与父亲同样的爵位，他们必须凭借军功。

杨振红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杨：变法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爵制改革，他是以这个爵制改革为轴心来铺开他的变法的，把这个爵从贵族的专有物变成了一个可以庶民也能获得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就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贵族原来非常严格的一个贵族社会。

青铜爵上海博物馆爵虽然给了我们直观印象，但它毕竟不是商鞅变法的直接证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无比盼望着找到有关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载，它们应该被记录在当时使用的简牍上。

秦咸阳城遗址陕西省咸阳市然而，在当年秦国的故土上至今没有找到这些承载着秦国崛起的秘档。

但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远离秦国的楚地，现在的两湖地区，却有几项震惊世人的考古大发现，间接佐证了《商君书》的真实性。

1983年，在湖北省江陵市张家山，荆州博物馆在整理三个西汉初年的墓葬时，发现了大量竹简。

张家山汉简中发现的西汉初年吕后时期的法律文书《二年律令》，其中有完整的名田宅律文，虽然它是汉初的法律，但由于汉承秦制，可以确定其基本精神承自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实行贵族土地等级占有制，采邑主将土地按户分配给农民耕种，定期轮换，农民对于土地没有任何权利，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商鞅以二十等爵制为基础，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名田制，名，意为把土地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以示占有，新法规定，庶民以上者均可以根据身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土地可以继承，从而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普通的农民，允许通过开荒、转让、买卖等方式自行获得限额内的土地，以解决授田不足的问题。

荆州博物馆湖北省荆州市律文规定，没有爵位的公卒、士伍、庶人可占有1顷田，1宅，二十等爵位第一级爵公士，可占有1.5顷田，1.5宅，爵位越高，占有田宅的数量越多，至第十九级关内侯，可占田95顷，宅95宅，是普通庶人的95倍。

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迅速发展使秦国的富强不再是纸上谈兵，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商鞅开始征收户口税，强制实行小家庭制，规定一家除一子承嗣外，其余儿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单独立户，否则加倍增收户税，至此，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

杨振红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杨：《汉书·食货志》里头就记载了一段当时西汉中期大儒董仲舒的一段记载，说，至秦则不然，商鞅改帝王之制，然后，废井田开阡陌，民得卖买，确实反映了说，商鞅变法确实是一个具有非常划时代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商鞅的这个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土地买卖，这是在亘古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