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茅盾的社会批判性【内容提要】茅盾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发展到关键时刻，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倡导建设新文学的理论体系，提出了当时最切实可行的“为人生”的“进化的文学”观【关键词】为人生社会批判生产力茅盾是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他为中国革命事业、中国新兴的革命文学事业奋斗了一生，不仅留下了大量杰出的文学作品，而且在文学期刊、报纸副刊的编辑理论与实践方面，也多有建树。
他建构的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其创作也成为实践这种理论的典范。
“五四”时期，茅盾正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诸多编务中，他着重做了三件事:一是助编《学生杂志》，介绍科技小说，倡导革新精神多；二是主持编著和译介了大量世界进步文学作品，以充实和增长新文学的力量;三是主编并改革了《小说月报》，发表白话作品，肩用新式标点符号，介绍新派小说，使之充满新的文学革命之正气。
这三件事在当时都属于新学，从中可见他一贯顺乎潮流，应乎时代和“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思想与准则在“五四”新文化浪潮中，著盾正是这样迎风逐浪，开始他早期的文学事业。
20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处于大变动大动荡的历史时期，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汹涌而来，各类文学团体和文学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茅盾的文学理论上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他是以《学生杂志》、《小说月报》等刊物为阵地，投身“五四”新文学运动洪流之中的。
他发表了大量的文艺杂论和译介文章，向封建旧文学旧思想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同时以《新青年》为大本营的文学革命倡导者们取同一步调，而在稍后，则在许多方面更超越了他们，开始引导着“五四”文学革命不停顿地向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的“革命文学”过渡，推动着中国新文学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茅盾在以民主与科学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与《新青年》同人坚持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反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以争取“人”的解放的步调是合拍的。
尤其可贵的是，一开始他就自觉地把思想文化革命同改革社会、振兴中华、创造文明的政治抱负和爱国宏愿结合起来，同全球风靡的新思想新文化以及创造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的博大胸怀结合起来，初步显露出他的思想认识是向着时代的深度和高度挺进，表现了他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忧患意识的高涨。
当他１９２０年正式从理论上致力于新文学的倡导时，便将文学革命同思想革命同“再生我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想结合起来。
他当时明确地认识到“新思想一日千里，新思想是欲新文艺去替他宣传鼓吹的”（1）；倘能坚定地踏着文学革命这条路走，那一定能使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发皇滋长，开了花，结了果实”，而这“艺术之花”又能“滋养我再生我中华民族的精神，使他从衰老回到少壮，从颓丧回到奋发，从灰色转到鲜明，从枯朽里爆出新芽来”（2）。
他还“代国内有志文学的人宣言：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世界文学中争个地位，并做出我们民族对于将来文明的贡献”（3）。
基于这种宏伟目标，所以他在大量译介外国文学的同时，积极探究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主张，致力于新文学思想的创建。
如果说，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期，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提出了较系统的新文学主张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期即１９２０年前后，茅盾便结合新文学发展的具体情况，博采西欧新文艺思潮之长，对文学革命主张，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并初步形成了具有自己思想特色的新文学理论体系，给予“五四”时期文学的创造与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五四”爱国运动后，“新青年”派对文学理论主张的探讨，当时除了李大钊于１９２０年初在成都《星期日》上发表的《什么是新文学》具有一定的思想理论价值外，其他的主要成员如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在文学思想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建树，而胡适、周作人的文学主张甚至还有些倒退。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日益扩大，“新青年”派在思想信仰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发展到后来，“新青年”团体从组织上解散了，虽然有的成员继承《新青年》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彷徨中前进，但毕竟成了散兵游勇布不成阵；还有的成员离开了新文学战线或背离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正确方向而向右转；当然也有些骨干成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他们已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运动和实际性的革命工作了。
正是在“新青年”派倡导和发动的新文学运动面临着新的课题的紧要关头，茅盾以新的姿态，崭露头角，很快成了新文学理论的积极探索者和鼓吹者，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实践者和领导者之一，成了新文学运动中最卓越的文学理论战士。
茅盾在“五四”时期提出的文学革命理论的核心是什么呢？简言之，那就是“为人生”的“进化的文学”观。
他在《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一文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我以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
进化的文学有三件要素：一是普通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
”茅盾作品的批判性有其特色一：批判对象的宏大。
他直接触及现实社会，关心如何解决社会中的普遍性问题。
批判对象包容各个层面，人物之间又是错综复杂。
特色二：通过显示时代画面和塑造典型形象来完成。
他能把人物放置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完整现实中，多方面刻画其典型性格展示其复杂的“社会关系”。
如：历史小说创作的创新，不仅表现在能用深刻的寓意来针对现实，赋于历史和传说人物一种新的现代意识，注意作品描写的典型化，而且注意了使自己笔下的反抗形象更富有亮色，在技巧上“也较为圆熟。
”（4）没有鲁迅那种孤独感，更没有那种感伤情调和忧郁色彩，但对新反抗形象充满着一种“亮色”。
吴用在作品中没有出场，但作者通过玉臂匠金大坚以及圣手书生萧让在秘密私刻石揭过程中的对话，使我们见到了吴用在斗争中讲究策略，对斗争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特色三：经济视角的切入使其创作在社会理性分析层面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说鲁迅的主要意义在于精神破坏( 批判国民性)，而茅盾的主要意义在于精神与物质的创新(创造工业文明及其资本家)，也就是说，茅盾是在生产力意义上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作家。
这种历史进步性在当代中国，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体现出非常深刻的生产力意义。
所以，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有生产力意义的作家。
茅盾文学创作对于当下中国的生产力意义，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亮点。
特别对于现在不断发生价值观念变化的当代中国来说，更值得研究；再则，这个特点在茅盾那里又是非常突出的，这本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这种新生的生产力意义也就是运用西方管理手段和先进的生产工具运作现代企业，参与金融、证券，以通过金融衍生品的短期投机——这也是当代西方最有风险的金融期货投机手段(注：90年代末期索罗斯在香港的金融衍生品期货投机以及英国金融机构在新加坡的金融衍生品期货投机及其惨败，就证明这种金融投机至今仍然具有其强大的市场意义。
)，来进行企业融资，以促进企业的高速发展，促进资本的快速增值。
《子夜》的中心线索是吴荪甫的实业发展：吴荪甫实业发展依靠的是从德国学成的现代管理科学；生产工具上采用的是意大利先进的纺织机械；同金融界的紧密合作比如与杜竹斋；与同行的资产重组，比如与王和甫、孙吉人等人组建益中实业公司；对劣势资本的合同胁迫重组，比如对朱吟秋的吞并；对企业管理人才的识别与使用，从文学形象上来理解也许更符合我们的职业习惯。
并且这种理解，最容易为人接受的就是社会现象本身的例证。
阿Q系列与吴荪甫系列具有根本意义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阿Q是过去的，是属于封建社会的，吴荪甫是未来的，是属于封建社会以后的社会的；阿Q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于中国历史的停滞及其倒退，新时期以前一直如此，并且在新时期开始后的一段时期内都没减弱；但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这种社会意义已经越来越弱了(超时代的阿Q形象的哲理心理意义不在此论之列)；当封建社会在中国成为历史陈迹的当下，在中国驶入现代社会进步轨道的当下，正如人们所发现的：阿Q越来越少，吴荪甫越来越多了。
并且，当中国人已经在物质上充实起来，当市场经济已经左右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当君治、人治、非法制的社会越来越成为历史，当中国真正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彻底无缘以后，当每一个人真正为自己作主、为自己的发展奔走的时候，当下中国弥漫的早已不是阿Q的奴性、愚昧、麻木、精神胜利、自欺欺人，中国农民已经成了鲁迅理想的“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2）里的人了。
80年代初期何士光短篇小说《乡场上》的冯幺爸形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冯幺爸有了自己的土地，他成了自己的主人，在乡场上站起来了(注：这也是当下某些长期从事启蒙文化的学者感到不同程度失落的地方：启蒙的对象已经不在了。
)；当下中国弥漫的已是吴荪甫作为企业家的野心、谋略、手段、勇气、信心、失败、挣扎、赌博、沮丧、逃避、企图……这个例证不用到文学作品中去寻找，中国现在到处都是。
这是一个崇尚生产力的时代。
这是一个物质、行动、操作、求实、创新的时代，而不再是一个精神、思想、意识、注经、守旧的时代；这是一个鲁迅所梦想过的时代，既不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也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是“第三样的时代”；这是吴荪甫们称雄的时代，再没有什么神仙皇帝，企业家已经成为当代群雄(注：当然当下中国还有许多精神被忽略的地方，还有许多历史前进时期的必然的片面问题)。
在表现中国现代意识上，茅盾和其他的中国现代作家也有其显著的区别：大多数作家都以启蒙主义作为宗旨，提倡人道主义、个性主义，鲁迅把这叫做“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5)，郭沫若的个性主义，巴金、老舍、曹禺的人道主义……当然，茅盾也是提倡人道主义的，但与上述作家不同的是，茅盾的现代意识中还有更为鲜明的产业意识、金融意识。
而这一点，甚至可以说茅盾在现代作家中仅是惟一。
总之，作为一个社会批判型现实主义家，茅盾具备了同时代其他评论家所鲜见的一种壮阔的胸怀，一种远大的眼光，一种文学上的历史的宏观能力。
他的“五四”文学理论建树对“五四”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是功不可没的。
参考文献:（1）《小说新潮栏宣言》，１９２０年１月《小说月报》第１１卷第１号。
（2）《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小说月报》第１２卷第１２号。
（3）《新文学史料》第３辑第７５页。
(4）张平,评几篇历史小说，《现代文学评论》第一卷第三期，1931年6月10日（5）鲁迅, 文化偏至论[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