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背后的真相《信睿》2011/06 作者:张伟那场暴风骤雨已经从郭长兴、刘福德或老丁太太的脸上消失了。
当蒋樾见到他们时，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的这些老人都已经走到了人生尽头。
他们花白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穿着干净的衣服，坐在螺丝店里、轮椅上或是毛主席画像前，笑容腼腆，说话轻而谨慎，仿佛在努力压制着藏在他们体内那段洪水般凶猛的历史。
但往事从没有真正平息，刘福德清楚地记得，地主“韩老六”住着并不是很好的房子，老丁太太则对自己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力念念不忘。
六十多年前，暴风骤雨从这些普通人身上呼啸而过，卷翻了他们生活的元宝村，并从这里涌向全国。
当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和同名电影随着新政权传遍全国时，他们都成为一种符号。
这个符号试图让人看到的，既有旧社会的苦难和不堪，也有新社会的优越和希望。
也就从那时候起，位于东北一隅的小村汇入了时代巨流，随之起起落落。
真实的元宝村和真实的往事都遮蔽在巨流下面，被许多人咽到肚子里。
等到2005年蒋樾来到这里，打开录像机时，其中一些往事，已经被带进了棺材里。
但那些还活着的人，却吞吞吐吐张开了嘴。
他们翻检旧事，凑出了一个外人从未真正进入过的元宝村，拼出一场暴风骤雨的真实样貌。
工作队在全国第一支土改工作队到来之前，元宝村像大多数1946年春天的中国村庄一样，贫穷、安静，还有些压抑。
多数人为了生计而忙碌：浪荡汉赵光腚穷得穿不起新裤子；长工张殿荣给人卖力气谋生；即便是地主韩凤歧，也要靠养猪和老婆替学生们做校服来赚些外快。
在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中，这里被称作“元茂屯”。
这个草屋顶上长满青苔的地方，正度过暴风骤雨前最后的宁静。
离韩老六被批斗还有段日子；后来成为农会主任的郭长兴，此时还是郭孩子，穷得叮当响。
那个某种程度上改变他一生的作家周立波，还没有进入他的生活。
但风正向这里吹来。
曾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老人张向凌记得清楚，当时中共东北局的决议是：干部们脱下西装和皮鞋，丢开汽车，成立工作队，到乡下发动群众。
他们的目的，用纪录片《民主东北》的话说，是“用一切力量帮助被压迫的群众翻身”。
工作队是被一架马车拉到元宝村的。
有人记得，时间大约是正月刚过。
也有人记得，时间似乎是7月份。
电影《暴风骤雨》用人们熟悉的手法记述了这个场景。
一身正气的工作队员向和气的乡民借住，并得到了热切的回应——这应该是真实的，与此相交错的是另一种复杂情绪。
这种复杂情绪在后来讲述的老人们嘴里流露出来：老实巴交、甚至还有点懦弱的元宝村人，对这些陌生人客气而狐疑。
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生活得都并不舒适，需要改变。
跟着工作队来到元宝村的年轻人于洋，后来成了《暴风骤雨》的主演。
他记得，这里房子四面透风，冬天格外难过。
但鼓动这些看起来受尽苦难的农民起来反抗，却并没有想象中容易。
比如，当一个给韩老六扛活的农民被反复问及他的悲惨遭遇时，竟然没头没脑地说：我给他扛活他给我钱啊。
在这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庄稼汉子来说，“我没有钱雇他，我就得给他干”是最朴素的逻辑。
至于“压迫”、“团结”这些工作队员带来的新鲜词儿，他还太陌生，听不大懂。
结果，在工作队员热情宣扬的当口，农民们就在边上懒洋洋地打架、抽烟，或是互相嘀咕。
电影《暴风骤雨》记录下这个令人尴尬的时刻。
以至于头一个月，工作队员都闷闷不乐的。
“群众挺难发动的，光发动群众发动了一个来月。
”直到采取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手段，这一切才有了改观。
一个叫小王的通讯员，隔三差五就到郭长兴家。
那时候，郭长兴住在韩老六家路南，一趟“小趴趴房”，一看就是穷人家。
帮他扫院子、挑水，交朋友。
从其他地区调到新成立的“元宝区”担任区委副书记时，周立波38岁。
据说，他喜欢到村民家“唠嗑”，坐在炕上给他们说笑话，教他们唱革命歌曲。
对周立波，元宝村的村民并没有谈论太多，只记得他是工作队员，口袋里总是装着笔和本子，抄抄记记。
等到郭长兴（小说中名为郭全海）、韩老六和元宝村一起，随着周立波的小说红遍全国时，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周立波是个作家。
动员最开始的交流，是在一夜接一夜的思想工作中进行的。
苦大仇深、非常穷的人，成了最明确的团结对象。
这是“压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众”——当然，这是工作队成员事后回忆的措辞。
几十年后，农民刘福德则用了另一种表述：“有些人品质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他能帮着把这个运动掀起来，有那么点积极作用吧。
”说这话时，刘德福穿着一身整齐的蓝色劳动布衣服。
面对镜头，他脸上不时露出生活馈赠的略带油滑的笑容。
这些吃不上、穿不上，外面有饥荒甚至要饭的人，被乡村们称为“穷头儿”们。
一个后来在某市党办工作的工作队员，则选用更直白的语气坦陈：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多。
“工作队来了，油头滑脑地给你汇报很多工作，把他当成积极分子，这种情况也有。
”事隔多年，于洋说起这个来还有些懊恼。
对这样的人，他引用了当地流行的称呼：“二流子”。
对象选定以后，宣讲开始了。
电影《暴风骤雨》里，这个场面是饶有意味的：周立波对着一群表情略显迷惘的听众宣布：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穷哥们，伪满苦害咱们14年，大粮户压迫咱们好多辈子。
“如今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
”鉴于批斗也是一门需要后天启发的技巧，宣讲会之后又出现了训练班，内容也延续了贴近群众的宗旨。
周立波学着用东北话跟大家算账，教大家明白“地主怎么剥削人”。
“农民的觉悟很快就发动起来了。
”说到这里，当年的工作队队员有些兴奋。
不过，最能激起阶级仇恨的是诉苦。
这是一名昔日农会干部对着摄像机总结的经验。
因此，当外号“赵光腚子”的农民赵玉林站出来，要“主动说说心里话”时，局面似乎即将打开。
用于洋的话说，敢和地主阶级来斗争，来清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老辈人都还记得赵玉林。
在北庙扛大活，“老棉裤都坏了，大伙跟他闹笑话”。
他声泪俱下的诉苦也被拍摄进电影《暴风骤雨》里。
工作队员的评价是：诉苦诉得不错。
接下来就顺理成章：一个接一个的诉苦者，越来越激动的表情和动作。
最后这些原本就存在、或是被牵引出的苦难汇成一句话。
电影《暴风骤雨》里，一个声音喊道：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
事后看来，当地人面对这种突然到来的风潮，情绪复杂得很。
当高凤桐戴着黑框的老花镜回忆时，他记得，工作队员找了他好几次，听他唠嗑。
“那就照实说呗，咱也不会编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这个笑容憨厚的白发老头沉吟了会儿，补充道：“咱也不知道后来能枪毙那么多人啊。
”“早知道枪毙这么些人的话，咱也撒点谎，大罪化小罪。
”说完这句话，他陷入暂时的沉默。
而电影里，工作队员找到“郭孩子”时，他这样回答：“那就把韩老六抓起来，崩了他。
”地主郭长兴对韩老六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走道老是戴着帽子，穿长布衫，拄着棍，高挑个子，走道“板板整整的”。
电影《暴风骤雨》里，被称作“韩老六”的这个地主分子，正是这样一副形象。
郭长兴家租种着韩老六家的地，据说两家“的确有阶级仇恨”。
而在周立波广为流传的小说和同名电影里，韩老六被塑造成奸猾、贪婪和凶残的恶霸。
这大大鼓励了在更广大地区推动土改运动的进程。
对这个“满洲国治安农会会长”、“韩保长”，人们的记忆参差多态。
他是外来户，高凤桐数了下，他在这里干了6年，“也是群众选的”。
高凤桐记得，韩老六家“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
他的老婆在小学教音乐，放学回家没啥事，给小学生做点校衣。
与电影里住大房子、满屋宝贝的生活不同，村民吕克胜的记忆是，韩家有那么三间小草房，高矮有棚那么高。
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有点儿玻璃”。
“韩老六实际上他妈的也没有啥，”一个老人说到这里特意放低了语气，“和那个书上写的不一样。
”关于韩老六的话题，引起了人们对“地主”们的集体回忆。
打从记事时起，高凤桐注意到，那些有名的地主，比如李兴广、贾明其和刘罗锅子，虽然家里有车有马，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两个钱就买点地，攒两个钱就买点地，都是这样的地主”。
农民刘志国也对地主们“一块豆腐割两半吃两顿”的情景印象深刻。
那时候，一块豆腐一分钱。
刘志国还记得，一到清早，地主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扎个绳子，“一弯腰都露肉”。
被没收了家产的“原地主”李茂修，也终于敢公开自己的抱怨，尽管声音还有些低沉：“我苦苦挣来的，省吃俭用，没有偷没有抢没有劫……”甚至于，连工作队的年轻人于洋一开始也产生了疑问。
刚开始，他想不通：地主们也有劳动啊，干嘛对他们这样，分他们财产，分他们的土地。
后来，经过老同志们的指点，他才受了“教育”。
农民们也许是太过宽容了。
做动员工作的时候，讲到地主的罪行，农民们也会附和着说“地主剥削人”。
可接下来有的人话锋一转：人家到时候铲地铲最累的时候，割地割最累的时候，那也真犒劳。
这让积极分子郭长兴至今还抱怨：“工作队就觉得，这时候你说这个干什么？”“只能说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点儿，这是真的。
也得去劳动，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
”刘德福操着一个老人特有的缓慢语气，试图总结这段历史，“不过你可以想象，两极分化，必然到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人想要改变它不容易。
”但改变这种分化的努力，却雷厉风行地开始了。
电影《暴风骤雨》里的口号是这样喊的：“乡亲们，工作队来到咱们屯，就是要和大家一道闹翻身，斗地主。
”批斗在刘福德看来，《暴风骤雨》这个名字，取得“相当对”。
因为他所经历的那场运动相当激烈。
不过，被周立波在书里有意无意遗漏的那些细节，用他的话说，“挺残酷”。
“那时候叫武装土改，”于洋介绍说，“每个人都有枪。
”而土改的过程，也就是“和地主阶级为代表的阶级对抗、斗争”的过程。
对抗和斗争的确激烈，这从一个老人的回忆可以得到印证：当时，人们要出远门需要开路条，否则“有问题的不都跑光了吗”？年轻的李茂修摇身成了地主，过去的街坊邻居们把他围住，“房上、院里、街上，尽是人”，对他指指点点，还有人要上去揍他。
这几乎是人们所能记起的斗争中最平和的一幕。
此时，群众已经“运动起来”，跟地主像打仗一样斗争。
有时候，当“老百姓全都上去就要打”的时候，工作队员会去维持会场。
其中一个人的理由是这样的：你打死了就没有批斗对象了，不是一次批完，要三番五次地批。
一名后来担任过某省省委书记的老人，对斗争进行了自己的分析。
“一个他受剥削，”他说，“一个他怕地主报复。
”“扛着镢头去刨啊。
”这个当时在某地任职的老干部感叹：“农民起来拼命的话，我就怕，我怕惹大祸，你要让他起来，又怕他出事，难。
”当时，许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镇东门外枪决，据老人们说，有时候，元宝村和相邻的钢铁村会“两家撵（比）”，“你毙一个，我也毙一个”，最后，两个村不得不合为一个村。
而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运动当中，“我们没有那么太落后”。
老人们也回忆起一些无法证实的小故事，成为这段久远历史的惨淡注脚。
高凤桐记得，他听得见附近学校的平房里，晚上整宿传递出打骂声和求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