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资本的研究摘要：社会资本开始作为一种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理论为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所重视。

本文从社概念的起源、概念的界定、测量等方面介绍了社会资本。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理论界对社会资本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上的研究，回顾了国关于社会资本研究的起源、以及研究的最新动态，并在回顾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国关于社会资本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社会资本；测量；取向；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资本开始作为一种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理论为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所重视。

由于学科的知识背景的差别和学者们研究领域的不同，在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时侧重点也存在着差异。

有的侧重研究社会资本的功能，有的则从组织和结构的意义上进行研究，有的则侧重社会资本的社会制度的意义。

虽然社会资本的概念没有得到统一，但并不影响它在学理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研究者们都试图将这个概念所涉及的容与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联系起来，并力图通过它来解决有关学科和现实中遇到的疑难问题[1]。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是由莱达·贾德森·哈尼凡（Lyda Judson Hanifan）于1916年描述乡村学校共同体中心时第一次使用的[2]。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其经典著作《美国城市的兴亡》一书中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来解释由密集的社会网络构成社会资本促进了社区的公共安全[3]。

经济学家伦·劳里（Glenn Loury）以及社会学家伊万·莱特（Ivan Light）在20世纪70年代运用“社会资本”分析了美国市中心贫民区经济发展的问题[4]。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并首次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表述——“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1]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推广“社会资本”的利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他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却有是相当模糊的。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为结构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5]。

科尔曼的定义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用社会资本的功能为社会资本下定义，在逻辑上混淆了前因与后果，由于后来的研究者非批判地接受了科尔曼的定义并因而重复了他的错误，由此引发理论性不足，过于简单化和缺乏概念表述的论点，且至今仍在困扰着社会资本领域的学术研究[6]。

在布迪厄和科尔曼分别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以后，研究者们又从不同的侧面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界定。

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强调了社会资本的起源和性质，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

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

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6]而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Putnam)则从社区为视角，提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性，例如信任、规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益。

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

”[7]罗纳德·博特（Weiiman Barry）以网络结构为重点，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高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

他称之为“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它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8]，亦即“结构洞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源理论的创建者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队员的资源[9]。

目前社会资本的概念虽然无一个权威性的统一的定义，但各个方面基本上认同普特南的定义，即把它理解为“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协同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和网络。

”[7]这个定义包括了社会资本概念上三个不同的方面——规、网络和结果。

这个定义的优点在于它结合了社会资本的三个方面，使它成为一个有趣并且令人振奋的概念。

而缺点也是存在的，即将本来应该区分开来的，在概念上不同的事情组合到了一起，最好应该研究它们的非理论关系。

社会资本类似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它们都是通过积累而成的，具有规模效应，需要不断更新而且具有生产性。

同时社会资本与三者也存在着差异性，首先在使用上可以达到互惠的效果，其次是不可让渡，具有个性，是与拥有者共存并有一定的使用围；第三，具有可再生性，是非短缺的；第四，其作用的发挥是直接通过不同主体间的合作实现的；第五，其作用不仅体现在生产价值上，而且体现在有关方面可以共享收益，体现在对共同体的维持和促进上。

因此虽然社会资本有所有者，但是其利用的效果更具有社会性，收益有更大的扩散性[10]。

二、社会资本的测量社会资本的研究虽然在各领域都受到重视，但是对于如何测量社会资本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

缺乏对社会资本测量形成共识是社会资本研究的一大弱点。

总结学术界对社会资本测量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测量社会资本的一种方法是在某一社会中对群体和群体成员进行普查。

罗伯特·D·普特南曾利用各种各样的人口普查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对美国体育俱乐部、保龄球协会、文学社、政治俱乐部以及类似群体的成员规模作了追踪观察，通过统计公民社会中的群体数量对美国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测量[7]。

测量社会资本的另一种方法是利用有关信任和公民参与的社会调查资料。

社会资本的储备量似乎一直在不断地增加，但是这种现象很可能只是一种主观的估计，甚至还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因此需要借助其他资料，譬如关于信任和公民参与的数据，来测量社会资本[11]。

福山在前面两种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种测量私人企业中社会资本量的方法，即考察公司在接管前后的市场评估价值[11]。

林南在建立社会资源与地位获得之间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测量“接触的社会资本”可以有定名法（对容或角色进行抽样）和定位法（对等级地位进行抽样）两种方法。

定名法是一种在网络研究中广泛利用的研究方法，其一般技巧就是向个体自我提出一个或多个问题，询问其余熟人的一些情况：角色关系、交往容或者关系亲密程度等。

定位法则是有林南和杜明首先提出，是先对社会中常见的结构性地位（职业、权威、工作单位、阶级或部门）进行抽样，然后让回答者指出每一个地位中（譬如跟自己熟悉）的熟人（如果有），另外再确定每一个地位上个体自我与熟人的关系[12]。

三、社会资本不同取向的研究从上述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的区分来看，虽然所有的研究都是以社会资本作为对象，但是在研究视角上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其中所包含的理论逻辑也不尽相同。

现有的社会资本的研究可分为微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三种取向[6]。

（一）、微观层次的研究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是嵌入自我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社会资本理论讨论的是个体自我通过社会网络（自我包括在）调动资源的潜力，其所关注的是在特点社会结构情境中的个人行动的结果[6]。

格拉诺维特以对马萨诸塞洲的调查为基础，对以往的求职研究作出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流动的网络理论。

其“弱关系的力量”的假设在求职研究中颇有解释力[13]。

社会资源论的首创者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以社会资源为表现形式，在个人资源之外对地位获得起着显著的作用，即社会资本从接触和动员嵌入性资源两方面增加了获得交好地位的机会[14]。

笔者认为，科尔曼、波茨、格拉诺维特、林南、边燕杰等在研究社会资本的功效的理论都是坚持这种微观的研究层次。

(二)、中观层次的研究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是结构的观点。

在这个层次上，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是社会资本特定网络的结构化，该网络中各自之间联系的状况以及资源作为特定结构的结果从该网络中产生出来的途径。

与微观层次研究不同，中观层次的研究关注的不是组成网络的个体自我，而是网络形成的过程及其分配结果[6]。

博特的结构空洞理论是社会资本中观层次上的一个重要理论。

博特1997年在其《结构洞》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社会网络中存在着“结构洞”，而且关系强弱与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多寡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竞争行为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不是资源而是关系，即只有占有较多结构洞的竞争者的关系优势才大，才能获得缴丰厚的收益[15]。

贡德拉赫和托珀在丹麦对托克维尔模式的“典型”正式组织和他们所谓的网络协会的研究及巴顿和西弗曼对普遍爱好社群的研究也都是从中观层次进行社会资本的研究。

另外，所有以组织为社会资本的基本分析单位的研究（如Knote,1999;Podolny & Castellucci,1999;431445;Uzzi & Gillespie,1999:446459,等）都是属于这个层次的[15]。

（三）、宏观层次的研究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被称为嵌入结构的观点。

在这个层次上，社会资本理论探讨的是特定社会资本网络包含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方式，以及包含在更大的文化或规体系中的方式。

它所关注的是“外在”文化、政治和宏观经济对网络中的社会联系的性质的影响，对网络结构的影响以及对网络构建、变化和转移的动力的影响[6]。

布朗认为，社会资本的嵌入结构观点重要出现在文化社会学的经济研究中[6]。

布朗1997年提出工业化结构理论，从需求方面考虑到了影响社会资本网络的文化要素[6]。

泽利泽批评一般经济社会学者为“结构绝对主义”——把一切还原为社会结构关系和网络。

泽利泽也反对文化绝对主义，而要求一种把结构、经济和文化因素都考虑在的均衡方法[6]。

朱金和迪马基引入了政治嵌入（经济行为总是在更大的政治背景下进行）和文化嵌入（经济假设、规则和理性化是受文化限制和塑造的）的概念[6]。

如果将一切试图用社会资本的概念解释一个社会、民族—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型都归于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的畴，那么福山和普特南的研究也就属于这一层次研究的典。

福山将社会资本——组织网络、集体价值和文化规——看作是宏观经济绩效的主要决定因素，认为特定的“组织技巧”及其以来的信任关系支持着经济成功的不同社会机会。

福山的理论试图用经济文化的分析方法对主流的经济理论加以补充[11]。

普特南强调的是国家对社会资本。

普特过对意大利北部治理得好的城市和意大利南部治理得不好的城市进行比较，在分析造成政府质量出现巨大差别时，发现“最好的预报因子就是阿克斯·德·托克维尔设想的那种强大的公民参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