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艺术类】【打印】【保存】“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与文学实践{HYPERLINK \l ""|乔以钢/【专题名称】【专题号】J2【复印期号】2008年12期【原文出处】《》(津)2008年4期第40～47页【英文标题】The Rise of the “Female Nationals”: Female Subjects in the LiteraryPractice in Modern China【作者简介】乔以钢，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刘堃，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生。

（天津300071）【内容提要】近代中国思想界对“国民—国家”关系的建构，个体国民身份在政治话语中的确立，为近代女性谋求新的身份认同开拓了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

近代先进女性也正是在这种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中，通过女性与国家之间责任和权利关系的辩难以及性别角色与国民身份的博弈，确立了独立的个体身份——“女国民”。

尽管这一概念并未形成系统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政治理论，但她们通过别开生面的文学实践，一再言说和强化着这一主体身份，形成了声势颇为浩大的“女国民”话语；同时也因对“女权”、“民权”、“天赋人权”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在相关话语场的内部形成了富有意义的张力。

Owing to the appeared relationship of "national-n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individuals in modern China, the modem Chinese women began to seek for the new identity- -female nationals by discussing the women rights and duties on national issues, especially from gender aspect. Even though the woman identity of female nationals did not form a systematical or practical theory, the literature practice relevant to female nationals strengthened this identity, finally produced a powerful discourse. However, the different comprehension about the concepts of feminist, national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made the discourse possess multiplicity to be expounded.【日期】2008-05-14【关键词】//////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交往，迫使知识分子不得不以西方“民族国家”概念来重构“国家”的理念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这一思想界的重大变化，对女性的历史地位构成巨大的冲击。

此前，传统中国的女性几乎没有独立的个体身份，所谓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她们也更无法以主体身份与“国家”之间建立联系①。

而近代中国思想界对“国民—国家”关系的建构，个体国民身份在政治话语中的确立，为近代女性谋求新的身份认同开拓了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

一些先进女性也正是在这种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中确立了独立的个体身份——女国民②。

由此，女性以被赋予的国民权利和国民责任为名，重新进入历史，而这也奠定了此后百余年女性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基本模式。

一、责任先于权利：女性被国家“征召”的前提有关“女国民”身份的内涵，从维新时期到辛亥革命时期，男性精英和女性先觉者们存在着既有一致也有分歧的理解。

维新时期，男性思想精英以民族国家为本位，提出戒缠足、兴女学的妇女解放思想主张，是为了张女子之用，来实现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功利目的。

张之洞曾感叹中华两万万妇女因为缠足而“废为闲民谬民”，只能坐而衣食，“不能直立，不任负载，不利走趋，所作之工，五不当一”，就是从国权的维护以及国富的角度来审视女性的身体价值③。

康有为的请禁裹足也是基于“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

回观吾国之民……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④的逻辑推理。

黄鹄生指出妇女缠足的弊端，在于“皆成废疾，不能教子佐夫，而为之夫子者亦只可毕生厮守，宛转牵连，无复有四方之志……是缠足一事，刭天下妇女之足者患犹小，丧天下男子志者患无穷也”⑤。

他们对缠足的否定不是出于女性本位的人道关怀，而首先是因为缠足使女性成为无用的废人，不仅不能相夫教子，而且成为男性的拖累。

这种忧惧妇女缠足可能导致弱国弱种并拖累妨害男性生产力的发挥的论调，显然并非从女性的身体权益着眼，也不是出之以美学标准的反省，而是以民族国家的兴亡作为唯一的考量尺度，功利目的和政治计算才是这场运动的核心⑥。

女学的倡兴反映了同样的运作逻辑。

梁启超的《论女学》，提出“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

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

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

作者对女学的提倡出于“母教”之用，以此“智民”进而“兴国”。

同时，他还以务实求用的标准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女学，认为深藏闺阁、侍弄文字的女性“终身未尝见一通人，履一都会，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以此从事于批风抹月、拈花弄草之学”，“本不能目之为学”；真正可以称之为“学”的东西，必须能够“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⑦。

讲求实学、以期致用是这位维新思想家倡兴女学的唯一宗旨。

这种将国家命运关联于妇女的实用知识技能及其所具有的生产力的议论，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意识的钳制，同时也使女性的存在价值工具化。

这显然是一个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它不单反映国际竞争形势在当时给中国造成的极大压力，同时也揭示了“国权”逾越“父权”而直接对女性进行询唤与征召的历史进程。

在性别观念层面，鼓吹社会改革的精英男性把通过废缠足、兴女学来改造传统女性作为拯救国家危亡的途径，其深层隐藏着的另一层含义是传统的“女祸论”：把国家衰弱的责任推给羸弱、愚昧的无用女子。

在此，传统中国女性的形象作为象征性符号，类比于传统中国的国家形象：裹着小脚的传统中国女性不再轻盈美丽，而成为羸弱的象征；无智无识的传统女性形象对应于落后的、不开化的国家形象。

这样的立场，也为当时的女性先觉者所遵循。

或者说，女性顺应男性的主流话语，甚至通过承认男性对女性的“无用”、“误国”的指责，发展出女性成为国家有用之人以尽国民责任的要求。

胡彬在《论中国之衰弱女子不得辞其罪》中呼吁：“夫二万万女子，居国民全数之半者，殆残疾无用，愚陋无知，焉能尽国民之责任，尽国家义务乎……自今而后，凡我女子，苟人人以中国之患难为己之患难，中国之腐败为我之腐败，抱此思想，达其目的，则中国兴如反掌耳！”⑧香山女士刘瑞平在《敬告二万万同胞姊妹》篇首坦陈：“呜呼，同胞同胞，中国亡矣，汉种奴矣……吾不暇责专制之君主……吾惟痛哭流涕而责我有责任有义务之国民……吾今敢为一言告我诸姐妹曰：今日国亡种奴之故，非他人之责，而实我与诸君之罪也。

”篇尾“则请与诸君约：誓须独立，誓尽义务，为国家吐气，为种族雪耻”⑨。

这种把国家积贫积弱的罪责单方面归于女性一方的论调，一方面体现出男性主流话语对女性思想观念的宰制，另一方面确也反映了女性希望以承担国家责任来获得国民主体身份的急迫心情。

在此情境下，以女性为本位思考、较为全面展开“女国民”内涵的思想，恐怕还要等待“女权”概念的传播与成熟。

二、从“天赋人权”、“男女平权”到“权责并举”“女国民”内涵的全面展开从1902年起，“女权”变成了妇女解放论的口号。

倡导女权的男性知识分子以马君武和金天翮为代表。

马君武在译介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学说的过程中，较早关注了男女平权思想。

1902至1903年，他翻译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女权篇》，并译述了英国哲学家穆勒(即其所译弥勒约翰)的《女人压制论》和西欧社会民主党《女权宣言书》中关于男女享有平等权力的思想主张。

斯宾塞《女权篇》开首即云：“公理固无男女之别也”，认为人类不分男女，均享有平等之自由，“男女同权者，自然之真理”。

根据天赋人权的理念，女人当与男人同样享有参政权，所谓“与妇人以政权，乃自第一感情(指自然——引者注)而生，因人生当依平等自由之天则，以获人类之最大幸福，故不得不尔，固非第二感情(指习惯——引者注)之所能夺也”⑩。

马君武把男女平权与民主共和相提并论，认为欧洲之所以能够进入近代文明社会，是因为经历了“君民间之革命”与“男女间之革命”这两大革命，要改变“人民为君主之奴仆，女人为男人之奴仆”的专制国家状况，“必自革命始，必自革命以致其国中之人，若男人、若女人，皆有同等之公权始”(11)。

这一论点把“天赋人权”逻辑内的“男女平权”与政治文明的程度隐然联系起来。

稍后，金天翮著《女界钟》于1903年8月在上海刊行。

这是中国妇女思想史上最早的一本全面系统阐述女权革命理论的著作，一经出版即在知识界引起极大震动，其理论观点频频被以后的妇女解放论者所引用。

《女界钟》引述的西方近代思想资源主要也是斯宾塞、穆勒等人由“天赋人权”引申出“男女平权”的思想主张，但它同时针对本土妇女的现状提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见解。

首先，作者主张民权(12)与女权密不可分：“十八、十九世纪之世界为君权革命之时代，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女权革命之时代。

”(13)他明确指出了“民权”和“女权”的延续性：西方国家首先发生民权革命，接着才发生女权运动；中国的民权革命既未实现，遑论女权革命，所以“两大革命之来龙，交叉以入于中国”(14)。

因此，在中国的革命目标中，“民权与女权如蝉联跗萼而生不可遏抑也。

吾为此说，非独为二万万同胞姊妹说法也，为中国四万万人民普通说法也”(15)。

其次，他称妇女为“国民之母”，身担养成国民品性的重责；同时，国家兴亡，不仅匹夫有责，“匹妇亦有与责”。

他把这种责任称之为女子的道德，而且是“爱国与救世”的“公德”。

与“公德”相比，守身如玉、相夫教子的“私德”具有的则是等而下的价值(16)。

作为国民的“匹夫”、“匹妇”，在对国家负有救亡责任这一点上是完全平等的。

这种观点既包含男女平权的思想，又对“女国民”概念及其意识的形成具有奠基性作用，可谓风行一时。

《女报》、《神州女报》等均曾屡加引用，在辛亥革命时期，激励着成百上千的妇女肩负起救国重任。

第三，他特别重视女子参政权利，认为20世纪女权问题之核心就是女子参与政治。

但在清政府专政下，男子尚不能干政，何况女子？所以他鼓励女子从事革命：“女子亦知中国为专制君主之国乎？夫专制之国无女权，女子所隐恫也……夫议政者，固兼有监督政府与组织政府之两大职任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