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艺术精神三千年中国书法艺术，经过秦汉唐的沿续与发展，形成稳定的传统。

它包括：书体系列，即书家兼善各种书体，古今共存，使传统成为永远伴随书法与创新的客观实在；楷模系列，即世代传承，各自领导历史潮流的名家，他们的艺术追求和成就，积淀而成为传统精华与象征；作品系列，它们是后人学习的典范，认识传统的媒介；技术系列，指复杂的系统的书写与法则，以保证传统的落实与延续；审美系列，指美的认知与审美价值取向，代表着传统的规定性，以及任何一种创新艺术风格的评价和取舍；观念系列，以此确定古法及楷模可以超越时间的永恒价值，代表古典的永恒之美，例如钟繇、王羲之的超然地位；理论系列，包括阐释、评论等各种服务于传统的理论，以及艺术背后的文化支撑。

作为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是围绕传统的理论系列展开的，它们的结构体系，以及可以概括提升的中国书法艺术精神，都是如此，他们的观察与论说，则以上述的传统系列为基础，本章所做的归纳叙述，也将循此思路进行。

一、艺术美及艺术哲学在古代中国，自然美是崇高的、被普遍认知并理想化的艺术追求。

绘画的自然美来自于形象，书法则表现为抽象。

而论其原始，也曾有过形象的历程。

其历程虽短，却成为其后书法艺术始终的自然美为终极目标的理论基础和启蒙。

最初的汉字形体，直接取材于天地万物和人，以简略绘画的各种图像，一一对应语言中的词，使人见而知其读音和涵义。

后来，再使它们做表音和示义的分工标识，不断地变化组合新字，形成以图像为基调的汉字符号体系。

在使用过程中，汉字形体的图像，经过统和协调改造，做到式样的和谐一律，在保留最简单的线性绘画特点的同时，还使线条有其相对独立的书写感，由此构成早期书法艺术画与写共存的二重性和自然美。

其后，汉字形体历经了二大发展阶段：一是从图像到图案的古典文字的持续改造，其表现形式是美化与规范化；二是破坏图案到抽象符号的近体文字的持续改造，包括正体隶、楷和俗体草、行两类。

各种书体之间的前后改造变化，都以“相似性”为保证，就象祖、父、子、孙的血统渊源与变化发展。

同时，造字之初的思想观念和自然美，也因为这种血统渊源关系的稳定而传沿下来，成为书写、审美、阐释的理论总则。

概括如下图示：自然——＞汉字形体——＞书法艺术上面的关系代表书法艺术的生成原理，具有较强的规定性；下面是书写和审美的理想与标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远离造字的“原型”之后，书法的自然美淡化为三种状态。

其一，图案化的篆书作为古典文字的代表，始终如一地沿续使用，其中残存的图像和书写方法，时刻在提示造字的本源，引导人们从字形当中认识、体验书法的自然美。

其二，以抽象的点、线、符号组织起来的近体文字，应该如何表现自然美？古人从飞禽、猛兽、人的健壮体魄与精神状态中，抽绎出力量、运动节奏等各种令人向往、令人赞美的生命形式，以点线的书写与风格式样去象征它们，并使字形相互关联，使作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三，自然美以天地万物为参照，有时会产生心理暗示，干扰书写的随机性与抒情，束缚艺术个性的充分展示。

对此，古人在更高的艺术层面，提出以人心归拟自然的理论，即从自然中寻找灵感，激发想象，使笔随着心意自由地驰骋变化，这就是书法中的艺术通感。

例如，张旭看到大漠的漫天风沙，震惊其无可抗拒的自然伟大，于是使草书象之；雷简夫夜间卧听江水暴涨，想像其波涛翻滚，巨浪掀合，上下奔逐的情景，无法表达渲泻心中的所想，于是起而奋笔疾书，感受尽出于笔下。

艺术通感的自然美不需要使点线与天地万物的生命形式对应，能使作品生动感人，就等于把握到自然美的精髓。

这种理论为近体书法带来无限的自由与张力，也更能反映其抽象美的艺术品质。

自然美的获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对传统的认知与把握，从字源、理论、书写技术等多方面做好必要的准备；二是具有天才的联想能力，以便迅速地唤起美感，并使心中所得转化为笔墨。

理论不限于书法艺术的自身内容，为了使其具有权威性，古人还从古典哲学中找到依据，使自然美做为法则、规律、本质而凝固下来，并成为人们的精神归依。

其原理是：自然——＞阴阳——＞刚柔——＞法象道——＞气——＞阴阳——＞骨力风神他们都是魏晋玄学思想的产物。

古人认为，自然规律的体现是阴阳相互作用、变易，阴阳的属性是刚柔，刚柔是构成书法艺术的基本要素，法象指书法的形式和内在品格。

书法亦名“书道”，代表其原理的深奥奇妙，道的原理是效法自然。

书法要有生气，生气能体现作品的旺盛的生命状态；气分阴阳，按照阴阳的互动和变易规律来书写，作品就有象人一样的强壮体魄和精神风彩。

上面的两条线索只是着眼点有所区别，原理完全相同。

非常有意味的是，自然美对书法艺术的影响普遍而久远，其哲学思想也能广被认同，但哲学的理论却不发达，始终停留在上面图示的框架之内。

这种情况表明，古人的感悟式思维有着充分的自由，而自然的广大能为其自由想象提供无穷的灵感和美的空间，以满足书写与审美的需求。

如果哲学阐释的理论发达，明确而具体，反有碍艺术感悟，这在书法理论的研究上，很有意义。

二、秩序与抒情在古代中国，社会需要一种以统治意志为核心的秩序，书法作为文字使用的具体形式，同样需要秩序，目的均在于稳定。

秩序需要权威与合理的对应物，于是古人想到昼夜寒暑、日月风雨等自然规律，从而使人世间的一切，都能成为宇宙秩序的表征，并取得永恒的意义。

秩序也需要理论的支持，于是有“天人合一”，有“礼乐文化”和儒家思想。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传播思想的文化工具，其书写与审美敢必然要体现其文化精神，以保持彼此的和谐和一致。

古人认为，学习书法艺术应该有两种观察，一是“观物“，能够做到体物致知，以自然为书法；二是“观我”，借助书法来修身立德，以达到理想的审美人格境界。

这种理想与完美的标准来自社会化的需求，它排斥任何与集体不和谐、不相容的极端个性化的追求。

就此而言，在秩序中确立自我和书法艺术的审美价值取向，带有鲜明的政治学、伦理学的涵义，使个人艺术追求具有弘扬与诠释教化的功能。

在中国书法史上，礼乐文化精神的影响至为深远，并成为书法艺术无可替代的最高准则。

按照儒家经典《礼记·乐记》的解释，音乐能够沟通天地，使人与天地和谐；礼制能够代表天地的秩序，可以象天地一样具有永恒的意义；奉行礼乐文化，即可以使国家在和睦融洽的气氛中得到治理也兴盛。

古人对书法的态度，与此完全相同，项穆《书法雅言》认为，书写和审美应该以“中和”为准则。

中是没有过分和不及，和是没有背离和怪戾，中和是一个整体的两个侧面，其道理如同礼要有所节制、音乐贵在和谐，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化需求使然。

书法能做到“中和”，就可以“同流天地”取得永恒。

刘熙载《艺概》评王羲之书法，具有天地阴阳、四季寒暑变化一样的秩序与和谐，原因即在于它的中和之美，进而肯定以中和作为书法共则永恒价值。

又，张怀瓘《书断》认为，王羲之书法奉行“中庸”标准，所以能“登峰造极”。

中庸，儒家思想哲学；“中”指天下正统。

庸，代表天下定理。

后人据此评论书法，认为离开孔子就不能言正道，舍弃王羲之艺术精神就不能谈论书法。

又唐太宗作《王羲之传论》，以“尽善尽美”为评，其中的美指能观察、体味的书法形式美，善指可以量说的思想性，也是取自儒家的思想。

书法是抽象艺术，强调思想性是为其艺术风格确立秩序。

以王羲之为楷模，使之成为能够约束、评价其他人书法的标准，使书法艺术活动因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向心力，在秩序中体现统治意志，满足书法的实用性需求。

在上述思想观念的导引下，形成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传统，王羲之因此也被罩上历史神圣的光环，成为可以超越时空的永恒楷模，有了完美的伟大人格力量。

借助楷模和传统而形成的书法秩序，还包括如下内容：作品系列、技术系列、审美系列、观念系列、理论系列，以及各种相关的衍生事物。

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也是书法秩序赖以存在的根本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化的秩序精神始于西周，礼乐文化是其先导，后有孔子、孟子等儒家学派的继承与发展，至汉武帝独尊儒学，历代相沿，于是形成三千年的传承大统。

书法是实用汉字的书写艺术，同时也是传播文化、维护统治的工具，由此决定了它对文化的依附性，也必须体现统治意志。

所以早在公元前十世纪，蜕变中的象形字即被改造成图案很强的大篆。

大篆具有明确的规范性和秩序感，是礼乐文化的产物，也是汉字形体演变的第一种正体。

其后大篆以字书的形式向下传承沿用，至秦代[被改造成新的正体小篆，东汉隶书、晋唐楷书都是接续性的正体，也都以晋严格的秩序感为主要特征。

直到清代，正体书法的艺术追求，也未能超越规范和秩序。

可以说，正体规范和秩序是明确书法为实用艺术的典范式样，也是近三千年书法传统发展的主线，即使草体的书法价值很高，仍不能取代它的地位。

正体对书写的技术性要求复杂的严格，古人总结了大量经验，统名之为“法度”，实际上是借助法度维护正体秩序。

正体的个性化艺术追求，只能在秩序中做很有限的调解变化，而更多的是把注意力转向内涵。

为保证书法秩序，历代政府都有严明的文字政策、考试与监察措施，并使之与读书人的仕途相联系，由此使正体秩序深入人心，自觉地维护它。

尊崇王羲之,旨在使汉代以后持续发展的正体和草体归于一元，以便约束草体的自由发展，破坏书法艺术的整体秩序。

事实证明，这一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书法艺术能够表现个性，抒发情感，古人多有验和说明，并且相当具体。

《笔论》认为，书法是一种排遣、抒情活动，在书写之前，要散去杂念，调整好精神状态，充分调动情感，放纵个性，然后书写。

如果勉强自己，就会失败。

《六体书论》也说：书法就象人们的面貌和天性各有不同，艺术原理虽一，而书写各随其好尚习惯，顺承情感活动则功成，违背心意即会失败。

有鉴于此，《书概》提出：“笔墨性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所以，调理性情，是书法艺术的首要任务。

至于书写之前如何调理性情，则往往因人而异，见解亦或有所不同，其中如何使人和书法统一起来，使性情心理准备进入最佳状态，则是共同的。

古人十分看重修身养性，故尔对书写前的准备论说较多，某些见解甚至比今人还要深入得多，很值得借鉴。

在书写当中，古人反复强调，要学会用笔转达心意，也就是强调用心在写。

怎样用心在写《书谱》提出，“心手双畅”的标准，即手和笔能随着情感的流动变化来书写，自然而然，反对刻意安排。

《笔意赞》提出“心手达情”也是此意。

落实到技术、视觉形式和内涵上面，《书谱》认为：必须先把握各种书体的风格美感，然后用笔去刻画表现点画的筋骨神彩，用枯笔去展示力量，用水墨去滋润或掩饰浮澡，用变化与和谐的速度、节奏来表现优雅与从容，做到这种程度，书法就能“达其性情，形其哀乐”。

一千多年前的古人能对书法这种抽象艺术的抒情原理有着如此深入的细致的把握，实在难能可贵。

《翰林要诀》也有很生动的分辩论说：喜悦时写字和平舒展，发怒时写字多粗率而多直折，悲哀时写字苦涩收敛，欢乐时写字优美流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