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世界经济格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如何应对10级经济系国贸（1）班孙云楠 01210132摘要：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活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联系、沟通、交流、互动的客观历史趋势。

它是伴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在西欧迅速发展,突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进程。

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深刻变革。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影响、应对、发展、利益、国际组织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成为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专业学术刊物和大众传媒充斥着关于“全球化时代”的言论。

不少国家政府以及企业界努力寻求回应全球化挑战的策。

全球化作为一个描述人类活动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相互融合的用语，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容。

人们越来越注意到经济要素跨国流动的过程，注意到这一过程对各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

很多人同意，全球化指的是在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市场经济进一步形成，国家和其他政治力量出现整合和重组，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大大加强。

80年代中期出现的“全球化”一词，在很多人看来，说的是世界经济更加一体化。

经济活动不仅在规模上是国际化的，而且在组织上也是全球化的。

因而，全球化经济体系的新颖之处不在于经济活动的跨国扩散，而在于国际生产和贸易由代表工业和商业资本核心国家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加以组织。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趋势。

目前，经济全球化已远远超经经济领域，正在对国际政治、安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

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一）促进发展模式创新。

全球化促进生产、资源、人员、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置、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

（二）促进国际利益融合。

利益融合既表现在经济领域，又表现在其他领域；既表现在双边领域又表现在多边领域。

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逐步深化，俱荣俱损局面开始形成。

全球经济链条越拧越紧，一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依赖增强。

除国家利益外，共同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明显增多。

利益融合有利于国家关系改善，国家间协调合作增多。

（三）促进安全内涵扩展。

安全已从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

恐怖主义、经济安全、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疫病蔓延、移民浪潮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增大，涉及到经济、民生、社会和自然等广泛领域。

非传统安全主要由人类发展的不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自然的不协调引起，其实质是发展问题。

非传统安全问题模糊了安全与发展的界限，增大了国际安全合作的紧迫性，挑战着传统安全的主导地位，缓和了国家间的军事对抗关系。

（四）促进国家主权转移。

全球化促进了国际组织的发展。

仅1990至1998年，国际组织就从26656个增至48350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250多个。

政府间国际组织成为全球性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实施者、全球性问题的管理者和全球性争端的解决者。

（五）推进国际体系转型。

现行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国家间名义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国际组织作用有限、霸权主义和“问题国家”得不到有效制约。

现行国际体系在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方面日渐乏力，其调整、完善和转型乃大势所趋。

今后几十年内新的国际体系有可能基本形成，其主要特征：一是世界格局多极化。

全球性问题增多将促进国际治理模式多样化，如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大国共治与中小国家共治、全球性国际组织治理与地区性国际组织治理等相互结合和相互补充。

五是和平渐进性。

以往国际体系的变革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这一次国际体系转型可能在保持总体和平状态下通过大国之间、南北方国家间的斗争、协商、妥协以渐进式改良逐步完成。

（六）推进人类文明进步。

人类有可能在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全球利益和全球治理基础上，形成人类新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新的人类文明，打破西方在人类文明中的主导地位，实现对西方文明的总体超越。

我们在看到全球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逐渐积累的负面作用也不能忽视。

（一）经济危机。

随着全球经济链条日益紧密，能源价格大幅攀升、金融秩序严重失控、大国经济明显衰退诱发全球经济衰退甚至危机的可能性增大。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其传导的速度、影响的深度可能远远超过以往的世界经济危机。

此外，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也最终会威胁全球与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动乱。

全球化导致国家间和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都有可能激化。

如美、英、法等发达国家传统产业大量外移，失业问题突显，社会风潮增多。

全球化还使各国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联系与互动增强，国际问题诱发国内动荡、国内问题引发国际动荡的机率都在增大。

（三）大国对抗。

有的国家背离全球化的演进方向、背离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没有放弃搞霸权主义，没有放弃搞战略扩张，没有放弃搞军备竞赛，没有放弃遏制其他新兴大国。

特别是它还将在一二十年内保持战略优势，一旦摆脱当前的战略困境，仍有再次挑起大国对抗的可能，那将对国际体系的转型、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产生严重危害。

（四）地区动荡。

全球化中边缘化的国家、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可能使用21世纪头20年内地区热点不是随全球化深入逐步减少而是继续增多，使地区热点对全球安全形势的牵动作用增大，使国际形势在总体和平状态下局部动荡继续加剧。

1998年3月，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

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

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那么，我们如何参与到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

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20多年来，中国的这一历史抉择经受了考验，和平崛起的进程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

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决非易事。

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

说矛盾凸显，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而言，带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战：第一个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

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后列；同时，由于发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艺总体水平低，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和总量的资源消耗包括能耗，却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能耗转移”。

这就使得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短缺，成为困扰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大难题。

第二个是生态环境的挑战。

中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状况恶化、资源耗费巨大回收率低而导致环境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同时，这也是中国领导层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个是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

比如，既要使GDP持续快速增长，又要加快社会建设步伐；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扩大社会就业；既要保持东部地区的强劲发展势头，又要促使东中西部共同发展；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从各方面反哺农村；既要注重公平、缩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扩大吸引外资，又要优化引资结构；既要以市场换技术，又要增强科技自主创新；既要深化各项改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既要推进市场竞争，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等等。

解决这一系列两难问题，都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统筹兼顾，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中国是历史上文化大国，也是现实中地缘政治大国，正致力于成为未来的综合性大国。

所有这些决定了她的战略定位及其选择不同于任何大国。

作为国际地位日渐提高、实力不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要，就构成了国家战略利益的主要方面。

各种需要之间彼此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系统：从基本的生存权益需要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通过自助成为一个对国际社会有重要贡献的大国。

第一，主权需要。

它包括领土完整，内政不被干涉，这是一国存在的基本需要。

主权需要与国家统一密切相联，互为一体。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主权过时论”在西方兴盛一时，“新干涉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就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

第二，稳定需要。

与主权需要一样，稳定需要同样涵盖了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内涵。

稳定分为内部社会稳定与周边环境的稳定。

前者需要强大政府并建立有力的政治、经济秩序，是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必要保障；后者是指建立在“主权需要”层面上的“防卫需要”，“防卫需要”也就是拥有影响和控制周边危险事态能力的需要，从而才能保证外部环境的安全。

第三，发展需要。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在拼命迅跑，以在未来竞争中争夺力量制高点。

对中国来说，发展既必要又紧迫，因为惟有发展才能提高综合国力，并使和平自主的对外政策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稳定是发展的保障，反过来，社会不发展、经济衰落，则内部社会震荡及民族问题会被激活，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

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国家制度及意识形态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

一个国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权不完整的表现。

对平等需要的强调，是对强权政治及霸权行为的反对，它要求利益与机会均等，反对因文化歧视、贸易歧视而对某国作出的单方面限制。

第五，正义需要。

中国的地缘政治及文化历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使命，即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使命感。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已为自己树立了作为大国的必要道义形象。

这种正义需要包括作为一个大国在联合国扮演积极的更富有建设性的角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小国、弱国权益、反对霸权主义方面始终树立自己的正义形象。

一个国家惟有发展具备一定实力，才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反过来，一个成为负责任的国家从而树立起正义形象，也必然给它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支持。

简言之，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求，是一个由基本层次向更高级层次的逐步递升的过程，利益需要层次的拓展，也就为外交及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更深的内涵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