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字的文化学价值(一)一造字法之文化学价值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

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

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

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

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

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

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

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

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

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

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

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

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

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

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

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

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

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

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

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

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

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

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

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

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

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

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

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

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

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

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

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

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

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

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

〔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

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

“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

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

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

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

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

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

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

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

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

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

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

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

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

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

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

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

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

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

形为义设，义依形存。

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

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

“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

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

（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

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

“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

”〔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

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

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

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

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

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

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

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

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

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

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

〔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

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

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

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

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

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

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

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

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

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

〔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

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

抽象性最强。

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

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

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

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

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

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

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

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

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

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

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

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