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不辨而辨文/毛天哲鲁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人一但处在需要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他的地位就已经非常屈辱。

”这句话虽然并非是针对周作人而说，但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为他的二弟周作人的凄楚一生所度身订做的预言。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四岁，生于1885年，他比鲁迅多活了三十年，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烈焰正炽时在北京辞世。

现代散文家、诗人。

文学翻译家。

原名栅寿。

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

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

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

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

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

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

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

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

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周作人与鲁迅二十年代初期反目，从此“动若如参商”，再也没有见面。

反目的原因至今也没有一个可以让人信服的解释。

看鲁迅的旧诗，有几篇《怀诸弟》真情毕现，是他那些投枪匕首风格以外少见的婉约之作。

周作人对兄弟反目，“至死不悔”。

鲁迅生前，他数缄其口。

直到晚年写的《知堂回想录》里，才隐约有点伤逝之情。

三十年代在北京，以周作人为中心，有一帮京派文人，形成了与鲁迅为中心的进步海派文人相对垒的局面。

不过，真正能和鲁迅极尽阳刚之气的作品相抗衡的也只有周作人那些苦涩回甘，外柔内刚的小品文。

晚期的作品真正到了炉火纯青，苍老遒劲的地步。

西有长庚，东有启明。

在中国现在文学史上，会稽周氏兄弟是两颗最璀璨的明星。

他们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代表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一个极有才气的人，语言天赋超人，未正经进过什么专门语言学校，他却先后学会了英语、古希腊语、梵文，而日语几乎和母语一样熟练，并以上面几种语言翻译了很多作品。

在日本时，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鲁迅笔译完成的。

他自小读书极多，博闻强记，对科举一路也算通品，第二次县考成绩把鲁迅远远抛在后面。

但给人感觉，他与鲁迅相比，创造性思维却要差很多，真知卓见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引博征、引经据典，而他自己的主张要透过字缝去找。

这是考试性人才的通病，其实现在也是如此。

鲁迅是看重周作人的，在他向外国介绍的当时中国著名作家中，第一个就是周作人，他临去世时，枕边还放着周的书。

反目后，鲁迅在公开场合指责过周不多，只是在和友人的通信中说过他“昏”。

这个评价真是一语中的。

周作人却常攻汗鲁迅。

刘半农去世后他那篇怀念文章中打油诗“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闻有笑声”皮里阳秋，直指鲁迅。

《老人的胡闹》那样的尖酸刻薄也是对鲁迅而发。

可笑的是，解放后为了稻粱谋，他写了大量回忆和阐释鲁迅的作品的文章。

让人既觉得鄙夷也心酸。

看周作人这个文学史上的巨大存在，怎么也绕不过去他变节附逆的那段历史。

一个有那样学养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大义面前耽于个人享受而落水，实在让人不解和扼腕。

沦陷期间，郭沫若提到他时说过百身莫赎的话，可见当时他在士林里是何等地位，“世穷节乃现”，他没有过好这一关。

让人气愤的是，直到死，他也没有真正后悔和忏悔过。

在抗战即将胜利时，汪伪分子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他竟能写考证宋太祖强幸小周后那样的文字，真是匪夷所思！周作人在晚年曾经写过一部是自述传：《知堂回想录》。

它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连载的方式，首发于《南洋商报》，几年后，在香港全书付印，而在国内出版则是九十年代的事了。

这本《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在七十七岁高龄时写下的，作为新文学的史料来看，这本书还是有重要的价值。

它虽然罗嗦，但很细致，可信度很高。

几乎完全没有六十年代大陆文人回忆录中，凭空编造、无限拔高的毛病。

它对周氏兄弟的家族、童年、求学、留日、五四新文化运动、兄弟失和、以及著者自己出任伪职、译书生涯等，都有详细的叙述。

前些年我曾看过周作人的《知堂杂诗抄》，周作人为这些诗先后写过两篇序，又有好些题记和自注，反复声明，一再解释，唯恐读者不能理解，这是有点不合此公写作之常态的。

这些诗和解说性文字加起来只能给人一个深刻印象：他自知大节有亏，难以做人，于是千方百计来表明心迹，以求人们的同情和谅解。

当过汉奸是他的一大心病，口头上说不愿解释，其实颇亟亟于此。

《知堂杂诗抄》是如此，后来我所看到的这部《知堂回想录》也是如此。

而这本书最被人炒做的是“兄弟失和”与“出任伪职”的部分，现在那些别有用心的文史学者，拿鲁迅祭旗的文坛新锐，无不以此大做文章。

对“兄弟失和”这件事，众人揣测纷纷，出现了多种说法，但兄弟二人在世时始终缄口不言，此后他们就没再怎么接触过。

这样一来，后世研究者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推断，比如“失敬”说、“调戏说”和“听窗”说。

其实都是些属于信口雌黄，扑风捉影的猜测。

1991年，千家驹先生在海外更是发布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论断：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日记。

原文是：“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

”千家驹解释说：“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

（千家驹：《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1991年《明报月刊》第1期）有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姓，而“迅”与“信”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

真佩服这些人的想象能力。

事实是：鲁迅一直不但照顾周作人夫妇的生活，还照顾羽太信子在日本的家庭，经常给她家寄钱，而那日记中记载的信和钱，不是寄给羽太信子的，而是寄给她家的，因为那时候，羽太信子根本不在日本，而在浙江。

“羽太家信”，不应该理解成“给羽太信子的家信”，而应该理解成“给羽太家的信”。

千家狗这哥们，别看他是大作家，文化水平的确一般。

人说望文生义不好，千家驹这驴驹连望文生义都不会，甚至还没学会断句。

其实在事后，很多与鲁迅、周作人有密切关系的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通过存留下的资料我们能看到一些真实：周老太太：“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说：正好当年5月14日他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但他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

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细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陌路，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在我看来，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所说近于事实。

周作人是听信了妻子的一面之词导致了兄弟失和。

信子由于不满意鲁迅反对周作人提出的把信子父母接来住，就对周作人说鲁迅常在他们的窗下偷听，这是做兄长的不检点。

周作人信以为真，致使他为这事向兄长递交了绝交书，鲁迅无从辩解，以搬出大宅院了事。

到了1924年初夏，鲁迅最后一次回到八道湾，他要取回一些东西，没想到他遭到周作人夫妇无情的痛骂，周作人还随手抄起一尺高的狮子铜香炉朝鲁迅头上砸去，幸好被门客夺下，鲁迅也毫不示弱地回敬了一只陶瓦枕。

至此，大家庭宣告完全破裂。

其实，作为普通人，兄弟的失和本是很平常的，不必探究过于细节性的问题。

这次失和，对于鲁迅和周作人或许都是一个一生都难以愈合的伤口。

鲁迅的小说《弟兄》，是在兄弟之情破裂后写的。

在文中，他却分明地表示了“脊令在原”的意思，《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

”他想告诉周作人，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他这个做大哥的还会像往日那样提供援助。

1934年周作人做《五十自寿诗》，一时激起轩然大波，各方面批评都很多，他还被进步青年们骂为“僵尸”、“自甘凉血”。

鲁迅对此持论却是既公且深，他在4月30日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

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若非深知周作人，不能说出这番话。

鲁迅更加知道周作人讨厌喊口号而喜欢实际之事功的作风，但兄弟之情拳拳，总希望他不要太任着性子来，以防不测，所以于周作人拒绝在救国宣言上具名一事，鲁迅认为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退后。

据说，鲁迅在世的最后几天，还在读周作人的书……反观周作人对此事的回忆及其充当汉奸一事，却充满了不辨而辨的况味。

在《知堂回想录》中针对此事他写了两节——“不辩解说”（上、下）。

标题虽然说的是不辩解，其实一如他在《知堂杂诗抄》中的行文。

口头上说不愿解释，其实颇亟亟于此。

文中上节是些东拉西扯的东西，从苏格拉底之死、嵇康与山涛绝交书，到倪云林的“一说便俗”，再到林冲在野猪林哀求免死时，差人董超的“说什么闲话，救你不得”，总的意思是辩解无用，一说便俗。

下节则说此事鲁迅生前无一字发表，以此称颂鲁迅的伟大。

但又似乎不经意地表明，鲁迅平素主张以直报怨的，并且还进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此次对“兄弟失和”却无一字发表，真属意外了，其隐约的含义是鲁迅理亏了，故默然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