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崭新的一页，中国的革命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它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的。

1840年，英国对清政府发动了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从此，我国不断受到列强的侵略与欺辱。

我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等都遭到破坏。

帝国主义势力通过其代理人------清政府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并与国内的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勾结，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镇压中国革命，致使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后，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开始普遍觉醒。

无数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发起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口号。

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

中国的革命之火开始熊熊燃烧。

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下，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一如我们所知，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之后，中国非但没有走上预期中的现代强国之路，反而处境比以前更加恶化：中国不仅一如既往地遭受外部威胁，内部更是长时间地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

因为辛亥革命只是摧毁了满清王朝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却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能力。

其后的国民革命虽然完成了中国的政治统一，但这种统一并不具有多少实质意义。

而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共产主义革命。

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历史必然性”呢？
就现代世界而论，革命领袖、革命政党和革命意识形态几乎成为非西方世界走向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

而具体到中国，革命领袖、革命政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则无疑构成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之所以说它是“历史必然性”，是因为这其中的每一步都没有其他选择。

第一，中国要想摆脱“亡国灭种”的厄运、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就必须变成一个具有高度社会整合与动员能力的现代国家。

纵观中国近代史，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曾经实验过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但是，它们最终都失败了。

事实证明，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以人民共和国代替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28年来的经验时，所指出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革命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

第二，要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社会整合与动员能力的现代国家，中国不可能选择温和的改良之路，比如君主立宪、议会选举等，而是只能通过激烈的革命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目标。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历了北伐战（1924-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和全国解放战争（1945-1949年）四个历史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击侵略者，抵御了外敌的入侵，赢得了抗战胜利，获得了民族的独立。

1945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最终于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三，革命若想取得成功，则必须通过革命领袖、革命政党和革命意识形态这三者的结合实现中国的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

中国共产党正是始终坚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的正确方向。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80年的时间内，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但是，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思想武器来抵御帝国主义，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起来，中国人民才有了新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

它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是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在于它能够在实践中为人们认识真理开辟道路。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独立自主地来思考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从而成功地使其具有了为中国人民所理解接受和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形式，最终领导全国人民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总而言之，中国的革命具备了革命成功所需的所有条件，它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